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逝去的200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在隆重的紀念活動中，包括不少國民黨將領在內的抗日英雄事跡在媒體上廣為傳揚，然而，曾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新八旅旅長的張維翰卻被人遺忘了。可是，當我們回望星漢燦爛的歷史天空，他也本是一顆耀眼的抗日將星啊!
要說張維翰不該被遺忘，最重要的一條理由，是因為他的功績在魯西北抗戰史上占有光輝的篇章。毛主席曾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評價說：“河北平原、山東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經發展了廣大的游擊戰爭，是平地能夠發展游擊戰爭的證據。”2006年是文化大革命發動40周年，經歷過這場浩劫的人們應該記得，“文革”中最早被迫害致死的高級干部是煤炭部部長張霖之。當年，周總理為之十分震惊，對煤炭部和礦院的“造反派”多次進行嚴厲的批評。周總理說：“張霖之是個好同志。他是中央候補委員，他死後妳們也不向我報告，使我無法向中央交代。我現在很難過，對于干部的斗爭，不能這樣子干，一斗十几天，几十天不放出來，那怎么行?我們很不安，几十年的戰友嘛!”周總理所說的“我們”，其中就包括張維翰，他也是張霖之“几十年的戰友”。而他與時任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長張霖之的結識，正是在魯西北聊城一帶的抗日戰場上!
張霖之當年是以中共山東省委代表的身份到魯西北領導抗日游擊戰爭的，因那時黨組織在這塊抗日根據地還處于半公開狀態，他和魯西北特委的几個領導成員，如趙伊坪、張郁光、姚第鴻，都在以張維翰為處長的國民黨山東省第六區抗日游擊司令部政訓處任職。政訓處為黨培養了大批干部，並使聊城贏得了“小延安”的美稱。當時共產黨派到魯西北的干部來自四面八方，有老紅軍，有地下黨員，有當地的新干部，也有來自平津一帶的愛國青年知識分子。隨著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這批干部在建國後大多走上各級領導崗位，臨到“文革”災禍從天而降，就不可避免地遭遇邉拥臎_擊和受所謂“黑幫分子”張霖之的牽連……
張霖之被迫害致死時，張維翰也已關進“牛棚”。在接受審查期間，前來找他外調的專案人員絡繹不絕，最多的一天他被提審了十多次。面對造反派的淫威，他有一說一，決不動搖，先後為當年的戰友和相關人員實事求是地寫了一千多份證明材料。這是因為，趙伊坪、張郁光、姚第鴻等戰友都早已壯烈犧牲，惟有時任政訓處處長(後稱政治部主任)兼黨所掌握的第十支隊司令員的張維翰，最熟悉和最了解那段歷史，證明這一大批干部清白的重擔，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因此，為了對每一個戰友的生命和歷史負責，“文革”中他在國家體委也就創造了寫外調證明材料的最高紀錄!
正因為張維翰有許多相交“几十年的戰友”，所以，當他在1979年10月11日逝世，于27日開追悼會時，送花圈和到八寶山為他送行的老戰友特別多。鄧小平同志辦公室接到體委辦公廳的報告後，最先回電，說張維翰同志是首長當年的直接下級，要送花圈表示哀悼。緊接著，八路軍一二九師的另兩位老首長：劉伯承元帥、徐向前元帥，也委托祕書打來電話，送了花圈。王任重、宋任窮及張震、王新亭、李聚奎、高厚良、徐深吉等近百位將軍，段君毅、王從吾等几十名省部級領導干部，則參加了追悼會。原國家體委的一位干部回憶說，國家體委很少為一名干部開過這么高規格的追悼會了，那天八寶山第一告別室前停滿了紅旗牌轎車，前來參加追悼會的高級將領太多了，給人的感覺，張維翰至少應該是個省軍級的領導干部。哪知他1955年授銜時衹是個大校，轉業到體委後，也衹是個司局級干部呢!
在采訪過程中，我看到了上百幅張維翰的老照片，其中竟然沒有一幅他穿著佩戴大校肩章的軍裝照。于是我想，這是為什么?在查閱了他生前珍藏的一本《一二九師暨晉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史》之後，我從該書中的《一二九師暨晉冀魯豫軍區主官姓名一覽表》上看到，當時與他平級(旅長、旅政委或軍分區司令員、政委)的干部，無不是開國上將或中將，還有几位當了大軍區司令員，並進入了中央政治局……就職位與待遇而言，相差之大，簡直難以令人置信。可是，這是他既不情願又不得不承受的鐵的事實。就連他當年的警衛員，在參加他的追悼會時，也已經是軍、師級干部。張維翰的妻子範樹瑜，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干部，1940年在戰斗中負傷，是二等殘廢軍人，張維翰逝世時，她在北京琺琅厂任工會主席，衹是行政20級，月工資僅70元。那時，全家和別人合住在一個簡易樓里，樓道狹窄、燈光昏暗，因有好些將軍和高級干部來家吊唁，體委的工作人員才急忙趕來幫著清理樓道里的雜物，臨時換上了几衹明亮的大燈泡……他們事先根本不知道張維翰當年是鄧小平的直接下屬，更令他們大惑不解的是，一個1927年就參加革命活動、抗戰前夕入黨的老干部，晚景怎這般凄涼? 說實在的，張維翰在後半生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不是一兩句話就可說清楚的，還是讓我們透過歷史的煙云，一起去細細尋找張維翰留在人生道路上的斑駁腳印吧。
是同窗十余載的彭雪楓，把他引上了革命征途
知識分子出身的張維翰有一個保存歷史檔案資料的好習慣。眾所周知，無論是誰，一旦參加革命工作，隨著歲月和崗位的變遷，都會一次又一次地填寫各式各樣的履歷表。張維翰每填一次履歷表，都會復制一份留作個人檔案。在每一份履歷表的“入黨介紹人”欄里，他填的都是這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名字：彭雪楓。
熟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的讀者朋友都會知道，彭雪楓是新四軍在前線犧牲的最高將領──第四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張維翰與彭雪楓的結識是在1915年，那時他才9歲，隨母親來到北平，進了由馮玉祥辦的第十六混成旅軍官子弟學校(1922年改名為育德中學)，他不僅與彭雪楓同班，而且總在生活上資助彭雪楓，成了他最要好的同學。他倆的同窗之誼，一直延續到此後也是馮玉祥所辦的開封政訓學院和北平民國大學政治系。
翻開中共黨史，覺悟最早，並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是上世紀20年代初的一批新青年，而他們，往往是在中學或大學就形成了革命群落，如湖南的長沙第一師範學校，出現了毛澤東、蔡和森﹔天津的南開中學，出現了周恩來、劉清揚、鄧穎超……而張維翰所上的育德中學，校長是愛國民主人士余心清(解放後任政務院典禮局長)，不僅准許成立學生自治會，閱讀進步書籍，而且在“五卅慘案”後，還准許學生上街游行示威，並組織下鄉宣傳隊，召開群眾大會，揭露帝國主義的暴行。而當時東城區學生邉拥念I導人，正是張維翰的摯友彭雪楓。彭雪楓是馮玉祥部軍官彭雨亭的侄子，他在學生邉又酗@露出了出眾的才華和很強的感染
力。積極投入學生邉拥膹埦S翰不僅節衣縮食，幫彭雪楓交學費，而且還因他喜愛邉樱w魄強壯，就仿佛成了彭雪楓和一群左翼同學的保鏢。彭雪楓在校時(1925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于1926年轉入共產黨，從育德學校到開封政訓學院(院長仍是余心清)，團結在彭雪楓周圍的趙伊坪、趙子眾、牛連文、王冠英和張維翰等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革命群落。
