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奉命加強敵後游擊工作，創建忠義救國軍

“蘇浙別動隊”在淞滬會戰中傷亡慘重，剩下的特務大隊，青浦、松江兩訓練班及佘山教導團及第五支隊殘餘人員共1700多人，於1937年底退到安徽祁門縣歷口，被整編為教導第一團，由俞作柏任團長；第一支隊殘部則撤至遂安，與軍統創建的其他游擊部隊合編為教導第二團；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總指揮部也改為別動隊教導總團部，由戴笠親自兼任總團長，俞作柏任副總團長，實際指揮。

1938年3月1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戴笠，要他“收容整編流散浦東及京滬，滬杭沿線的國軍，加強敵後游擊工作”。至四月底，戴笠以別動隊教導團為基礎，廣收散兵游勇，隊伍再度擴大至萬餘人。5月，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批准，蘇浙別動隊改名為忠義救國軍，設總指揮部於漢口。迄1940年夏，忠義救國軍擴充到四個縱隊，一個南京行動總隊，共轄28個大隊，總人數近3萬人，分布於浦東及京滬、滬杭鐵路，京杭公路沿線一帶。最盛時，忠義救國軍曾有10萬之眾。

中美合作所幫助戴笠訓練忠義救國軍

關於忠救軍的抗日表現，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魏斐德在其《戴笠與中國特工》一書中曾如此寫道：“儘管它由於反對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的活動而在中國進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秋天，它的確有效地在長江三角洲開展了抗日游擊戰。1938年夏，有無數可靠的報告說，在該地區內陸坐船或卡車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襲擊。儘管日軍維持了他們通訊線路的通暢，但美國觀察家們報告說‘游擊隊活動造成的傷亡很大’。而且，在當年9月和10月臨訓班的學生加入了‘忠義救國軍’以後，游擊活動的水平顯然提高了。”——此一時期，中共部隊還沒有逾越國民政府的戰區劃分，大規模進入這一地區，只有一些小股武裝在有限地活動。

魏斐德似乎並不了解1938年以後忠義救國軍的抗日歷史。所以有必要再引用美國海軍中校梅樂斯（Mary Miles）晚年所著回憶錄《神龍飛虎間諜戰 戴笠和看不見的中美合作戰爭》一書中對忠義救國軍的描述——梅樂斯當年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副主任，而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成立的宗旨，即“交換日軍海陸空軍事情報和搜集中國大陸氣象情報，訓練游擊隊，挺進日軍後方，協助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作戰，共同迅速殲滅日寇。”基於這一宗旨，中美合作所得美方軍事人員曾多次參與組織訓練戴笠的忠義救國軍，故而，梅樂斯對該部隊的抗日經歷，有比較多的了解。其回憶曾專辟一章，單獨談忠義救國軍的歷史。梅樂斯認為，中美合作所對忠義救國軍的訓練，起到了相當好的效果：

“除了中美合作所的通常營地和軍事單位外，戴將軍還悄悄的建立了一支非常特殊的游擊部隊，稱作忠義救國軍。……這支部隊大半時候都在離上海並不很遠之處活動。……日本人充分明白這個地區的重要，因此在珍珠港襲擊前四年，便已開始在那邊駐紮了大批軍力，……但戴將軍就在這一地區，維持着他的忠義救國軍——一支為數兩萬餘人，穿着制服，極有效力的軍隊。他們不但與一半以上由日本所供養維持的大批偽軍，經常保持聯絡，而且還一貫的得到他們的協助。至1944年秋，設在距這一異常重要的地區不到一天步行路程的徽州附近的第一營地，便曾訓練了約有八千忠義救國軍的官兵，還設法供應了他們的槍支。忠義救國軍在七年半對日本人的作戰活動中，曾經犧牲了一萬多人，這批訓練的官兵，差不多就補充了這批損失的人數。現在，我們知道，我們對這些部隊越多給以訓練，越多供以槍支，他們所採取的行動便越多。在十個月中間，他們擊斃了將近一萬敵人，從這一點就可以證明了他們的效率。這個數字固然還不能與那些在華中受有同樣訓練的人所有的收穫相比，但這個收穫已是平均一桿槍殺死一個多敵人，而且這個工作是在中國受到敵人最充分控制的最艱苦地區進行的。”

