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聊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如峰、副主任郭 杰: |
| 送交者: ningshui 2010月08月25日07:57:25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回 答: 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张维翰(副旅长王近山)，中共建政后遭打压,55年仅授大校衔 由 ningshui 于 2010-08-24 15:4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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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聊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如峰、副主任郭 杰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决定，1940年4月11日，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黎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建党、建政、建军三大方针和积极打击敌人“囚笼”政策的任务。根据黎城会议精神，5月，中共冀南区委和冀南军区首先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政治整训和技战术训练。在此基础上，又根据第一二九师的具体指示，于6月6日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先遣纵队奉命与筑先纵队等部编成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兼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张维翰任旅长，肖永智任政治委员，王近山任副旅长，王波任参谋长，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原先遣纵队第一、二团被编入第二十三团，第三团被编入第二十四团。李聚奎改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副司令员。（作者刘如峰 郭 杰系中共聊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副主任） 张光渝：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图：1952年9月1日，张维翰在保定。
记张维翰范树瑜夫妇 －－作者：张光渝 2005年9月3日，福州，福建省军区第七干休所红军园一栋两层的“红军楼”内，走来一位慈眉善目、驼背虚胖的老太太。她能够自主行走，但凡是第一次见到她的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要上前扶她一把。她是范树瑜老人。我来福建，是为了专程拜访这位老人。 老太太的父亲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老太太的丈夫是不太“著名”的共产党员张维翰。在她开始为我讲述那些非凡的往事时，电视机里正在转播天安门广场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举行的敬献花篮仪式。 我事先曾问过范老太太的子女，我的到访会不会使老人激动或者伤感而影响她的身体，他们肯定地回答不会。他们说，老太太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处变不惊，很愿意有人同她聊起往事，而且从来不动感情。他们告诉我，老太太听说我要前往探望，十分高兴。但是，当老人与我握手，然后缓慢地坐到座椅上的时候，她还是流泪了。她说：“霖之同志是多好的人呐！”她还告诉我，“文革”中听到我父亲张霖之遇难的消息后，张维翰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热泪长流，悲痛不已。 图：1954年，范树瑜摄于广州。 她和家人讲出的所有事情，我以前都从未听说过。 范树瑜是范筑先的女儿，但范筑先却不是她的生父，她的生父与范筑先是亲兄弟。范树瑜就出生在她目前居住的福州，母亲生下她不久就去世了。续弦虐待前妻的女儿，父亲无奈，将她过继给了范筑先，范树瑜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方度过的，待树瑜如同己出，在与范的子女们亲密无间的相处中，范树瑜和兄弟姐妹一样，浸染了范将军忠勇、侠义、正直、豪爽的性格。