由于同學們常與彭雪楓聚集在一起看進步書籍，分析時局，探求革命真諦，並在學生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便引起了校方和反動學生的注意，不斷放出他們思想激進是共產黨的風來，對他們施加政治壓力，企圖予以懲治。1926年韓復 公開投靠蔣介石，倒了馮玉祥的戈，學院內立即充滿白色恐怖氣氛，他們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于是便連夜逃離學校，到農村隱匿起來。待到1929年八九月間，風聲漸息，張維翰才又約集了彭雪楓、趙子眾，一起考入了北平民國大學政治系。張維翰在1952年8月寫的一份自傳中說：“在這個學校(北平民國大學)我所接近的人一部分是育德同學，如彭雪楓同班多年，感情最好，經常勸我做一個革命戰士，給我影響最大。”
張維翰本是農家子弟出身，幼時家境貧寒，全家以務農無法維持生計，大哥兼以賣豆腐資助家庭，二哥、三哥則為生活所迫，外出當兵。其二哥張維璽入馮玉祥部隊後，因在北伐中戰功卓著而不斷得到提升，到1920年時已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步兵第三團團長，這才使他們的家境隨之富了起來。排行老五的他，也便有了隨母親由山東館陶縣(解放後划歸河北省)南彥寺村到北平上學的機會。臨到他上大學時，其二哥張維璽已經是馮玉祥部第十三路軍的軍長以至方面軍總司令了，張家的事業也到了頂峰，成為當地最有名的大戶。可張維翰在北平求學過著長期獨立的生活，雖家境富有，卻因受彭雪楓、趙伊坪、趙子眾等共產黨員的思想熏陶，主動接受了革命理論，大學畢業後，更是決心背叛地主家庭，憑著一腔熱血和正義感，去闖一條自己的路。他僅在二哥給他介紹的河南省民政廳第一科當了四十天辦事員，就于1933年11月衹身奔赴山東工作。他血氣方剛，疾惡如仇，工作中屢受挫折。1936年2月，他在由縣長訓練班分配到牟平縣實習任祕書科長期間，恰好省民政廳調縣長王照旭到南京集訓，由他代理縣長職務。他在三個月的工作實踐中，接触到許多案件，發現縣長王照旭魚肉百姓，有貪污嫌疑，便親自下鄉調查核實後，到省民政廳向廳長李樹椿作了舉報。誰料李與王狼狽為奸，沆瀣一氣，不但不查處王的貪污罪行，反而誣陷他企圖篡奪王的縣長職位，密制群λＴ诖饲闆r下，他干脆甩手不干了，去聊城投奔了有民族愛國思想的剛由沂水縣縣長升任山東省第六專區督察專員、保安司令的範築先。
投奔範築先，這是張維翰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大轉折。他之所以投奔範築先，是因為他對範築先的正義廉洁、剛直不阿早有所聞，而且範築先和他是同鄉同村，1930年曾在他二哥張維璽第十三路軍和南路軍總司令部任高級參議，協助張維璽指揮部隊與蔣部激戰于京漢線河南漯河、北舞渡一線。後馮、閻兵敗，他與張維璽一起到天津隱居。“九﹒一八”事變後，範築先對國民黨政府放棄東北、喪權辱國十分憤慨，才經張維璽推荐再次出山，到山東任韓復 第三路軍少將參議。因此，範築先對由張維璽介紹來的張維翰，是十分歡迎和信任的，當即委以專員祕書的重任。
1937年初夏，張維翰忽然接到了彭雪楓的來信，約他到北平晤面。自1929年底分別之後，彭雪楓到上海找黨，後奉命到江西蘇區工作，曾給他來過信，反圍剿戰斗開始後，便就失去了聯系，相互生死不明。而張維翰收到彭雪楓來信之日，正值專署內以他為首的左翼勢力同國民黨CC派爭奪省立第三師範學校領導權斗爭最為激烈之時，他想，彭雪楓富有與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經驗，一定能教他以斗爭的策略與方法，便立即動身趕往北平，在東郊民巷的一個旅館里與彭雪楓見了面。老同學久別重逢，當然有千言萬語要說。彭雪楓告訴張維翰，他與張維翰中斷書信來往之後，就參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圍剿，隨後是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途中，他組織過土成岭戰役，兩次率軍攻占婁山關，直取遵義城。後又橫渡金沙江，飛越大渡河，進軍天全城，通過大草原……已成長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的一名青年將領。彭雪楓還告訴張維翰，抗日戰爭即將全面爆發，他如今是中共華北聯絡局書記、中央駐山西太原的代表，是受周恩來副主席的委派，到北方來做統戰工作的，並向張維翰詳細講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使張維翰深受啟發和鼓舞。
彭雪楓還告訴張維翰，這些年來始終未忘同窗之誼，時刻牽挂在心，從在北平的育德中學老同學那里一打聽到他的下落，就給他寫了信。張維翰聽了很受感動，並告訴彭雪楓，他已在濟南聯絡了陳占云、馮惊濤、高誼之等在韓復 第三路軍中任中下級軍官的原育德中學同學，約定一旦抗戰爆發，決不撤退，一起到敵後打游擊。原育德中學的老同學，除他和牛連文外，趙伊坪也在前不久到了聊城。他親自向範築先推荐趙伊坪，經過兩次面試，範築先認為趙伊坪很有政治見解，也很有學問，已被錄用為專員公署祕書科的辦事員。彭雪楓本是趙伊坪的入黨介紹人，得知此信息，自然格外高興，再聽張維翰介紹了魯西北一帶的地理民情和歷史上曾爆發過多次農民起義的情況，便認為魯西北是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好地方，決定隨他到山東走一趟，去做實地考察。
張維翰在北平住了十多天後，便陪彭雪楓前往山東。他們先在濟南見了陳占云、馮惊濤和高誼之，于5月中旬抵達聊城，與趙伊坪、牛連文會面，不僅幫助趙伊坪接上了與中共山東省委的關系，而且還與趙伊坪一起介紹他和牛連文入了黨。張維翰後來在自傳里寫道：“我和彭雪楓朝夕相處一個多月，紅軍萬里長征的英勇事跡給了我很大的教育，他鼓勵我做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使我在思想上有了一個飛躍，認識到要救國拯民就非得徹底變革社會制度不可，產生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強烈願望。當我向他提出入黨的請求時，他當即回答：‘可以。’”因他和趙伊坪、牛連文都在山東省第六專署做事，專署內從此就誕生了黨組織。因當時張維翰在第六專署政訓處任處長，趙伊坪、牛連文是政訓處的工作人員，所以政訓處就成了黨組織公開對外的領導機構，以後則改為山東省第六抗日游擊司令部政
治部(張維翰任政治部主任)。
彭雪楓在聊城住了七天。經過認真細致的考察，他就當時魯西北的形勢對趙伊坪、張維翰和牛連文作了許多重要指示，明確指出：當前我們黨內的主要任務就是團結一切進步力量，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對省立第三師範國民黨CC派的斗爭，在取得一定勝利的情況下，可暫停一下，以便集中精力對付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同時，他還強調，魯西北地處冀魯豫三省交界處，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這里的民眾富有革命斗爭的光榮傳統，在宋、明、清三個朝代都有過農民起義。倘若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在這里發動群眾進行抗日游擊戰爭極為有利。他特別重視對範築先的統戰工作和魯西北根據地的建立，5月20日，臨行前還一再叮囑他們說：“範築先是一個富有愛國思想的人，為人正直，對蔣介石的投降賣國政策不滿。他掌握著魯西北的政權，在群眾中有很高的威信。妳們除積蓄抗日力量准備組織部隊外，更重要的是做範築先的團結工作，爭取他同我黨合作抗戰。這樣，我想是一定能在這里建立起一塊抗日根據地的。”因此，彭雪楓的聊城之行，不衹是為張維翰踏上革命征途點亮了指路明燈，而且也為魯西北的歷史揭開了新紀元!
