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救国军”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组建的一支游击武装，受国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管辖，其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一支在淞沪抗战期间有过光荣历史的游击部队。

“苏浙别动队”不是什么流氓地痞武装

1937年8月13日，日军调集20万军队、100余架飞机，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8月16日，时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戴笠奉命赶赴上海组织游击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因此成立。9月4日和9月7日蒋介石给戴笠的侍参电曾明确要求其与杜月笙合作，在1个月之内组成1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活动。9月4日也因此被定为“苏浙别动队”成立的纪念日。

大陆方面许多史料提及这支“苏浙别动队”时，往往笼统地称其主要由上海青红帮的流氓地痞组成。这样说是错误的，也无法解释“别动队”稍后与日军作战时何以能够前赴后继不畏牺牲。具体来说，在“别动队”所辖的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中：除了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上层干部和基层士兵构成上，帮会分子较多以外，第四、第五支队以及特务大队的官兵，基本上都是由国民政府的职业情报人员以及受过国府军事训练的青年、以及高中以上学历的学生组成。而各部队的中下层干部，则全部是戴笠从各处搜罗筛选而来的青年精英，包括：600多名正规军校毕业的尉、校级军官；100多名南京中央警官学校的优秀学员；200多名南京特务处本部的中高级干部；以及600余名从张发奎部队抽调过来的成熟的班长、副班长一级的老兵。所以，即便是在以青帮成员为支队长的第二、第三支队，其下属的大队长、中队长，也已经被戴笠清一色地安排上了黄埔同学。此外，戴笠在注意到别动队成员中有不少应募而来的知识青年后，还曾先后设立了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佘山教导团三个培训机构，专门培养各支队的中下级干部。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支队中的第三大队，因上海青红帮大佬向松坡等人的推荐，其下属第三中队，是由共产党人负责组建的。

别动队在淞沪抗战中牺牲至为惨烈

别动队全盛时官兵人数约在万人上下。但成立仓促，只经过短期集训即被派上了淞沪战场，配合正规军甚至充当正规军加入作战，其牺牲至为惨烈。如第四支队在淞沪抗战第二阶段奉命至闸北掩护正规军撤往苏州河南岸。该支队全员奋力阻击日军进攻，凭借街屋进行巷战，逐街逐屋与日军争夺。但无奈勇敢有余而军事素养不足，全支队2500余人牺牲殆尽，但其阻击为正规军的转移和布设新阵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再如松江特训班全班500余人，以训练学习各种侦探技术为目的，故未曾派往前线与日军短兵相接，但终不免遭到日军的突然轰炸，幸存学员不足50人，该班设于金山卫的学员大队大队长、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廖曙东，在撤退时跃入一水潭，被日军包围，廖用自己的配枪击毙逼近的十数名敌兵，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日军乱枪扫射下壮烈牺牲。

曾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校人事科长的文强，晚年回忆“苏浙别动队”这段壮烈的抗战历史时如此说道：

“这个部队，除第五支队布置于南市一带，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敌谍、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余第一、二、三、四支队十二个大队，均按预定计划，配合正规军部署于苏州河沿岸。因敌军炮火猛烈，虽难于深入敌后，但与正规军一起同日军血战，都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我曾亲到前线视察慰问多次，见各大队坚持奋战到底，自动去堵击阵地突破口的敌人，无论如何令其后撤也不听，虽伤亡惨重，犹战斗不止。我在前线亲见一支队长李穰，周身捆上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机手枪，高呼着率领队员，向敌冲锋，负重伤仍不下火线。又见朱学范支队之盛瑜大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率领一个中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该中队指导员朱巨阵亡时，高喊：‘为指导员报仇！’他的呼声，激励着战士个个奋战扬威，向敌阵冲去，压倒了敌军气焰。毛勋负重伤后，与该中队幸存的战士掩蔽在一座便桥下柴堆里，被敌机发现，惨遭轰炸扫射，死伤累累，毛本人周身着火，胡须头发烧光，两耳震聋，从桥边一直滚到水里才得救。他是湖南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在长沙见到他，虽然伤重身残，但他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含笑着对抗日胜利表示深深的祝贺，爱国英雄志士，何止千万。……上海战役撤退后，我改调为前方办事处处长，从南通天生港绕道到苏州、句容等地，负责收容别动队撤散的部队。我派出六个收容小组四出收容，仅得万人中的两千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同心同德抗日救国的精神，永远不可磨灭。”

