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奉命加强敌后游击工作，创建忠义救国军

“苏浙别动队”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惨重，剩下的特务大队，青浦、松江两训练班及佘山教导团及第五支队残余人员共1700多人，于1937年底退到安徽祁门县历口，被整编为教导第一团，由俞作柏任团长；第一支队残部则撤至遂安，与军统创建的其他游击部队合编为教导第二团；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总指挥部也改为别动队教导总团部，由戴笠亲自兼任总团长，俞作柏任副总团长，实际指挥。

1938年3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戴笠，要他“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至四月底，戴笠以别动队教导团为基础，广收散兵游勇，队伍再度扩大至万余人。5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苏浙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设总指挥部于汉口。迄1940年夏，忠义救国军扩充到四个纵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共辖28个大队，总人数近3万人，分布于浦东及京沪、沪杭铁路，京杭公路沿线一带。最盛时，忠义救国军曾有10万之众。

中美合作所帮助戴笠训练忠义救国军

关于忠救军的抗日表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在其《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曾如此写道：“尽管它由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活动而在中国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秋天，它的确有效地在长江三角洲开展了抗日游击战。1938年夏，有无数可靠的报告说，在该地区内陆坐船或卡车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袭击。尽管日军维持了他们通讯线路的通畅，但美国观察家们报告说‘游击队活动造成的伤亡很大’。而且，在当年9月和10月临训班的学生加入了‘忠义救国军’以后，游击活动的水平显然提高了。”——此一时期，中共部队还没有逾越国民政府的战区划分，大规模进入这一地区，只有一些小股武装在有限地活动。

魏斐德似乎并不了解1938年以后忠义救国军的抗日历史。所以有必要再引用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Mary Miles）晚年所著回忆录《神龙飞虎间谍战 戴笠和看不见的中美合作战争》一书中对忠义救国军的描述——梅乐斯当年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副主任，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的宗旨，即“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基于这一宗旨，中美合作所得美方军事人员曾多次参与组织训练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故而，梅乐斯对该部队的抗日经历，有比较多的了解。其回忆曾专辟一章，单独谈忠义救国军的历史。梅乐斯认为，中美合作所对忠义救国军的训练，起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除了中美合作所的通常营地和军事单位外，戴将军还悄悄的建立了一支非常特殊的游击部队，称作忠义救国军。……这支部队大半时候都在离上海并不很远之处活动。……日本人充分明白这个地区的重要，因此在珍珠港袭击前四年，便已开始在那边驻扎了大批军力，……但戴将军就在这一地区，维持着他的忠义救国军——一支为数两万余人，穿着制服，极有效力的军队。他们不但与一半以上由日本所供养维持的大批伪军，经常保持联络，而且还一贯的得到他们的协助。至1944年秋，设在距这一异常重要的地区不到一天步行路程的徽州附近的第一营地，便曾训练了约有八千忠义救国军的官兵，还设法供应了他们的枪支。忠义救国军在七年半对日本人的作战活动中，曾经牺牲了一万多人，这批训练的官兵，差不多就补充了这批损失的人数。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对这些部队越多给以训练，越多供以枪支，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便越多。在十个月中间，他们击毙了将近一万敌人，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了他们的效率。这个数字固然还不能与那些在华中受有同样训练的人所有的收获相比，但这个收获已是平均一杆枪杀死一个多敌人，而且这个工作是在中国受到敌人最充分控制的最艰苦地区进行的。”

中美合作所对忠义救国军的训练，开始于1943年。第一个训练班设立于安徽歙县雄村，即梅乐斯所说的“第一营地”；后来又陆续开设了20多个类似的训练班。各训练班的内容大同小异，以雄村训练班为例，其受训内容分军事、政治两方面，军事训练方面，有武器使用、爆破、投掷、防毒、劈刺、射击、演习、游泳、通讯、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搜索、筑城、测绘等科目；政治训练主要讲授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著作。学员结业后由美国教官授给美制武器弹药，官佐发给左轮或考尔德手枪，士兵发给卡宾步枪或汤姆生机枪，少数编为爆破组的发给炸药。学员毕业后，大多遣回原部。