在他心目中，民族英雄範築先是“魯西北的好父親”
1938年7月，曾是朱德總司令祕書的作家劉白羽和歐陽山尊、汪洋等延安文藝工作組的几位青年朋友，在周恩來和黨的地下工作者的幫助下，偷偷越過日軍的封鎖線，陪美國駐華大使館海軍武官埃文斯﹒卡爾遜到魯西北訪問，與範築先將軍會晤。劉白羽後來在題為《記範築先將軍》的報告文學中，熱情贊頌他是“魯西北的太陽，魯西北的父親”。劉白羽以生動的筆触，記錄了會晤他的情景：“他一面談，常常一衹手捋著長長的胡須，滿臉露著和藹可親的笑容。我知道，在魯西北，就有很多年輕的同志，當他們偶然想到遠方，想到離開那兒的時候，老頭這張有胡須有笑容的臉，每一次都堅定了他們──如果說魯西北角像一個家，那么，老頭就是家長，他在每一個孩子心里留著做父親的慈愛。”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範築先在魯西北抗日軍民中有著極其崇高的威望。
卡爾遜是第一個深入到華北抗日根據地訪問的外國軍事觀察家，受到了範築先的熱情歡迎和接待。在十天的時間里，範築先向卡爾遜詳細敘述了魯西北根據地如何在艱苦環境中建立和成長的經過，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並陪卡爾遜走訪了陽谷、朝城、觀城和濮縣，沿途觀看日寇占領期間犯下的搶掠燒殺的罪行。每到一地，都舉行群眾歡迎大會，請卡爾遜發表演講。卡爾遜和範築先激情澎湃的精彩演講往往要持續兩三個小時，無論是在烈日之下還是在漆黑的夜晚，會場上到處都是情緒蓬勃的人群和一片歡呼聲，顯示了魯西北軍民高漲的抗日士氣，令卡爾遜深受感動。他回國後，先是在《太平洋》月刊上發表了《中國的游擊戰爭》一文，隨後又出版了《中國的雙星》一書，用很大的篇幅，生動記錄下了他在魯西北訪問的感人情景。他不僅把範築先稱作為“我們的全部旅行中最令人感興趣的一個人”，而且還這樣寫道：“目前在他的指揮下有十萬人的游擊隊。雖然他不是一個共產黨人，但是，他是一個思想開明的人，相信代議制政府。他在自己的轄區內，實行了他所能實行的一切改革，看來人民是同他充分合作的。”卡爾遜在贊賞範築先英勇抗戰的偉大功績的同時，實際上也從一個側面，映現出魯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的生動局面，使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知道，在中國的山東西北部，有一塊飄揚著抗日旗幟的英雄土地。
說到魯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就離不開張維翰這個代表共產黨公開出面做範築先將軍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角色。
此事還得再從彭雪楓聊城之行說起。彭雪楓在聊城時，與張維翰同住在專員公署內，張維翰曾以同學的名義介紹給範築先認識，但未暴露其真實身份。彭雪楓走後，張維翰和趙伊坪立即動手主編了一個抗戰壁報貼在光岳樓下，啟發群眾的民族意識，宣傳全民抗戰思想，並把彭雪楓代表中共中央來聊城的情況向範築先作了詳細的匯報。範築先聽後，點頭贊許說：“共產黨的這一套主張很對，不用紅軍戰法是不能打敗日本的。沒有中國共產黨，中國不能得到拯救。”範築先還很不滿意地對張維翰說：“紅軍代表來了，妳為什么對我保密?自作主張!”張維翰連忙解釋說：“目前共產黨還處在祕密狀態，在山東省尚未公開。一方面他沒有中央指示不便公開露面，另一方面妳是韓復 的重要官員，也不便和妳公開接談。倘若中日戰爭一旦爆發，我們馬上可以與他們聯系，他們可以派代表來，妳就可以直接與他們面談。”經這一解釋，範築先才微笑地點頭。由此，張維翰也摸到了範築先心中的底數，增強了在魯西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信心。
“七七”事變爆發後，魯西北的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各地民眾起義武裝扯起“抗日救國軍”的旗號，紛紛揭竿而起，地主老財為保護自己的財產也相繼拉起民團武裝，相互矛盾，各霸一方。在此復雜的情況下，張維翰遵照彭雪楓同志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精神，邀請範築先與原西北軍的几個高級將領，一起在濟南津浦賓館座談抗戰形勢。因範築先和他們是老相識，又都是正直、愛國的軍人，所以談得很融洽，對日寇的猖狂進攻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戰而退都十分憤慨，為中國的命邞n心如焚。當張維翰向他們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後，他們都十分贊成，激動地表示：“我們是魯西北人，決不能離開魯西北，要依靠共產黨留在自己的家鄉，同日寇血戰到底!”
就在這次會上，範築先主動提出，要張維翰去聘請共產黨來魯西北。張維翰向中共山東省委匯報後，省委立即派了姚第鴻同志到聊城，範築先委任他為專署祕書。10月初，日寇占領了德州，侵入魯北。範築先又急忙派張維翰去濟南聘請共產黨員到六區協同抗戰，省委又派出馮基民、刁子言、解彭年等12名同志到六區任政訓干事，並在第三集團軍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挑選了以共產黨員和民先隊員為骨干的240名思想進步的學員，隨張維翰一起來到聊城。而此時，正值範築先接到省政府主席韓復 南撤的命令。張維翰心里很著急，勸他不要執行韓復 的命令，並表示了自己要留下抗戰的堅定決心。範築先猶豫了一下，對張維翰說：“魯西北情況已經混亂，我先退到齊河渡口，看看形勢再說吧。”並當即委任張維翰為代理縣長，給他和堅決要求留城的42名青年學員留下二十多條槍和一千元現金。10月16日晚，範築先率六區官兵撤出聊城後，第二天下午，二十九軍齊子修率領一伙潰兵騙開了城門，搶占了聊城，並把42名學員都集中到一間屋里看管起來。為了學員們的安全，張維翰以代縣長的名義假意周旋，
並設晚宴招待齊子修。齊子修有些醉意時，張維翰悄然離席。齊子修發現張維翰躲走之後，深恐被地方民團消滅，也連夜逃出了城。張維翰又回到專署，發現42名學員已不知去向，便急忙趕赴齊河找範築先。範築先聽張維翰匯報了齊子修騙城的經過，臉色抑郁，心情沉重，立即派人四處尋找學員。當晚，範築先在齊河官庄召開了專署和保安司令部負責人緊急會議，做出了立即班師回聊城的決定。
回到聊城後，範築先又主持召開會議，發表了慷慨激昴的講話。他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現在日本鬼子蹂躪我民族，滅亡我國家，我們要效法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要誓死守土，抗戰到底!無論何黨何派，抗戰者我二律歡迎，如二三其德不抗戰者，即我親兄弟我亦所不容。我是良心抗戰，大家要共體此義，作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把日寇趕出中國!”範築先已年近花甲，講話聲音鏗鏘洪亮，抖動著花白胡子，更顯得壯懷激烈，大義凜然，令在場者無不流下了感動的熱淚。
