事实上,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大规模迅速传播是在15世纪以后,也就是说,是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才开始的。
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
郑和在海外确实进行过一些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活动。综合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发表的论著以及笔者粗浅的研究,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旧港、爪哇和马六甲等地。
(一)旧港 位于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巨港)是南洋重镇。明朝统一后,一些反明势力流亡到南洋诸岛,从事反明活动。有的沦为海盗,掠夺过往商旅。当时占踞旧港的陈祖义“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动辄便夺财物”。明初还不断有人从广东、福建等地逃居旧港。值得注意的是,从元到明的改朝换代之际,当时从大陆逃到南洋诸岛的人中有不少的是穆斯林。因此,清除海上交通障碍,重新确立大明对南洋的控制和影响,是郑和航行的主要任务之一。
郑和第一次航行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在旧港铲除海盗陈祖义,提拔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同时以招抚的手段,在旧港建立了与大明有密切联系的蕐人穆斯林社区。印尼学者巴林桐安写道:“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以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了蕐人社区。”这样,郑和便通过蕐人和伊斯兰教这两重关系确保旧港处于大明的控制之下。郑和不仅每次出航都要到旧港,而且在1424年(即在第六、第七次下西洋之间)又专程去旧港解决施进卿死后的继承问题,让其女儿施二姐继任旧港宣慰使,可见他对旧港地位的重视。
关于依靠蕐人穆斯林的问题,新加坡学者陈育崧说:“这些早期大明殖民地的居民是大明的穆斯林移民。在郑和的大力扶持下,形成了一个势力范围,宗教与贸易交织在一起进行……这个时期的大明移民,在上述冒险事业中都是先驱者,他们既是穆斯林,同时又在重要的贸易中心,如旧港、革尔昔等地积极建立各种伊斯兰社区,然后以此为基地开始了对当地居民进行改宗伊斯兰教的工作。”据陈育崧先生考证,后来在东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著名的“施大娘子俾那智”就是施进卿的女儿施二姐。
(二)爪哇 郑和下西洋时,爪哇各地也已有华人穆斯林。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道:“满者伯夷国有三等人……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郑和在爪哇也是采取依靠当地华人穆斯林的做法,并鼓励当地华人“爪哇化”,如采用爪哇人的名字、与当地人通婚等,这样就打下了伊斯兰教进一步传播的基础。郑和曾任命彭德文为当地华人社团领导人,彭的孙子彭瑞和后来成了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九贤”之一,被尊称为“苏南岸倍尔”(苏南即贤人)。据说爪哇“九贤”中就有5人是华裔。郑和访问爪哇之后,爪哇逐渐从佛教占统治地位过渡到了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16世纪初信奉伊斯兰教的淡目王国(Demak)消灭了佛教王国满者伯夷(Maia pahit),标志着爪哇伊斯兰化的最终完成。据一些东南亚学者考证,淡目王国的创立者罗登·巴达也是一位华裔,而且是彭瑞和的弟子。正是由于郑和有远见地帮助建立起华人穆斯林社区,最后通过他们使伊斯兰教传到爪哇各地。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外国史略》中写道:“众岛之中,牙瓦最贵,古名小爪哇……明永乐三年,有回回教师(指郑和)领大军强服其土民,使弃偶像,而拜回回教主。”马礼逊曾长期在南洋活动,搜集了不少材料,他的记述肯定是有一定依据的。《剑桥伊斯兰史》也说:“中国穆斯林给东爪哇的伊斯兰教留下了他们的印记……至今他们的后裔在外表上仍有别于当地的穆斯林。”爪哇民间至今仍流传着一些郑和在这里传教的传说。三宝垄、井里汶等地的清亖真寺在建筑风格上与中国南方的清亖真寺十分相似,都说明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三)马六甲 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地处东西海路交通的要冲,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满剌加。满剌加的伊斯兰化是与该国的第一位君主拜里迷苏剌(Para mesjwara)改宗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的。据《明史》载,拜里迷苏剌建立满剌加国后,受暹罗欺压,求助于中国。明帝同意给予帮助,1405年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并赐予诰印、袭衣等。但暹罗仍没有停止对满剌加的欺凌。于是,1409年郑和第三次航行时奉命来到暹罗和满剌加,一方面对暹罗提出警告,一方面正式为拜里迷苏剌举行命名封王仪式,赐银印、冠带袍服,“是后暹罗莫敢侵扰”【7】。满剌加此后便处于中国的保护之下,并迅速强大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拜里迷苏剌此时并不是穆斯林。
为了表达对中国的感激之情,拜里迷苏剌1411年亲自率领一个540多人的庞大使团随郑和船队来中国,受到明成祖的热情接待。正是在这次中国之行后,72岁的拜里迷苏剌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一个穆斯林,并把自己的称号也改为伊斯坎达尔·沙【9】(P236-264)。国王的改宗使满剌加成了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这个国家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伊斯坎达尔·沙于1412年和1413年又分别派他的两个侄子访问中国。1414年伊斯坎达尔·沙去世,其子即位后即到北京朝贡,以后于1419年又再次访问中国。他们从满剌加到中国的往返多是搭乘郑和船队。