要还原忠救军抗日历史的全貌目前还很难

忠救军主要活跃在江苏、浙江、安徽一带（此外，天津、河北也有忠义救国军第七路、第九路军在活动）。其活动究竟给日军带来多大的压力，取得怎样的效果？梅乐斯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已磨利了这时正对准指向日均占领区咽喉的这柄匕首。只要忠义救国军有所准备，可以随时出击，日本人便一天不能高枕无忧，不得不保持大批部队，来担任警备。当时便有七个师在其他地方亟需的部队，必须驻守在这一地区，甚至以如此庞大的军力，也还始终无法确定，忠义救国军下一次将在何处发动攻击。”

梅乐斯和他的一些同事曾到过忠救军作战的一线地区，所以了解到不少具体的忠救军抗日案例，这些案例也写进了他的回忆录里。譬如：“有一批我们始终未曾见到过的忠义救国军，是由一位伯纳·岳（编辑未能查找到其人的中文姓名）指挥的。他们专门从事破坏工作，诸如毁坏飞机、切断交通线、破坏电力发电厂等活动，使大大小小的日军疲于奔命。有一次，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发现离上海青浦不远的一处地方，日军藏有大批军火炸药。我们去电要他们把炸药炸掉。但使我大为意外的是，他们居然回电提出了反对，这对我来说，几乎就像是叛变造反起来，……我催得非常紧，因此伯纳·岳和他的部下……不久便拟好了一个他们认为可能有效的计划。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对这一军火贮藏库所在的地形非常熟悉……凭着这些条件我们的忠义救国军朋友，起草了一份传单的草稿，用无线电发给了我们。我们开始渐渐明白了在他们心里，究竟是在做些什么打算，因此，我们不但印出了两万份传单，而且还把这批传单交给了陈纳德将军，请他下次派一架飞机飞到那边去，把它们投在青浦和最靠近那个军火库的村子里。那些负责保护这个军火库的日本军官，知道了附近地方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将受到轰炸，无疑感到了极大不安。……在此情形下，日本人便赶紧把他们那些宝贵的军火运出来，开始搬到山里去，……分布在各处的忠义救国军部队，已经等在一些俯瞰各处小径的有利地形里，结果，他们不但把那些军火的大部分炸掉，同时还炸掉了许多日本人。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伯纳·岳为什么不同意我的建议，干脆把那座军火库一炸了事，而要费时费力地去做那么多各种准备——这批军火贮藏的地方紧邻着一个人口稠密的大村子，若贸然原地炸毁，很可能把村子里半数的人也一并炸死。”

梅乐斯曾在雄村训练营呆过不少时间，他发现这个训练营，实际上还担负着对日经济战的功效。大量的日占区“伪币”被运到雄村训练营，然后再通过忠义救国军之手，转运到敌占区去购买国军所需要的军备物资如汽油、轮胎、棉花等。训练营里的美国人还曾通过梅乐斯，征求到随同忠救军一起出发执行任务的机会；但美国人并不能适应忠救军高强度的纯体力行军，一位军官发了高烧，另一位则眼睛发炎到无法瞄准。袭击的具体成果，毁坏日军哨舍两所，炸毁铁路轨道五处。伤者除外，忠救军阵亡了七人，另有十六名中国人牺牲，美国人则被保护得毫发无伤，梅乐斯感慨道：“我们的孩子们终于了解，充分的训练和准备是绝不能掺假的”。