範築先強烈的愛國熱忱和堅定的抗戰決心確實感天動地，但他自己的部隊當時衹有一個保安營，為了加強對魯西北抗戰的領導，中共山東省委隨即派組織部長張霖之來到聊城，進一步開展黨的統戰工作，協助範築先發展、壯大抗日武裝力量。隨後又派洪濤、王幼平、金維國等二十余名紅軍干部，來加強軍事工作，並和原魯西北地方黨的同志一起，成立了新的中共魯西北特委。範築先以民族利益為重，堅決依靠這些中共派來的干部和學員，毅然將保安司令部改組為戰時體制的游擊司令部，成立了政訓處(後改為政治部)，任命張維翰為主任，姚第鴻為副主任，張霖之、王幼平等同志也都在政訓處任職。這樣，實際上政訓處就成了中共魯西北特委的公開辦事機構。在中共魯西北特委的幫助下，範築先先後將多股民眾起義武裝和民團武裝改編或收編成為抗日隊伍，組成了35個支隊，號稱“十萬鐵軍”!張維翰通過自己在當地的關系和威望，親自收編和整編的各類民眾武裝就在萬人以上，曾多次不顧個人安危，深入虎穴，面對架在脖子上的刀槍，從容應對，曉以大義，頗有傳奇色彩。其中第十支隊，是由中共魯西北特委直接創立的，由張維翰兼任司令。此外，還有在特委影響和協助下組成我黨直接掌握的第七、十一、十二、十三、三十五支隊。每個支隊，範築先都請政訓處委派了黨的政治工作人員，普遍建立起了政治工作制度。與此同時，範築先几乎跑遍了整個魯西北地區，恢復、建立抗日政權，先後任命了十多個青年共產黨員當縣長……魯西北抗日根據地，就這樣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來了，並成為國共合作發展抗日游擊戰爭的典範。
在創建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最先震撼全國的重大事件是範築先第二次拒絕韓復 下達的撤退命令。那是1937年11月初，國民黨第二十九軍反攻石家庄失敗後，于14日經聊城向黃河南岸退卻，日寇跟蹤侵入魯西北，臨清、高唐等城鎮相繼失陷，魯西北形勢驟然危急起來。韓復 復命範築先撤退到黃河以南，並說：“黃河以北再無中國軍隊，妳如現在不撤，以後就來不及了。”在此關鍵時刻，張維翰接到張霖之的指示，要他和姚第鴻對範築先做好說服工作，堅定其抗戰決心。當時範築先在收復了高唐、夏津縣城之後，正在返回聊城途中，張維翰在博平西關小店找到了他，反復向他闡述抗戰形勢，再次勸他堅持敵後抗日。範築先聽完張維翰的意見後說：“妳說得很對，我們是魯西北人，我們往哪里退呢?”晚上11點多鐘了，他還不睡覺，在屋里來回踱步，若有所思。不一會兒，他突然停下，很堅決地對祕書張孟龍說：“妳擬一個電稿，通電全國，說明咱們守土有責，誓不渡黃河南撤，並呼吁他們接濟咱們軍餉、武器，讓咱們血戰到底!”18日零時20分擬完了電稿，19日中午範築先率專署人員回到聊城。張維翰和姚第鴻騎自行車先趕回聊城，指示政訓處發動救亡團體，沿途張貼標語，並組織群眾上街列隊歡迎。見此情景，範築先將軍和全體官兵都振奮不已。當天晚上，專署召開政軍干部會議，在會上，又是張維翰等几個共產黨員力排眾議，說服了大家，使會議通過了電稿。第二天早晨，就以範築先的名義公開向蔣介石、韓復 發出：
慨自倭奴入寇，陷我華北，鐵蹄所到，版圖易色。現我大軍南渡，黃河以北坐待沉淪。哀我民眾，胥陷水火，午夜彷徨，泣血椎心。職忝督是區，守土有責，裂毗北視，決不南渡。誓率我游擊健兒及武裝民眾，與倭奴相周旋。成敗利鈍，在所不計，鞠躬盡瘁，亦所不惜。惟望餉項械彈，時予接濟。俾能抗戰到底，全其愚忠。引頸南望，不勝翹企。
皓電發表後，在全國上下引起了巨大震動，同時也使魯西北廣大民眾受到了極大的鼓舞。12月26日，日軍為渡黃河進襲泰安，鉗擊濟南，從禹城出動步騎炮混合部隊三百多人，侵占了高唐、博平、茬平交界處的南鎮，企圖經茌平到東阿的滑口過黃河。範築先得到情報後，立即令博平、茌平的民團四五百人，各帶炸藥、手榴彈、地雷等前去阻擊。第二天，他率兵趕赴南鎮布防，隨後與敵展開激戰，將敵擊退，斃傷敵百余人，粉碎了日軍渡黃河南下的計划。敵台在廣播中惊稱：“在南鎮見到中國百姓參加作戰，這還是開戰以來第一次。”
在魯西北抗日根據地初創的一年多時間里，進行的戰斗就達百次之多。
範築先將軍善于捕捉戰機，主動打擊敵人。他不僅一次次親臨前沿陣地指揮戰斗，而且還經常身先士卒，帶頭沖鋒陷陣。在濮縣七里堂戰斗中，炮火十分猛烈，他奮不顧身，親自端起機槍掃射敵人。援軍到後，又率部反擊，經過白刃格斗，擊潰了敵人的進攻。
為了加強魯西北抗日軍和八路軍的聯系，範築先將軍接受中共魯西北特委建議，由張維翰、袁仲賢、姚第鴻等陪同，于1938年6月21日渡過衛河抵達威縣，與八路軍一二九師副師長徐向前舉行歷史性的會晤，達成了聯合抗日的協議。徐向前在會談時分析了徐州失守後的抗戰形勢，並著重闡述了毛主席的打持久戰的思想，會後又陪範築先參觀了參钟柧氷牐戳艘恍⿷鹄蜕潮P作業，給範築先以很大的教育和啟發。歸程中，途徑館陶縣城，範築先在張維翰的陪同下，檢閱了第十支隊機槍營。在看完機槍營的軍事演習後，他說：“這次威縣之行，我們受到八路軍負責干部的熱情接待，還領著我們參觀了他們的部隊，人家八路軍的戰斗力所以那樣頑強，主要是有良好的政治素養和嚴格的紀律。單靠舊式的雇傭軍隊是打不敗日本鬼子的，我們必須向八路軍學習!”
仗越打越殘酷。1938年8月，範築先的次子、青年挺進大隊長範樹民在濟南戰役中英勇犧牲，噩耗傳來，範築先將軍立即命令年僅22歲的二女兒樹琨繼任青年挺進大
隊長，樹琨含著熱淚從他手中接過樹民遺留下的手槍，就帶領挺進隊員們為樹民和鄉親們報仇雪恨去了。範築先還勸他的夫人武治國說：“樹民的犧牲，是咱範家的光榮，不然，別人怎么知道妳有這樣一個好兒子呢?抗日是長期的，不流血犧牲，怎能換來勝利?我們就是要以生命來保衛我們的祖國和子孫萬代不當亡國奴!”……
範築先將軍為民族解放事業獻身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動了張維翰，作為政治部主任，他在聊城東關外的華陀廟路南，主持了範樹民烈士的追悼大會，並代表魯西北軍民和各界愛國人士，向範築先將軍表示深深的敬意，他激動地說：“範司令，我們為魯西北有妳這樣一位好父親而感到驕傲，感到光榮!”
為活捉他，日偽軍曾懸賞十萬大洋
就在範樹民英勇犧牲三個月後，1938年11月15日，範築先將軍在抗擊日寇進攻聊城時壯烈殉國。消息傳出後，舉國哀悼。12月23日，重慶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蔣介石、林森和朱德、彭德懷等國共兩黨的許多領導人分別送了挽聯。其中，吳玉章、董必武送的挽聯是：
三友見精神松體道竹身直梅花亦自清高格老氣蒼直到歲寒全晚節
一門盡忠義夫殉職妻衛民子女都稱勇武頑廉懦立共紓國難紹遺風
上聯形象地歌頌了範築先將軍的英雄業績和民族氣節，下聯則完整地概括了範築先將軍一家繼承其遺志的英勇行為和高尚精神。而這“一門盡忠義”中，除範樹民外，不僅有他在世時就讓張維翰協助聯系送往延安抗大學習的長子樹中、長女樹清和小女兒樹琬，而且，還應該包括他的養女樹瑜。樹瑜本是範築先的侄女，因幼年喪母，不堪忍受繼母的歧視和虐待，從小就投奔伯父，生活在他家里，由他撫養教育成人。抗戰爆發後，範築先就送年僅17歲的樹瑜到抗日政訓學校學習。1938年11月，日寇進攻聊城，政訓學校撤出聊城時，她回家見伯父。她問範築先：“敵人已逼近城關，妳怎么辦?快出城吧!”範築先說：“我還要指揮部隊，妳們快到冠縣去找第十支隊。”誰料這句話成了她和伯父的訣別之辭。她一到冠縣，就聽說聊城失陷，伯父已壯烈殉國。她悲痛之余，想到臨別前伯父叫她去找第十支隊，而第十支隊是共產黨組建的革命武裝，這就分明是囑咐她跟著共產黨的隊伍走。