中美合作所對忠義救國軍的訓練，開始於1943年。第一個訓練班設立於安徽歙縣雄村，即梅樂斯所說的“第一營地”；後來又陸續開設了20多個類似的訓練班。各訓練班的內容大同小異，以雄村訓練班為例，其受訓內容分軍事、政治兩方面，軍事訓練方面，有武器使用、爆破、投擲、防毒、劈刺、射擊、演習、游泳、通訊、特工、情報、化裝、擒拿、搜索、築城、測繪等科目；政治訓練主要講授三民主義和蔣介石著作。學員結業後由美國教官授給美制武器彈藥，官佐發給左輪或考爾德手槍，士兵發給卡賓步槍或湯姆生機槍，少數編為爆破組的發給炸藥。學員畢業後，大多遣回原部。

要還原忠救軍抗日歷史的全貌目前還很難

忠救軍主要活躍在江蘇、浙江、安徽一帶（此外，天津、河北也有忠義救國軍第七路、第九路軍在活動）。其活動究竟給日軍帶來多大的壓力，取得怎樣的效果？梅樂斯在回憶錄中說：“我們已磨利了這時正對準指向日均占領區咽喉的這柄匕首。只要忠義救國軍有所準備，可以隨時出擊，日本人便一天不能高枕無憂，不得不保持大批部隊，來擔任警備。當時便有七個師在其他地方亟需的部隊，必須駐守在這一地區，甚至以如此龐大的軍力，也還始終無法確定，忠義救國軍下一次將在何處發動攻擊。”

梅樂斯和他的一些同事曾到過忠救軍作戰的一線地區，所以了解到不少具體的忠救軍抗日案例，這些案例也寫進了他的回憶錄里。譬如：“有一批我們始終未曾見到過的忠義救國軍，是由一位伯納·岳（編輯未能查找到其人的中文姓名）指揮的。他們專門從事破壞工作，諸如毀壞飛機、切斷交通線、破壞電力發電廠等活動，使大大小小的日軍疲於奔命。有一次，我們知道，他們已經發現離上海青浦不遠的一處地方，日軍藏有大批軍火炸藥。我們去電要他們把炸藥炸掉。但使我大為意外的是，他們居然回電提出了反對，這對我來說，幾乎就像是叛變造反起來，……我催得非常緊，因此伯納·岳和他的部下……不久便擬好了一個他們認為可能有效的計劃。在他們中間，有些人對這一軍火貯藏庫所在的地形非常熟悉……憑着這些條件我們的忠義救國軍朋友，起草了一份傳單的草稿，用無線電發給了我們。我們開始漸漸明白了在他們心裡，究竟是在做些什麼打算，因此，我們不但印出了兩萬份傳單，而且還把這批傳單交給了陳納德將軍，請他下次派一架飛機飛到那邊去，把它們投在青浦和最靠近那個軍火庫的村子裡。那些負責保護這個軍火庫的日本軍官，知道了附近地方在二十四小時內，就將受到轟炸，無疑感到了極大不安。……在此情形下，日本人便趕緊把他們那些寶貴的軍火運出來，開始搬到山裡去，……分布在各處的忠義救國軍部隊，已經等在一些俯瞰各處小徑的有利地形里，結果，他們不但把那些軍火的大部分炸掉，同時還炸掉了許多日本人。直到後來，我才知道，伯納·岳為什麼不同意我的建議，乾脆把那座軍火庫一炸了事，而要費時費力地去做那麼多各種準備——這批軍火貯藏的地方緊鄰着一個人口稠密的大村子，若貿然原地炸毀，很可能把村子裡半數的人也一併炸死。”

梅樂斯曾在雄村訓練營呆過不少時間，他發現這個訓練營，實際上還擔負着對日經濟戰的功效。大量的日占區“偽幣”被運到雄村訓練營，然後再通過忠義救國軍之手，轉運到敵占區去購買國軍所需要的軍備物資如汽油、輪胎、棉花等。訓練營里的美國人還曾通過梅樂斯，徵求到隨同忠救軍一起出發執行任務的機會；但美國人並不能適應忠救軍高強度的純體力行軍，一位軍官發了高燒，另一位則眼睛發炎到無法瞄準。襲擊的具體成果，毀壞日軍哨舍兩所，炸毀鐵路軌道五處。傷者除外，忠救軍陣亡了七人，另有十六名中國人犧牲，美國人則被保護得毫髮無傷，梅樂斯感慨道：“我們的孩子們終於了解，充分的訓練和準備是絕不能摻假的”。