梅乐斯所了解到，其实只是忠义救国军抗日行动的一小部分。如果说梅乐斯是国民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其描述可能带有偏见的话，那么，当年的左翼刊物的报道，应该不会是虚言。1938年12月上海的《文献》杂志第三卷曾刊登有专栏特稿，题为《忠义救国军——活跃于东战场上的民众武装》，文章说：“他们——无论是农工大众，知识青年，以至于土匪流氓，都集合在忠义救国，抗日复兴的大纛之下组织起来了”；文章还对忠救军11月份的战果做了统计，一月内共发生九次战斗，仅l0日一天就有两次：一，“吴江某支队陈部自青浦某处挺进至昆山京沪线一带，并扫荡苏嘉路直达吴江，与日军激战十余次，毙日军百数十，毁日军用车二十辆，破坏公路及铁路二十余里，爆毁铁桥及桥梁十二座”；二，“常熟某支队郭部俘日军需船一艘，截获粮草甚夥”。文章还具体报道了一次战役经过，某支队接密报，“伪维新政府要逆将于9月30日早车由沪迁京(按：南京)”，奉命将无锡石塘湾铁路一段破坏，车过即倾覆，“预伏之忠义军乃加以袭击。大刀队亦出动乱斩。是役忠义军大获全胜，日军死亡八十九名，并截获军械子弹军旗刺刀，秘密文件日记照片无数。俘虏日军四名”。刊物的主编，是左翼作家、共产党员阿英（钱杏邨），其对忠义救国军抗日形状的描述，自然是相当可信的。

但可惜的，国内迄今为止，尚无任何研究忠义救国军的专业著作，忠救军敌后七年的抗日行动的全貌，很遗憾后人暂时还不能看到。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忠救军被编入交警总队，进入铁路、公路等交通部门。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而死后，这支武装力量在国民党内日趋没落。1949年5月，国共内战进至上海，交警总队大部被歼。

忠救军与日军、伪军、新四军之间的“四国演义”

各种大陆史料里，忠救军最大的历史罪状，莫过于其与日伪军的“勾结”。如江渭清在其回忆录《七十年征程》中说道：“‘忠救军’以第三战区后方为基地，以苏南东路为基本活动区域，并与沦陷区日伪势力暗中勾结，扮演了反共摩擦急先锋的角色。”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粟裕的电报里有真相

欲了解忠救军在苏浙皖地区的真实生存状况，不妨先来看一封粟裕的军事电报：

陈、饶、赖（编辑注：陈毅、饶漱石、赖传珠）：

一、“忠救”二个支队约二千余人，于一月利用伪军关系，北渡犯我地区，窜入靖江地区。我曾派队进击，因其靠近敌伪据点，我未能奏效。最近我想集中主力歼灭之，但敌向我反复“扫荡”，计划又延时间。近又以二个团进击宣家堡伪军，而“忠救”公开出击增援，其政治上完全破产。由于此，敌寇知伪顽关系，遂派队“扫荡”“忠救”，将其支队长汪浩然(汪浩然，当时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教导第1团团长)俘去。“忠救”见敌寇“扫荡”，我大军北面堵击，伪军关系被敌发觉，在苏北不能立足，遂窜回江南。另一面由于浙省战事，皖南顽军东调，苏南、皖南阵地空虚，调回填防，亦是原因之一。二、此次“忠救”渡江南窜时，在铁路上被敌截击，失散二百余人。我武进县府截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三支。三、“忠救”到金丹武区（指江苏省金坛、丹阳、武进地区），为求立足可能，在该地与我找磨擦。我应设法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有力的打击、如在敌伪据点不便集中主力时，应在有利时机予以奇袭，逐渐消耗。但该部战斗力相当强，不亚于四十师、五十二师、一零八师，你们不可轻视。如仅以三个连兵力进击之，万一不利，则你们在苏南工作将会受到影响。你们应慎重留意。四、我已令十八旅继续派兵南渡，加强活动，开展工作，以防“忠救”再行北窜。

粟裕 六月六日（粟裕关于“忠义救国军”北犯和南撤经过致十六旅并陈毅等电(1942年6月6日)，引自《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

电报里提到了这么几个关键信息：1、忠救军与伪军是合作关系（这一点梅乐斯也是毫不否认的，前文曾提及），曾联手进攻新四军控制地区；2、新四军进攻伪军时，忠救军曾公开出动增援；3、因忠救军出面救援伪军，而引起日军对伪军的怀疑和整顿。这封电报其实已能够说明忠救军当日在敌后的基本生存策略：抗日、联伪、打击新四军。