在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由共產黨直接組建和領導的革命武裝共有六個支隊，10500人。由于這六個支隊的一切制度和八路軍相同，和魯西北的人民群眾建立了魚水關系，在歷次戰斗中更是越戰越勇，打出了威風，早已成為堅持魯西北抗戰的核心武裝。範樹瑜知道，在這六個支隊中，尤以張維翰為司令員的第十支隊規模最大，戰功最為顯赫。與此同時，她也知道，張維翰司令員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第十支隊在1937年底殺了館陶縣縣城內的大漢奸張向斗後，日寇瘋狂反扑，不久就占領了館陶縣城。張向斗的兒子為報殺父之仇，急忙勾結日偽軍包圍南彥寺村，揚言“要殺盡張維翰全家”，並懸賞十萬大洋活捉張維翰。幸好張維翰的家人(包括他妻子和三孩子在內的好几十口人)在臨被包圍前兩三個小時得到消息，匆匆出走，才幸免于害。日偽軍進村後扑了個空，就放火燒光了張維翰家的全部房屋，搶走了全部牲口……1938年春，館陶縣收復後，張維翰不僅由縣長牛連文經手把他家殘存的住房和全部土地(四百畝)交為公有，而且把兩千多現大洋的家產用于購置武器彈藥，在第十支隊裝備了一個機槍營。因此，對第十支隊和張維翰，範樹瑜是早就心懷敬佩之情了。
範築先殉國、聊城失陷之後，中共魯西北特委召開緊急會議，一致認為範築先的未竟事業必須由我黨來完成，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領導權決不能落到國民黨手中。為此，會議決定由張維翰來代理六區專員和游擊司令，並以其名義發布告示，來安定民心。未料國民黨魯西北部隊整編委員會副主任李樹椿一聽說張維翰代理專員和游擊司令，並在莘縣張貼布告，火冒三丈，立即命令參珠L王金祥率領第二支隊、第二十一支隊約三千余人，向在莘縣的第十支隊發起“神速”進攻，在西關展開了激烈的戰斗，由于寡不敵眾，機槍營衹得向城北撤退，撤到河店後，在接連打退敵人的多次進攻中，傷亡八十余人。為保存實力，魯西北特委開會討論，有的同志建議把機槍營調到泰西大峰山去。張維翰在會上堅決表示：“我們不能動搖在平原堅持游擊戰的決心，若組織上調走機槍營，我也堅決不走，可以借衛河與敵人周旋。”特委經過反復研究，最後決定機槍營及第十支隊仍留在冠、館一帶，繼續堅持抗日游擊戰爭。
而在此時，國民黨反動派委任王金祥為山東省第六專區專員兼保安司令，魯西北的抗日部隊就被分化瓦解了，如第二、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支隊，投靠了王金祥，第十九和第二十七支隊，投靠了齊子修，分別編成國民黨的五個保安旅，還有的潰散回家或不知去向(如遠地聽命的民軍第二路和第九支隊)。國民黨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鐘麟也想趁機大撈一把，擴充自己的勢力，派人給第十支隊司令員張維翰送來一張委任狀：少將師長。張維翰一怒之下，當著牛連文、王化云、袁仲賢等戰友的面，將鹿鐘麟的委任狀撕了個粉碎，並嚴詞痛斥其卑鄙手段……此舉一下子激怒了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氣勢洶洶，野心勃勃，在張秋鎮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布置吳連杰部由臨清往南，齊子修部從清平、博平往西，王金祥部集中全力往北，王來賢則從第十支隊的背後，四面進攻，妄圖圍殲第十支隊，將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擠出魯西北。
所幸民軍第一路參珠L劉冠千從張秋鎮開完會回來，在路過館陶縣城南面的萬善時，被第十支隊的哨兵攔住查問。劉冠千裝腔作勢地說：“我是第一路參珠L，公務在身，快送我過衛河!”他帶著十几名隨從，一副威風凜凜的樣子，想騙過哨兵回曲周東目寨。未料哨兵立即報告了第十支隊駐萬善的部隊，由部隊將劉冠千“護送”到了館陶縣城第十支隊司令部。
原先，範築先麾下的魯西北抗日武裝，除35個支隊外，還有民軍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三支部隊。民軍第一路，是由華北抗日義勇軍收編而成。其司令王來賢系土匪出身，他最初在館陶四區和曲周一帶拉桿，很快發展起來，自稱華北抗日義勇軍。至1938年初已編有七個團，一個炮兵團，一個手槍營。在中共魯西北特委的爭取幫助下，走上抗日道路。因王來賢號稱萬人，應區別于支隊，經政治部建議，給以民軍第一路番號，並委以王來賢中將司令，參珠L劉冠千和下屬七個團不變。1938年11月，日寇進攻聊城，劉冠千帶領第三團擔任東關菜市、豬市、龍灣一帶防務，臨陣脫逃，和國民黨配合，陷主帥範築先于聊城。聊城失陷後，王
來賢投敵，當了館陶偽軍司令。因此，張維翰一見劉冠千，就警覺地問：“妳從哪兒來?”他見劉冠千支支吾吾，神態反常，就知道他心中有鬼。當劉冠千說到有公事在身馬上要回部隊去時，張維翰為留下他問個究竟，就客氣地說：“我晚上請客，給您洗塵。”
張維翰沒放劉冠千走，穩住他之後，隨即與省委代表張霖之及袁仲賢、王幼平等第十支隊領導成員緊急磋商，該如何處置他。他們一致認為，正是劉冠千在聊城不戰而退，才使範築先司令陷于死地，他罪該萬死!聊城失陷後，第一路又是在他的煽動下接受了國民黨的委任，今天是給他算這兩筆賬的時候了，怎能放他走呢?于是，就決定在設宴時把他搞掉。
宴會由張維翰親自負責布置。酒過三巡，張維翰以舉盃為記，上前敬酒的一位副官把劉冠千的兩衹胳膊往後一擰，下了他腰間的手槍。劉冠千惊慌地說：“干什么?不要誤會，咱們都是範司令的人啊!”張維翰一聽此話，氣憤地質問他：“妳為什么把範司令陷在城內?妳臨陣脫逃，帶著部隊溜回東目寨，該當何罪?現在該是跟妳算總賬的時候了!”劉冠千嚇得魂不附體，還想繼續狡辯，張維翰一聲令下，讓警衛人員將他押送到司令部後院的軍法處審訊。軍法處長王潤槐夜審劉冠千，從劉冠千的口供中了解到了國民黨張秋鎮會議決定圍攻第十支隊的罪惡陰帧．斕焱砩希瑸橄囱斘鞅睆V大人民對劉冠千的仇恨，張維翰就下令把他拉出去處決了。
就在國民黨正准備圍攻第十支隊之時，八路軍總部派陳賡同志率一一五師三三四旅六八八團下太行山，于12月14日進駐朝城北面的張魯集地區。王金祥看到八路軍主力部隊來了，嚇得不敢動手，使他們圍殲第十支隊的陰钟嫽屏水a。陳賡同志到達魯西北後，特委在館陶縣城內召開了緊急會議。陳賡代表上級對第十支隊的工作作了指示，認為範築先殉國後魯西北的統戰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和國民黨王金祥已經撕破了臉，今後，我黨和國民黨反動派將由政治斗爭轉向武裝斗爭的局面，一旦八路軍主力部隊調離魯西北，這些反動派仍會重整旗鼓圍攻第十支隊。其中，對第十支隊威脅最大的就是王來賢的民軍第一路(此時已投靠了國民黨，編為二十二旅)。而他們正盤踞在曲周、東目寨一帶，屬冠、館、邱抗日根據地心腹地區，截斷了我軍回冀南根據地的通道，如不殲滅它，就會使我軍陷于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因此，根據陳賡同志的指示精神，特委就決定六八八團和第十支隊立即行動，先解決王來賢的民軍第一路，以解除心腹之患。民軍第一路雖經過整編，但沒有打過仗，哪經得起八路軍主力的打擊?戴著第十支隊臂章的六八八團指戰員一沖進被團團包圍的東目寨，就將其一、二團沖了個稀里嘩啦，不是繳械投降，就是抱頭鼠竄，整個兒散了營。殲滅民軍第一路後，打通了魯西北和冀南的聯系，魯西北的形勢基本上穩定了下來，張維翰和陳賡將軍也結下了深厚的戰友情。
在當時的形勢下，魯西北特委考慮到第十支隊的番號已不适應了，為紀念民族英雄範築先，就提議改稱築先縱隊。1939年1月，接到八路軍總部的命令，將第十支隊改為一二九師築先縱隊，于1月14日正式整編，由張維翰任司令員。從此，十支隊就由原來的地方部隊升格為八路軍的正規部隊。1940年4月，築先縱隊與魯西行署先遣縱隊合並，合編為一二九師的新八旅(旅長張維翰，政委肖永智，副旅長王近山，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參珠L高厚良)。張維翰當了八路軍的旅長，就得離開家南征北戰去了，可三年來外出逃難的妻子和三個女兒音信全無，生死不明。在此情況下，報請組織批准，他與一直愛慕著他的時在旅政治部油印股工作的範樹瑜結了婚。回過頭來想，假如不是範築先在聊城危急時囑咐範樹瑜去冠縣找第十支隊，她此生就不可能與張維翰結成患難相依、榮辱與共四十年的革命伴侶了。因此也可以說，範築先實際上是他們這對戰地女因緣的牽線人。