不少人根据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曾记述满剌加“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持斋受戒诵经”,就认为郑和下西洋时满剌加已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其实,马欢从1413年(即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才开始参加郑和船队活动,而《瀛涯胜览》成书的时间更是在20多年之后,此时拜里迷苏剌已改信了伊斯兰教,满剌加的伊斯兰化已基本完成,所以马欢看到的自然就是“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了。
郑和在旧港、爪哇等地主要是靠在当地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扶植华人穆斯林势力来达到传播伊斯兰教的目的。马六甲的伊斯兰化则是通过该国统治者改宗而完成的,而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郑和在这一过程中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满剌加的伊斯兰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强大的满剌加穆斯林王国兴起后,加速了整个东南亚的伊斯兰化。
四)文莱和加里曼丹 文莱古称婆罗,当时也有很多华人移民。文莱的伊斯兰化是在郑和对这里的访问之后,而且与当地华人也有密切关系。《明史·婆罗传》载:“永乐三年十月遣使(即郑和)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竟据其国而王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访问了加里曼丹北部的另一个国家渤泥。后该国国王率150多人随第二次航海的郑和前来中国,后国王在中国病逝。与满剌加一样,渤泥的伊斯兰化也是在15世纪后期完成的。
印尼学者斯拉默穆利亚纳说:“郑和先是在巨港,后来在三发(位于西加里曼丹)建立穆斯林华人社区,接着又在爪哇沿海、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地建立类似的社区。他们遵照哈乃斐派的教义和义务用汉语传播伊斯兰教。”另一位著名的印尼伊斯兰教学者哈姆加在1961年写道:“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中国的一名穆斯林有着密切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西方学者也承认,在欧洲人来到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国人通过海上航行无可争辩地在东南亚起主导作用,而这一时期正是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的传入和大发展时期,这并不是一种巧合。
郑和与随他航行的马欢、郭崇礼、哈三、蒲和日等人都是穆斯林,据说他们每到一地都要举行伊斯兰教仪式并宣传教义。郑和第七次远航时,派出马欢等7人从古里前往伊斯兰圣地麦加(天方国)和麦地那,摹绘了麦加大清亖真寺图,后与麦加、麦地那派出的使者一起返回中国。这些也都是郑和在海外开展的重要伊斯兰活动。
明成祖选择郑和作为明朝正使远航,肯定考虑过他的穆斯林身份。中国当时已知道西域诸国信仰伊斯兰教,派一位穆斯林去与这些国家打交道,自然是要方便得多。虽然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传播伊斯兰教的义务,但他的航海毕竟是作为中国使臣进行的外交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宣德化而柔远人”、“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为大明帝国控制南洋诸国,并联络更远的伊斯兰国家。因此,他的伊斯兰教活动必须与他身负的使命一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郑和是做得非常圆满的。从上面我们看到,他通过伊斯兰教,不但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和控制。
至于说到郑和的家世,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到过麦加朝觐的“哈只”,无疑是当地有地位有身份的穆斯林。有的学者认为,郑和是元末云南穆斯林望族之后,甚至认为他是赛典赤的六世孙,并说其祖父和父亲都被封为滇阳侯。郑和的父亲1382年在明军征服云南时死去,当时只有39岁,显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死亡。郑和年仅11岁便被掳入宫中,沦为太监。有这样家庭背景和身世的郑和,尽管后来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但在伊斯兰教问题上仍然会有许多忌讳。这在一些史料中都有所反映,如在第一次下西洋前为其父立的《故马公墓志铭》中,郑和只称其父和祖父为“马哈只”,而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在第三次远航后,郑和奉命回故乡上坟,本来此事应该立碑纪念,但他也只在碑阴右上角作了简单的记录。这都说明郑和在关于其家世和宗教信仰上有难言之隐。那么,对于他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郑和一定也不愿宣传张扬。
一方面正统史学家不屑记载,另一方面郑和出于顾忌而不愿记载,结果就是这一重要的历史活动在中国史书中没有反映,成了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我国学者许友年先生1983年在《思想战线》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了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线索:一些印尼学者近年来提出了爪哇等地的伊斯兰教是郑和传入的,而他们的主要依据却都是在爪哇三宝垄的郑和庙中发现的中文资料。据说一位荷兰殖民官员1925年在三宝垄郑和庙中发现了大量中文文件,这些资料披露了关于印尼蕐人穆斯林社区建立和发展的许多情况。或许,正如许先生在文章中说的,事隔500多年之后,要揭开爪哇等地伊斯兰教传播之谜,离不开这些中文资料。
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传教活动,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是为他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服务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伊斯兰教是郑和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和作用,但其实际的效果是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与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