其实，在1943年春，戴笠由重庆到皖南“忠救军”总部视察，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时，曾公开阐述过忠救军的这一生存策略。戴笠说：“部队在沦陷区活动，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伪军，否则部队就陷于敌伪匪(指新四军)三面环伺之下，我们就只有挨打，但利用伪军必须保守秘密，免得敌人发觉，使他们(指伪军)受到影响。过去龚国梁、丁锡山的垮台(龚、丁二人因和‘忠救军’合作，接受了番号，被日寇知道了，以后都被日寇缴枪或解除了军职)就是一个教训，而且有些人还会说我们的坏话，当然对你们的部下，也要说清楚，不要什么误会……我们要控制沦陷区，如果不利用这些伪军的力量，这些力量，必然会被别人抓去。”

曾在“忠救军”内做过干部的吴靖洲、胡啸华、何鹏章、姜溢三、董南辕、陈旭初等人，1949年后留在大陆，曾合作撰写过文章《军统局“忠义救国军”勾结与收编伪军情况》，翔实而客观地回忆了忠救军当日与日、伪及中共军队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不少具体案例。下面试举几例：

例一：忠救军利用伪军送来的情报打击日军

依照戴笠的指示，忠救军对沦陷区的伪军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之成为忠救军埋藏在日军阵营里的“内应”。据吴靖洲、胡啸华等人回忆：“（忠救军）这些人的进出沦陷区，都是由江阴青阳伪军高杏宝掩护接送的。高部有两艘小汽轮，经常挂着清乡大队的旗帜，由青阳经无锡穿过太湖至宜兴的官村或徐舍，接送‘忠救军’来来去去的官员及替‘忠救军’接运弹药等军需物品。同时‘忠救军’指挥所及一、四两团之中有很多官员都携带有‘清乡大队’的身份证，他们进出无锡市区采办物资通行无阻，因当时所谓‘清乡委员会’及‘清乡大队’之类的伪组织是最吃香的，最时髦的机关，连日本鬼子都让他们三分。”

通风报信更是伪军和忠救军之间的常见合作：“1941年12月下旬，横山桥伪自卫团团长周德纯和清乡大队蒋鼎生二人合送来一个情报给焦店的指挥所，说是常州的日酋中岛亮中佐和苏州昆山的树泽大佐联队及江阴的田中新一少佐等日军，计划水陆并进从四面包围‘忠救军’于焦店附近。参谋长刘纬得此消息后，即将第一团撤至麻皮桥，第四团撤至双庙附近。因伪军这个情报，使‘忠救军’有了准备，故12月27日当日军围攻‘忠救军’时，被‘忠救军’打垮了两路日军，俘虏了田中新一少佐以下四五十人。”

例二：忠救军屡次救援被新四军围困的伪军

据吴靖洲、胡啸华等人说，1943年秋马志超接任“忠救军”总指挥后，严格执行戴笠的指示，要求凡进入沦陷区的部队，必须多方面和伪军联系，并策反伪军作为扩充实力，控制敌占区的主要办法，故一直到抗战胜利，该军和驻地周围苏浙皖边区的伪军，除了被收编的之外，其他大都保持联系，或给以番号名义。也因此，在新四军进攻伪军时，与伪军保持合作关系的忠救军屡次出动救援伪军：

“在日军几次下乡扫荡时，‘忠救军’总是躲在伪军驻地附近，有时竟住进伪军的营房中去。例如泰兴孔实桥是伪第二十四师副师长兼团长王剑齐的驻地，‘忠救军’一、四两团团长等官员及部队曾多次住在王的营房中吃、喝、打牌，勾结甚紧。在3月间有一次新四军部队将宣家堡的伪军一个旅(旅长娄元勋约1000余人)包围攻击即将缴枪，颜秀五和王剑齐要求汪浩然援助、解围，汪即派副团长王力忠率两个营，由孔家桥附近出发连夜赶往宣家堡，从新四军侧背袭击，新四军部队被迫撤退，救出了这支伪军。因此这些伪军对‘忠救军’的经济上和军粮上也颇多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