隨著形勢的發展，築先縱隊整編為新八旅後，由魯西轉移到冀南地區活動，在張維翰英明、果敢的指揮下，轉戰于平漢路東、邢台、大名及衛河以西廣大地區，為保障太行山與平原的通道進行了長期的艱苦斗爭。先後參加了臨西戰役和舉世聞名的“百團大戰”，特別是1941年在冀南秋季攻勢的一個半月的連續戰斗中，創下連克肥鄉、雞澤等六個縣城的戰績。在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即最為艱苦的1942年與1943年，平均八九里地就有敵軍的一個據點，形成犬牙交錯的局面，敵我斗爭一天比一天殘酷。在大兵團不能活動的情況下，新八旅與冀南三分區合並，由張維翰任分區司令員，孔慶德任副司令員、王幼平任副政委。在斗爭方式上，八路軍官兵部換上了便衣，分散活動。開始以營為單位，後以連排為單位，聯系縣、區、鄉，與人民群眾同生死、共患難，英勇頑強地開展地道戰、地雷戰、游擊戰，粉碎了日寇一次次的“掃蕩”和“鐵壁合圍”，殲滅了大量的日、偽軍，保衛和擴大了抗日根據地，成了一支威震敵膽的抗日勁旅。日前我見到了張維翰當年在敵後開展游擊戰時的一張老照片，其裝束打扮和精氣神竟然几乎與電影《平原游擊隊》里的李向陽一模一樣兒!我想，在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中，李向陽式出生入死的游擊健兒，不衹是張維翰一個，而是有成千上萬，他們本就是李向陽的生活原型。
在延安，是毛主席的保健醫生米洛為他治好了
1943年10月，在敵後環境愈加殘酷的形勢下，黨中央決定抽調大批干部到延安學習。經過一個多月的行軍，張維翰也由冀南三分區到達延安，通過考試，進入中央黨校二部16支隊學習。隨行的範樹瑜因得婦科病先住在第三招待所休養了一段時間，後考入抗大學習。由此，張維翰和範樹瑜在延安度過了一生中最難忘也是思想進步最快的三年時光。
剛到延安時，範樹瑜住在第三招待所，離黨校二部較遠，她病重時，與張維翰互相照顧很不方便。範樹瑜聽人說一二九師有個留守處在中央黨校二部對面，離的較近，張維翰就寫了一封信，讓她去找師長劉伯承。劉伯承接見範樹瑜時很親切，馬上就給她寫了一封信，叫她去找留守處政委楊白冰。範樹瑜拿著劉伯承寫的信去見楊白冰，楊白冰立即給了她一間房子，第二天，她就從第三招待所搬到了留守處。留守處院子雖不大，一排木平板房，總共住十几戶人家和几名工作人員，但很安靜，還有水、有電、有爐子，能燒火做飯，很方便。這十來戶人家都有警衛員，時任四旅旅長的王近山還有炊事員。張維翰與陳錫聯、邱會作等編在了一個黨小組。在大生產邉又校麄冊陂T前開出一塊地，種上了棉花和西紅柿。真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利用這段時間開始了自抗戰以來最安定的學習生活。
張維翰和範樹瑜在延安不僅迎來了抗戰的勝利，而且，範樹瑜還在歡慶勝利的日子里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同一天，在延安
中央醫院的病房里，還有一位紅軍干部的愛人也生下了一個男孩。接生的醫生華飛那天特別高興，說這兩個孩子的出生趕上了抗戰勝利、世界和平的好時光，就一個叫“勝利”、一個叫“和平”吧!未料那位老紅軍的愛人尚未出院，他丈夫就接到了派往東北前線任職的命令，已有兩個孩子的她也必須與夫同行。情急之下，她衹得將襁褓中的勝利留下，准備送給當地的老鄉。範樹瑜見她一副舍不得勝利的難受樣子，就想到自己隨張維翰來延安前寄養在老鄉家的第二個孩子已下落不明時，同情地對她說：“與其把勝利送給素不相識的陝北老鄉，還不如留給我來幫妳帶呢!”就這樣，勝利從此就成了張維翰和範樹瑜的養子，出院時，範樹瑜左手抱著勝利，右手抱著和平，仿佛是自己生的一對龍鳳胎，內心充滿了喜悅。
抗戰勝利後，在中央黨校二部學習的八路軍高級指戰員都紛紛回部隊，投入解放戰爭。朱德總司令考慮到張維翰在創建魯西北根據地時與範築先將軍合作的成功經驗，原想調他到中央統戰部工作，不巧他突然病了，未能赴任。病愈之後，几年未領兵打仗的張維翰也求戰心切，急于回到冀南軍區去。為了帶走兩個初生的嬰兒，範樹瑜委托華飛的丈夫胡用賢，到市場上去買回了一匹馬、一頭驢子，兩衹筐。臨行前，胡用賢夫婦到留守處來看他們，給他們帶來了兩衹活雞、兩套小孩子衣服及行軍路上必備的各種藥品，還搞來了一個馬轎，想得十分周到。一衹筐裝一個孩子，分兩邊由驢子馱著，張維翰和範樹瑜輪流騎馬，就上路了。
由于出了延安就是山路，範樹瑜又得不時給兩個孩子喂奶、換屎布，几天行軍下來，還真夠他們累的。範樹瑜的奶剛夠兩個孩子吃，可屎布總不夠用，不能及時給孩子換，加上尿布也粗，時間一長，孩子的屁股就有些爛了，心疼得範樹瑜直掉眼淚。最令她焦急的是，剛走到綏德兵站，張維翰就病倒了。範樹瑜找來分區醫院劉院長，劉院長看後嚇了一跳，說張維翰得的是心臟病，脈微，還便血，渾身無力。他們衹得在兵站住下來，誰知一住就是好几周，病情一天天加重，連東西都不能吃了，人眼看就不行了。一天，張維翰從昏迷中醒來，頗為沮喪地對範樹瑜說：“我不行了，回不去部隊啦!看病得要錢，沒錢不行，就馬上想辦法賣牲口吧!”沒想到的是，請帶隊的營級干部韓金鳳(抗大學員)去外地賣牲口，几天後兩手空空回到兵站，說牲口被人坑騙走了，一分錢也沒拿到。範樹瑜急得實在沒辦法了，就給延安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發了一個電報。安子文回電同意他們速回延安治病，所欠款項由組織上來還。這時一二九師留守處的管理員王銀河在去前方時路過兵站，見到範樹瑜的困難處境，很是同情，說到前方見到劉伯承師長，一定請師長想辦法幫張維翰司令治好了病再送回前方去。範樹瑜馬上就寫了封信請他帶給劉師長，隨後給張維翰打一劑強心針，把他抬上擔架，就動身返回延安。
真是禍不單行，不僅警衛員陳玉來在行軍途中發起了高燒，而且韓金鳳也病了……範樹瑜要照顧三個病人，還要帶兩個孩子，每天都累得她直不起腰來。雖說一回到延安，徐向前副師長把在柳樹店的兩個石窯洞就讓給他們住，還給了些錢，但沒人管吃飯，還要去醫院找曾育生院長，有兩個孩子拖累著，範樹瑜真不知該如何安排是好，愁死人了。幸好西北藥材庄的經理胡用賢聞訊趕來看望他們。和平已經六個月大，能認人了，範樹瑜一狠心，就決定把她送給沒孩子的胡用賢、華飛夫婦。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範樹瑜一邊收拾和平的衣物，一邊心酸得腿軟手麻，直往肚里吞眼淚!她想到，自己已經在前方丟了兩個孩子。生第一個孩子時，正趕上敵人掃蕩，好好的一個寶寶，還沒來得及取名，僅活一周就夭折了。第二個孩子秋平，丟在邱縣北新頭，至今杳無音信。勝利雖不是自己親生的孩子，但當初已向戰友作了承諾，必須由自己親手來把他撫養成人。和平是自己的親骨肉，但為了能騰出手來照顧張維翰，讓他早日治好病重返前方，萬般無奈之下，也衹有把女兒托付給可靠戰友這條路可走了。
範樹瑜還真是能干，她翻山越岭，連過几道河趕到延安去找聯防司令部解決供給問題。政治部張主任親自接待她，二話沒說，就批准供給，實報實銷，並給他們配了一個手藝很不錯的炊事員。她忙著回來把情況告訴張維翰，一下子驅散了終日徽衷趶埦S翰臉上的愁云，笑著誇她說：“妳怎么辦得這么順利，又快又好解決了問題?!”