梅樂斯所了解到，其實只是忠義救國軍抗日行動的一小部分。如果說梅樂斯是國民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其描述可能帶有偏見的話，那麼，當年的左翼刊物的報道，應該不會是虛言。1938年12月上海的《文獻》雜誌第三卷曾刊登有專欄特稿，題為《忠義救國軍——活躍於東戰場上的民眾武裝》，文章說：“他們——無論是農工大眾，知識青年，以至於土匪流氓，都集合在忠義救國，抗日復興的大纛之下組織起來了”；文章還對忠救軍11月份的戰果做了統計，一月內共發生九次戰鬥，僅l0日一天就有兩次：一，“吳江某支隊陳部自青浦某處挺進至崑山京滬線一帶，並掃蕩蘇嘉路直達吳江，與日軍激戰十餘次，斃日軍百數十，毀日軍用車二十輛，破壞公路及鐵路二十餘里，爆毀鐵橋及橋梁十二座”；二，“常熟某支隊郭部俘日軍需船一艘，截獲糧草甚夥”。文章還具體報道了一次戰役經過，某支隊接密報，“偽維新政府要逆將於9月30日早車由滬遷京(按：南京)”，奉命將無錫石塘灣鐵路一段破壞，車過即傾覆，“預伏之忠義軍乃加以襲擊。大刀隊亦出動亂斬。是役忠義軍大獲全勝，日軍死亡八十九名，並截獲軍械子彈軍旗刺刀，秘密文件日記照片無數。俘虜日軍四名”。刊物的主編，是左翼作家、共產黨員阿英（錢杏邨），其對忠義救國軍抗日形狀的描述，自然是相當可信的。

但可惜的，國內迄今為止，尚無任何研究忠義救國軍的專業著作，忠救軍敵後七年的抗日行動的全貌，很遺憾後人暫時還不能看到。抗戰勝利後，大部分忠救軍被編入交警總隊，進入鐵路、公路等交通部門。1946年戴笠飛機失事而死後，這支武裝力量在國民黨內日趨沒落。1949年5月，國共內戰進至上海，交警總隊大部被殲。

忠救軍與日軍、偽軍、新四軍之間的“四國演義”

各種大陸史料里，忠救軍最大的歷史罪狀，莫過於其與日偽軍的“勾結”。如江渭清在其回憶錄《七十年征程》中說道：“‘忠救軍’以第三戰區後方為基地，以蘇南東路為基本活動區域，並與淪陷區日偽勢力暗中勾結，扮演了反共摩擦急先鋒的角色。”那麼，事實究竟如何呢？

粟裕的電報里有真相

欲了解忠救軍在蘇浙皖地區的真實生存狀況，不妨先來看一封粟裕的軍事電報：

陳、饒、賴（編輯註：陳毅、饒漱石、賴傳珠）：

一、“忠救”二個支隊約二千餘人，於一月利用偽軍關係，北渡犯我地區，竄入靖江地區。我曾派隊進擊，因其靠近敵偽據點，我未能奏效。最近我想集中主力殲滅之，但敵向我反覆“掃蕩”，計劃又延時間。近又以二個團進擊宣家堡偽軍，而“忠救”公開出擊增援，其政治上完全破產。由於此，敵寇知偽頑關係，遂派隊“掃蕩”“忠救”，將其支隊長汪浩然(汪浩然，當時是國民黨“忠義救國軍”教導第1團團長)俘去。“忠救”見敵寇“掃蕩”，我大軍北面堵擊，偽軍關係被敵發覺，在蘇北不能立足，遂竄回江南。另一面由於浙省戰事，皖南頑軍東調，蘇南、皖南陣地空虛，調回填防，亦是原因之一。二、此次“忠救”渡江南竄時，在鐵路上被敵截擊，失散二百餘人。我武進縣府截獲輕機槍一挺，步槍三支。三、“忠救”到金丹武區（指江蘇省金壇、丹陽、武進地區），為求立足可能，在該地與我找磨擦。我應設法集中優勢兵力，予以有力的打擊、如在敵偽據點不便集中主力時，應在有利時機予以奇襲，逐漸消耗。但該部戰鬥力相當強，不亞於四十師、五十二師、一零八師，你們不可輕視。如僅以三個連兵力進擊之，萬一不利，則你們在蘇南工作將會受到影響。你們應慎重留意。四、我已令十八旅繼續派兵南渡，加強活動，開展工作，以防“忠救”再行北竄。

粟裕 六月六日（粟裕關於“忠義救國軍”北犯和南撤經過致十六旅並陳毅等電(1942年6月6日)，引自《新四軍文獻(3)》，解放軍出版社）

電報里提到了這麼幾個關鍵信息：1、忠救軍與偽軍是合作關係（這一點梅樂斯也是毫不否認的，前文曾提及），曾聯手進攻新四軍控制地區；2、新四軍進攻偽軍時，忠救軍曾公開出動增援；3、因忠救軍出面救援偽軍，而引起日軍對偽軍的懷疑和整頓。這封電報其實已能夠說明忠救軍當日在敵後的基本生存策略：抗日、聯偽、打擊新四軍。

