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翰(1906-1979)山东馆陶(今属河北省)人。1929年，考入北京民国大学政治系。1936年，任聊城专署秘书。1937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大哥张维玺是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之一，坚持抗日。其他几个哥哥也是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地方武装领导。

　　大革命时期，张维翰参加同班同学彭雪枫组织的下乡宣传队。后又与彭雪枫等共产党员在开封训政学院边学习边进行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在韩复榘军队中组织秘密团体，进行兵运工作,   掌握部队,  积极从事抗日斗争。后在聊城进行抗战活动，利用韩复榘军队旧部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任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7年12月在鲁西北中共建立的革命武装部队第十支队中任司令员。由于是同乡，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就是在他的鼓动影响下坚持抗日直到壮烈牺牲的。 1938年11月，聊城失陷。率第十支队与陈赓、李聚奎同志领导的部队协同作战，壮大了抗日武装，巩固了根据地。1939年1月，任筑先纵队司令员兼鲁西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40年5月筑先纵队与先遣纵队合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任旅长，而这时的王近山仅是张维翰的副手，任副旅长。后又任冀南三分区司令员。1945年8月，在延安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委员。1947年3月，任晋冀鲁豫军区九分区司令员。1948年3月，任冀南三地委武装部长。1949年8月，任邯郸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邯郸军分区司令员，1953年以后，历任解放军军事体育学校副校长、国防体育协会陆上运动部部长、国家体委陆上运动司司长。1955年仅被授予大校军衔，而他的副手王近山则被授予中将军衔，他的很多部下也被授予中将、少将，而张维翰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名利，默默无闻为党工作。

正因为张维翰是老资格共产党军队干部,为党做出过极大贡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挑起整个鲁西北八路军抗日的重担，所以,当他在1979年10月11日逝世,于27日开追悼会时,送花圈和到八宝山为他送行的老战友特别多。邓小平同志办公室接到体委办公厅的报告后,最先回电,说张维翰同志是首长当年的直接下级,要送花圈表示哀悼。紧接着,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另两位老首长: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也委托秘书打来电话,送了花圈。王任重、宋任穷及张震、王新亭、李聚奎、高厚良、徐深吉等近百位将军,段君毅、王从吾等几十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则参加了追悼会。原国家体委的一位干部回忆说,国家体委很少为一名干部开过这么高规格的追悼会了,那天八宝山第一告别室前停满了红旗牌轿车,前来参加追悼会的高级将领太多了,给人的感觉,张维翰至少应该是个省军级的领导干部。哪知他1955年授衔时只是个大校,转业到体委后,也只是个司局级干部呢!
从《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主官姓名一览表》上看到,当时与他平级(旅长、旅政委或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干部,无不是开国上将或中将,还有几位当了大军区司令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就职位与待遇而言,相差之大,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就连他当年的警卫员,在参加他的追悼会时,也已经是军级干部。张维翰的妻子范树瑜,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干部,1940年在战斗中负伤,是二等残废军人,张维翰逝世时,她在北京珐琅厂任工会主席,只是行政20级,月工资仅70元。那时,全家和别人合住在一个简易楼里,楼道狭窄、灯光昏暗,因有好些将军和高级干部来家吊唁,体委的工作人员才急忙赶来帮着清理楼道里的杂物,临时换上了几只明亮的大灯泡……他们事先根本不知道张维翰当年是邓小平的直接下属,更令他们大惑不解的是,一个1927年就参加革命活动、抗战前夕入党的老干部,晚景怎这般凄凉?

王近山无论从组织上、纪律上、战功上、人品上、党性上，都不能与张维翰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