沒過兩天，棗園來電話，要範樹瑜去一趟。棗園是黨中央所在地，她和張維翰猜了半天，也鬧不清會是什么事，但中央來通知，她一定得去。從柳樹店到棗園路很遠，她頭天晚上就讓馬夫早點把馬備好，多給馬加點料。第二天一早，範樹瑜騎上馬，一路快鞭趕到了棗園。接見她的是薄一波同志，說是劉伯承給他來了信，托他關照一下張維翰同志的病。薄一波同志待她十分熱情，又是倒水，又是遞毛巾，對她說：“有什么困難，組織上會解決的。”薄一波問完張維翰的病情之後，當即給了範樹瑜100元錢(延安幣)，並留她一同吃午飯。令範樹瑜喜出望外的是，一到飯堂門口，就見到了毛主席。原來這天是毛主席請前方回來的多位將軍吃飯，正一一與他們親切握手。她激動極了，趕忙上前與毛主席握手。她看得很真切，毛主席上著一件土毛線衣，下穿軍裝褲，十分平易近人，和藹可親。隨後進飯堂的是陳賡和滕代遠同志。陳賡將軍很關心張維翰的病情，問能不能坐飛機回前方。範樹瑜回答說：“不行。他起不了床，下不了地。”陳賡聽後，凝神片刻後悄聲告訴她：“最近從蘇聯派來了一位叫米洛的神經科專家，是毛主席的保健醫生。米洛大夫帶來了很多醫療器械和藥品，看能否請他去給維翰同志看一下病?”……
吃完飯，範樹瑜就騎馬趕回柳樹店，興奮地把上午遇見的情況一一講給丈夫聽。張維翰聽後誇她說：“妳真行，這么順利地見到毛主席，還又給錢，又請吃飯!”為了早日病愈回前方，他就馬上給朱德總司令寫了一封信，讓範樹瑜親自送到王家坪去。第二天範樹瑜又騎馬去延安，一到王家坪，接見她的是胡耀邦同志。胡耀邦說朱總司令不在，她就說千萬早些將信交給朱老總。胡耀邦說：“妳放心，我一定辦到。”從前方初到延安時，她與胡耀邦曾打過交道，感到他待人熱情，辦事可靠，是個令她尊敬的領導干部。果然，第二天他就打來電話，說米洛大夫親自來給維翰同志看病，通知曾院長和主治大夫黃延召做好准備。消息一傳開，在此住院的好多病人都想請米洛大夫看病，曾院長向上一請示，說不行，朱老總衹批示米洛給張維翰司令一人看病。米洛大夫來給張維翰看病後，開了藥方，醫院的主治大夫嚇了一跳，藥量很大，大都是鎮定劑，還得到王家坪的西藥房去取藥。這取藥的任務又由範樹瑜來承當，每天一趟，風雨無阻。
治療了一段時間，張維翰康復得很快，能騎馬了。這時，聽說陳賡將軍剛打了一個勝仗，他就給陳賡寫了一封要槍、要牲口
的信，讓陳玉來送去。几天後陳玉來果真就要了一支沖鋒槍、一匹大馬回來了。
張維翰和範樹瑜離開延安回前方，已是1946年年底了。張維翰雖是大病初愈，但回顧這在延安度過的三年時光，心里備感暢快，一是多次聽毛主席及少奇同志、恩來同志的報告，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新的飛躍﹔二是在整風邉又校涍^審干，組織上對他更加信任，推舉他擔任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籌委會委員。加上他病倒之後，又得到了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直接關懷，就更使他增添了回前方大展宏圖，打几個漂亮仗的雄心壯志!
“三反”中蒙受的不白之冤，使他直至蓋棺方論定
人常說天有不測風云，確實，張維翰在離開延安後的命咦兓撬鰤粢膊粫氲降摹�
剛回到前方時，他仍任分區司令員(此時冀南軍區已將三分區改為九分區)。但是原三分區的老部隊已被編入第二野戰軍南下，新成立的三個團是由縣大隊改編而成。為提高部隊的軍事素質，他拖著尚未完全康復的身體，親自組織軍事訓練，通過官教兵、兵教兵、互教互學，迅速增強了部隊的戰斗力。而在當時，國民黨殘匪王澤民、許鐵榮等兩千多人，正盤踞在四面環水的永年城負隅頑抗。此前，就因其地形險要，解放軍野戰部隊未能將其攻下，致使這股殘匪趁解放軍野戰部隊南下之際，橫行鄉里，抓夫抽丁，騷扰得百姓不得安宁。張維翰在經過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准備之後，就是用他剛完成軍事訓練任務的三個團，在永年城外構築工事，將其圍了個水泄不通，准備瓮中捉鱉。永年之敵在糧草斷絕的情攻下妄圖突圍後向安陽逃竄。張維翰下令按既定的戰術，在邉又袣灉缌诉@股殘匪，一舉解放了永年，拔掉了國民黨軍在冀南的最後一個據點。隨後，他又率領部隊，配合四野解放了安陽。就在九分區這支新組建的武裝力量初試鋒芒，首戰告捷之際，因形勢所需，改編成解放軍第十四縱隊向南開拔，打過長江去了。而身為司令員的張維翰卻又被留在了燕趙大地，任命為邯鄲軍分區的首任司令員。
說起來實在難以令人置信，張維翰開初是個名副其實的“光桿司令”。因為一紙命令下達，不是讓他到邯鄲軍分區去上任，而是讓他去招兵買馬，創建邯鄲軍分區。眼看著往日平級的戰友都紛紛當上了野戰軍的縱隊或兵團司令揮師南下，他卻單槍匹馬留在後方當起了無仗可打的軍分區司令，他不但沒發牢騷，反而覺得是組織上給了他一個可以充分施展他聰明才智的好機會，便膽氣十足地干了起來。當時，由于經費匱乏，連營房都無一間。而邯鄲地區連年遭戰爭破壞，經濟尚未復蘇，人民支援前線的任務又很重，為了不再給老百姓增加負擔，張維翰不僅帶領軍分區的干部蓋房子、建操場，並發揚延安時期“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光榮傳統，把開展大生產邉拥慕涷瀾玫杰姺謪^的創建工作上來。一是和華北炮兵聯營豫北紗厂，二是辦起了貿易貨棧，三是搞了多種加工業，使軍分區的創建資金迅速到位，促進了工作的全面展開，顯現出生機勃勃的可喜景象。
邯鄲軍分區創建完成，張維翰功不可沒，也再次證明，他是一個開拓型的智勇雙全的軍事指揮員。鑑于此，組織上給他安排了一個更重要的崗位：冀南軍區參珠L。然而，由于邯鄲地區突發了兩起反動會道門叛亂，他因為要率軍分區武裝力量連續出擊，堅決予以鎮壓，所以貽誤了赴冀南軍區上任的時機，仍留在了邯鄲軍分區。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1952年1月，全國上下忽然搞起了來勢迅猛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邉樱醒朐谙掳l的文件中明確指示：“要求各單位立即抓緊‘三反’斗爭，縮短學文件的時間，召開干部會，限期開展斗爭，送來報告：違者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職查辦。”中央還指定專人用電話和各大區負責同志聯絡，每三至五天通話一次，檢查各地“三反”進度。在此形勢下，由于他與省軍區個別領導關系不很融洽，靠“自力更生，豐衣足食”創建起來的邯鄲軍分區被視為邉拥闹攸c部門，地主家庭出身的他成了內定的所謂“大老虎”，謠傳他是邯鄲地區的“四大家族”之一，抄了他的家不說，還斷了他家的電，並將他與後來被判死刑的張子善、劉青山一起，集中關進了河北省軍區招待所，隔離審查。
禍不單行。就在張維翰接受審查不久，獨立營趙營長突然來到他家看望範樹瑜，對範樹瑜說：“張司令真冤屈，應該上告。”範樹瑜說：“我有孕在身，不能去。兩個兒子又小，誰去上告呢?”趙營長說：“我可以去，但沒有路費。”範樹瑜把僅有的40(萬)元錢(舊幣，當時的一萬元合如今的一元)給了趙營長。沒想到這是一個圈套：趙營長拿著40(萬)元錢去找軍分區司令員“舉報”，說“範樹瑜拿40(萬)元錢收買我，要我刺殺首長。”欲行刺軍分區首長，豈不是罪大惡極?!範樹瑜便立即被抓，押進了軍法處的班房，比張維翰吃的苦頭自然要大得多，更何況她還是個孕婦呢!