其實，在1943年春，戴笠由重慶到皖南“忠救軍”總部視察，召集營以上幹部會議時，曾公開闡述過忠救軍的這一生存策略。戴笠說：“部隊在淪陷區活動，必須抓住一切機會利用偽軍，否則部隊就陷於敵偽匪(指新四軍)三面環伺之下，我們就只有挨打，但利用偽軍必須保守秘密，免得敵人發覺，使他們(指偽軍)受到影響。過去龔國梁、丁錫山的垮台(龔、丁二人因和‘忠救軍’合作，接受了番號，被日寇知道了，以後都被日寇繳槍或解除了軍職)就是一個教訓，而且有些人還會說我們的壞話，當然對你們的部下，也要說清楚，不要什麼誤會……我們要控制淪陷區，如果不利用這些偽軍的力量，這些力量，必然會被別人抓去。”

曾在“忠救軍”內做過幹部的吳靖洲、胡嘯華、何鵬章、姜溢三、董南轅、陳旭初等人，1949年後留在大陸，曾合作撰寫過文章《軍統局“忠義救國軍”勾結與收編偽軍情況》，翔實而客觀地回憶了忠救軍當日與日、偽及中共軍隊之間的關係，其中有不少具體案例。下面試舉幾例：

例一：忠救軍利用偽軍送來的情報打擊日軍

依照戴笠的指示，忠救軍對淪陷區的偽軍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之成為忠救軍埋藏在日軍陣營里的“內應”。據吳靖洲、胡嘯華等人回憶：“（忠救軍）這些人的進出淪陷區，都是由江陰青陽偽軍高杏寶掩護接送的。高部有兩艘小汽輪，經常掛着清鄉大隊的旗幟，由青陽經無錫穿過太湖至宜興的官村或徐舍，接送‘忠救軍’來來去去的官員及替‘忠救軍’接運彈藥等軍需物品。同時‘忠救軍’指揮所及一、四兩團之中有很多官員都攜帶有‘清鄉大隊’的身份證，他們進出無錫市區採辦物資通行無阻，因當時所謂‘清鄉委員會’及‘清鄉大隊’之類的偽組織是最吃香的，最時髦的機關，連日本鬼子都讓他們三分。”

通風報信更是偽軍和忠救軍之間的常見合作：“1941年12月下旬，橫山橋偽自衛團團長周德純和清鄉大隊蔣鼎生二人合送來一個情報給焦店的指揮所，說是常州的日酋中島亮中佐和蘇州崑山的樹澤大佐聯隊及江陰的田中新一少佐等日軍，計划水陸並進從四面包圍‘忠救軍’於焦店附近。參謀長劉緯得此消息後，即將第一團撤至麻皮橋，第四團撤至雙廟附近。因偽軍這個情報，使‘忠救軍’有了準備，故12月27日當日軍圍攻‘忠救軍’時，被‘忠救軍’打垮了兩路日軍，俘虜了田中新一少佐以下四五十人。”

例二：忠救軍屢次救援被新四軍圍困的偽軍

據吳靖洲、胡嘯華等人說，1943年秋馬志超接任“忠救軍”總指揮後，嚴格執行戴笠的指示，要求凡進入淪陷區的部隊，必須多方面和偽軍聯繫，並策反偽軍作為擴充實力，控制敵占區的主要辦法，故一直到抗戰勝利，該軍和駐地周圍蘇浙皖邊區的偽軍，除了被收編的之外，其他大都保持聯繫，或給以番號名義。也因此，在新四軍進攻偽軍時，與偽軍保持合作關係的忠救軍屢次出動救援偽軍：

“在日軍幾次下鄉掃蕩時，‘忠救軍’總是躲在偽軍駐地附近，有時竟住進偽軍的營房中去。例如泰興孔實橋是偽第二十四師副師長兼團長王劍齊的駐地，‘忠救軍’一、四兩團團長等官員及部隊曾多次住在王的營房中吃、喝、打牌，勾結甚緊。在3月間有一次新四軍部隊將宣家堡的偽軍一個旅(旅長婁元勛約1000餘人)包圍攻擊即將繳槍，顏秀五和王劍齊要求汪浩然援助、解圍，汪即派副團長王力忠率兩個營，由孔家橋附近出發連夜趕往宣家堡，從新四軍側背襲擊，新四軍部隊被迫撤退，救出了這支偽軍。因此這些偽軍對‘忠救軍’的經濟上和軍糧上也頗多接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