别动队里的中共部队的表现

苏浙别动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是一支共产党部队。这支特殊部队是怎么进入苏浙别动队的？其在淞沪抗战中的表现如何？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上海抗日救亡史》一书如此记载：

“国民党派戴笠到上海……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纵队。……由于上海地下党张执一、陈家康与向松坡有统战联系，经过协商，我们党得到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番号。第三大队共500多人，由任达任大队长。张爱萍传达中央的指示说：中央估计上海是守不住的，我们现在要利用这个番号，组织武装。如果上海暂时失败，可以把这支武装拉到郊县，作为上海党领导的一支农村武装游击队力量。……任达和两个中队长见了别动纵队负责人戴笠，向他提出三点要求：(1)人员编制已配齐，公选我当大队长，总部不必再安排人进来；(2)要求给养、装备，武器弹药的分配上一视同仁，和其他大队一样；(3)队伍没有受到训练，没有作战经验，只能打打游击，不能正面作战。要求下达作战命令时考虑到这一点。戴笠当场表示同意。”

“9月中旬，队伍开到松江莘庄，领取武器，共领到步枪250支，机枪(快慢机)100支，每人领到4颗手榴弹，但不发军装，只穿便服，就地训练。戴笠违反诺言，任命黄埔军校毕业生任中校大队长，任达改为少校副大队长，还派了督导员，文书和庶务长，上述四人都是特务，是来监视控制第三大队的。10月上旬，第三大队接到命令，从莘庄赶到华漕镇接防，要求第一中队越过磅北桥进入北岸阵地。任务是发现日本军队来，就把桥炸掉。第二天中午，第一中队与日本兵接火，把桥炸了。第三天，日本用橡皮艇强渡，被我部以手榴弹击退。第一次同敌人正面作战，虽无经验，但个个英勇顽强，战斗坚持了两天两夜，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直到国民党军54师来接防，才奉命撤到青浦翁浜桥整顿。在战斗中伤亡100多人。这次同敌人战斗使任达等产生了怀疑，别动队20个大队，为什么唯独第三大队马上拉去正面作战？在翁浜桥整顿期间，第三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向上级提出两点要求：(1)伤亡100多人要求补充人员。(2)特务阴谋已暴露，迅速将农村关系介绍来，以便采取应变措施。”

“一星期后，别动队给第三大队下达命令：‘南翔到真如以北是日本人阵地，以南是国军61师，现在你(任达)带领第三大队，在今晚12点越过61师防线，向铁路以北日寇阵地，发动正面袭击，战斗打响后，你们即退回原住地。’任达说：‘正面进攻伤亡必大，是否改由侧面或敌后袭击。’支队长说：‘不成。命令不能改。’显然这是一个阴谋，任达强调住地分散，来不及集中，千方百计拖时间。最后国民党支队长答应改在拂晓行动，并说：‘你们共产党对搞袭击是有办法的。’这么大的战斗任务，不叫国民党派来的大队长指挥，而指名要共产党任达带队，显然袭击日寇是假，企图利用袭击，把共产党领导的大队置于日、蒋炮火夹攻之中消灭是真。任达召集了二、三中队的分队长和党员骨干开会，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戴笠的阴谋。要求马上拉队伍，提出去打游击，但四面都是日军和蒋军，队伍拉不出去，最后决定把枪埋藏起来，队伍就地解散。以分队为单位，连夜行动，分散到农村，混入难民中，进入租界，找各自的救亡协会、难民所，等待上级党组织的命令再行集中。……别动队三大队的活动全部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