張維翰這內定的“大老虎”被關在省軍區招待所一年多才放出來。轟轟烈烈的一場邉咏Y束，為維護組織上的面子，硬是在審查結論上給他羅織了三個問題：第一，政治上麻痹，放縱反革命分子王傅﹔第二，在搞生產經營上，擅自用19萬發子彈換取糧食，再用糧食折合錢辦厂建貨棧，不請示、不匯報，是無組織無紀律行為﹔第三，搞舖張浪費，共計970(萬)元。並決定要開除他的黨籍。
張維翰當然不服，對這莫須有的三大罪名一一加以申辯：其一，王傅原是他的二姐夫(後離異)，解放初政府動員逃亡在外的地主回鄉生產，路過邯鄲時來找他，因他正要去保定參加省軍區的會議，就交待軍分區政治部對王傅的歷史情況進行審查後，視情況而定，如有嚴重問題就交地方政府處理，如無問題則放其回家。經審查，王傅曾帶領館陶縣八區民團數十人參加抗戰，1940年部隊整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新八旅後，王傅編余回家後被組織選任為兩面政權的村長，1942年逃亡他鄉。因此，他根本不存在所謂包庇歷史反革命的問題。其二，冀南軍區九分區撤銷，編入十四縱隊時什么也沒有留，所謂19萬發子彈不知從何而來?解放初地方糧開支權在地方政府，軍分區根本無權開支，搞生產經營的經費都是經邯鄲地委討論通過的，他衹不過是執行地委的決議。其三，他不抽煙，不喝酒，不搞生活特殊化，任軍分區司令員兩年多的時間里，共報銷970(萬)元出差及辦公費用，怎能說是舖張浪費?更何況當時是實行供給制，蓋營房、建操場都是自籌經費，親自動手帶領大家干出來的呢!
華北軍區看了他的申訴書，認為河北軍區對他做出的審查結論不屬實，不同意開除他的黨籍。河北省軍區衹得將對他處
分決定改為“黨內撤銷職務、行政降兩級”。張維翰仍然不服，便到北京，找總政干部部提出申訴。干部部副部長徐立清對他說：“妳的案子肯定是錯案，但馬上就糾正過來，恐怕有困難，衹能過一些時間再說。妳與其這么在京干等待，不如先去工作。”一年多不工作了，張維翰也確實憋屈得慌，急切地想回到能發揮自己才干的工作崗位上去，而這時軍委創辦的軍事體育學校正物色干部，考慮到他學生時代就愛好體育邉樱�1940年又在太行山八路軍全軍邉訒系眠^總分第一名，就選派他去廣州當了軍體校的副校長。後軍體校撤銷，軍委成立國防體育協會，他調任國防體協陸上邉硬坎块L。1958年11月國防體協並入國家體委，他從部隊轉業到國家體委任陸上邉铀舅鹃L，直至1963年7月離職休養。在談起張維翰“三反”邉俞岬慕洑v時，他兒子張慕朝告訴我說：“到軍體校當副校長，這是父親一生中惟一的一個副職。1955年第一次授軍銜時，他當年的好些下屬都授了將軍軍銜，但見到他時主動向他敬禮，集體留影時執意讓他這位衹是大校的老首長坐在頭排的中間位置。我們做子女的，都知道他在‘三反’邉又兴艿奶幏趾茉┩鳎啻翁嶙h他去找找老戰友，盡快能得以平反。可他總說：‘我自己問心無愧，就不去找別人的麻煩啦，免得人家受我的牽連!’”
張維翰此話講得確實有理。眾所周知，從1952年的“三反”邉悠穑動一個接著一個，都是“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每次邉佣家圃斐霾簧僭┘馘e案。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誰有膽量去為某一個冤案平反?俗話說牽一發而動全身，妳想要平反的雖是個案，但很有可能上綱上線說妳是要否定整個邉樱M不是罪莫大焉?誰敢如此輕舉妄動?!因此，張維翰衹能默默無聞地埋頭做他的體育工作了，與軍界越來越遠。可他分明是1939年的八路軍的旅級干部、一級獨立自由勛章獲得者，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軍名單中卻找不到他的名字，連好些老戰友都不知他哪兒去了。勝利的生父原在一二○師工作，與張維翰夫婦本不認識，延安中央醫院一別，就再也沒有見面，不知音信。建國後，他也已成為解放軍的一位高級將領，直到有次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見到于笑虹將軍(原一二九師新八旅二十二團政治部主任)，才打聽到張維翰的下落。因此，直到勝利15歲時，張維翰、範樹瑜才告訴他生父母的姓名。那年他已參軍當了一年兵。因為他與弟弟妹妹長得一點也不像，所以他得知自己並非張維翰夫婦親生時並不惊訝。但此前他從未懷疑過，因為他與養父母感情很深。
由此話題，我向張慕朝問起了和平的情況。他說，和平姐後來叫胡卡里，也少小當兵，一直生活在成都(養父胡用賢後來任國家中藥材公司總經理)。建國後，我爸爸通過在四川工作的老戰友許夢俠、魯大東找到了她。她17歲那年，爸爸去成都看她，華飛阿姨取出當年在延安與我爸爸媽媽的合影，告訴她本姓張，卡里聽後抱著爸痛哭……從此，她和勝利一樣，有了兩個父親和母親。聽他這么──說，我猛然想起京劇《紅燈記》中鐵梅的唱詞“年齡十七不算小”和《痛說革命家史》那場戲。這三家親的特殊關系，不也是創作一台大戲的好素材嗎?革命隊伍中有多少這樣富有傳奇色彩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啊!
在延安時代，張維翰的職務和待遇很高，未想到臨到晚年，他的境遇最凄涼。先是“文革”初期在被關押審查，挨批斗、遭毒打﹔受盡非人的折磨後，于1969年和老伴範樹瑜一起，拖著病弱之軀，下放到晉東南山區的“五七”干校勞動。直到“文革”後期，張維翰已入古稀之年，才得以在老部下的幫助下，離開干校到邯鄲黨校栖身養老。患癌癥後，先在石家庄白求恩醫院治療，病情加重後回京就醫，還是在老戰友的幫助下，不是軍人的他住進了北京軍區總醫院的高干病房。張維翰回京住院治病，作為知青下鄉的三個女兒和其他親友陸續回京來探望和照顧他，家里的兩間小房根本住不開，是徐向前元帥向國家體委的軍代表打了招呼，才騰出了天壇附近的兩間房給他家住……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几年時間里，一邊與病魔作斗爭，一邊以堅強的毅力，在“文革”初期所寫的外調證明材料的基礎上，終于完成了長篇回憶錄《抗日初期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簡述》的寫作。他說，他全面、系統地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一是為了告慰九泉下的烈士英靈，二是還這段歷史以本來面目，不使許多好同志、好戰友再受誣陷和迫害。“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臨到生命的最後關頭，他默念著範築先將軍當年在對抗日軍民發表演講時常引用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這兩句詩，還囑咐家人一定要根據他的口述，把這部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回憶錄修改補充好。直到1979年10月11日，在他彌留之際，他終身的革命伴侶範樹瑜俯身貼耳告訴他“妳的文章修改好了，妳蒙受的冤案也平反了”時，他才安詳地合上了雙眼。
其實，在張維翰閉眼而去之前，他不斷申訴了20年的冤案尚未得以平反。因此，當許多老戰友在聽到他的噩耗後都惊奇地問：“怎么他的冤案還沒平反呢?”時任空軍政委的高厚良當即打電話到北京軍區找副司令員兼紀委書記徐深吉，剛巧徐將軍在石家庄視察部隊，高厚良將軍就讓張勝利帶上張維翰生前所寫的有關申訴材料，趕赴石家庄去找徐深吉將軍。徐深吉看完張維翰的申訴材料，當著張勝利的面給河北軍省軍區打電話：“立即召集省軍區黨委常委開會，我隨後就到，參加妳們會議。”就在這緊急召集的河北省軍區黨委常委會上，做出了對張維翰歷史冤案進行徹底平反的決定，並上報北京軍區黨委批准：“張維翰同志當時的所謂三項錯誤事實，不能構成錯誤，建議將張維翰的結論和處理全部撤銷，予以改正。”
采寫張維翰冤案的平反經過，不禁使我聯想到1972年初陳毅元帥逝世後的情景，1月10日下午，毛澤東穿著睡衣臨時決定去八寶山參加了陳老總的追悼會，並表態說“陳毅是個好同志”。有感于此，朱德同志為陳毅寫下這樣一首悼詩：“一生為革命，蓋棺方論定，重道又親師，路線根端正。”張維翰的平反決定是在他的追悼會前几天(10月16日)做出的，因此，把朱老總“蓋棺方論定”的詩句借用到張維翰的身上，也十分恰當。張維翰不僅在追悼會上享受到了應有的哀榮，而且還經胡耀邦同志的批准，追悼會的消息由新華社發通稿，第二天在《人民日報》刊登。黨和人民終于還張維翰一生以公正的高度評價，他若地下有知，也會含笑于九泉了。
(謹以此文紀念張維翰誕辰100周年) 聊城信息港 (本文來自:聊城門戶網 Lc365.net) 聊城房地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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