七七事变后，范将军高举抗战义旗，夫人和子女也都全情投入了保卫家园的斗争。 范老太太说，当年她正是十八九岁的年龄（她自小离开了亲生父母，至今不知道自己出生的准确年份），一点也不怕打仗，听到枪响就激动兴奋，身边如果有马，就骑上马往打枪的地方跑去。这是当年热血抗日青年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范筑先的二儿子范树民就牺牲在鲁西北抗日战场。 一位抗日将领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儿，策马奔驰于齐鲁平原之上，不能不引来众多青年才俊爱慕的眼光，但范树瑜当时只在两个人之间挑拣选择：一个叫赵晓舟，一个就是张维翰。 张维翰是范筑先的同乡，他的哥哥张维玺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左膀右臂，与范筑先长期共事。张维翰又是著名抗日将领彭雪枫的同学，早年曾一起策动学运，呼吁革命。1937年5月，中共北方局联络局书记彭雪枫奉命到山东从事统战工作，在聊城与张维翰重逢，并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张维翰正在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手下任职。聊城抗战期间，张维翰先后担任过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主任和第十支队司令等要职。第十支队是共产党在聊城地区独立掌握的第一支武装，也是范筑先在鲁西北抗战的主力部队。范筑先1938年11月牺牲后，十支队改编为八路军筑先纵队，张维翰任司令员。1940年5月，筑先纵队与先遣纵队等合并为一二九师新八旅，张维翰任旅长，那是张维翰革命人生的最高潮时期。 张维翰与范树瑜“谈对象”、结婚，就是在八路军筑先纵队成立前后。那时，张维翰三十出头，身为司令，英武俊朗，按今天的说法，应该是“条件一流”。从张维翰上世纪50年代初拍的军装照，可以推想30年代的他该是如何英俊潇洒。 但是，爱情的天平似乎并没有倾向张维翰这一头。那一头是比张维翰年轻十岁的赵晓舟。
图：张维翰（左三）和彭雪枫（左二）等在天津北宁公园。 赵晓舟的长兄赵伊坪也是彭雪枫、张维翰当年在北平育德中学和汇文中学的同学。赵伊坪1926年经彭雪枫介绍入党，在他的影响下，晓舟也参加了革命，1931年入党时只有十五岁。在张维翰担任十支队司令时，赵晓舟是十支队教导队长；在张维翰担任筑先纵队司令时，赵晓舟是筑先纵队参谋主任；在张维翰担任新八旅旅长时，赵晓舟是新八旅的营长和团参谋长。那几年，赵始终是张的下级，但没有多少人知道，赵又是张的“情敌”。我见过中年已过的赵晓舟，可以确认当年的他与张维翰的外形条件不相上下。赵晓舟虽身为下级，但在爱情攻势上却占上风。范树瑜与赵晓舟的关系已定，张司令好像“没戏”了。 改变命运的关节都是偶然事件。喜欢骑马的范树瑜从马上摔了下来，折断了左臂。抢救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她抬进赵晓舟的房间，因为范是赵的未婚妻。偏巧赵晓舟这天不在驻地，偏巧张维翰却从司令部来到这里。张司令命令部下将范小姐抬出赵晓舟住室，安置在一个“中立”的地方，并顺势开始最后的“进攻”。赵晓舟回来后，发现范树瑜被张维翰搞到司令部所在地“养伤”去了，很快传来消息。张司令已与范小姐结婚。赵晓舟不由得怒火中烧。 图：1937年5月摄于北平天坛。右一为张维翰，左二为彭雪枫。 张维翰曾收到赵晓舟的大哥赵伊坪的来信，他以同学的身份叮嘱张维翰，既然已经娶了范司令的女公子，就要真心实意对她好，不能对不起树瑜，不能对不起范司令。看起来这是一封告诫信，实际上是赵伊坪出面代表弟弟承认了张与范的婚姻，体面地退出竞争。作为鲁西区党委秘书长的赵伊坪想到的不光是弟弟与老同学的婚恋之争，还有两位军政要员的共事和团结。1939年3月5日，赵伊坪在琉璃寺突围战中受伤被俘英勇牺牲，奉命掩护这次突围的，就是赵晓舟。由此判断，张维翰与范树瑜的婚事是在1938年11月以后、1939年3月以前办的。这一点，范老太太记不清楚了。 多年来的事实表明，张维翰没有辜负老同学的嘱托，他与妻子相依为命，共同渡过了许多风浪和难关。更值得一提的是，范树瑜也从未对自己的选择后悔，相反，是她几次为救助丈夫做出了决定性努力。对那一段类似“抢婚”的往事，老太太一笑了之，但在当时，那件事可能还真的不算小。 暮年的赵晓舟发表了一篇《我的哥哥赵伊坪》的文章，文中写道： 1939年初，鲁西北正处在大动荡时期，最需要党的统一和团结，最需要党的领导，武装力量的稳定，和服从党的指挥。就是这一关键时刻，哥哥协助张霖之同志，代表鲁西区党委运用党的利益第一，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原则，非常巧妙，十分妥善地处理了发生在××部队的两个党员领导干部之间的个人问题，从而避免了矛盾的扩大和激化，保持了这支部队领导层的稳定。我正是从这一次党内生活中，第一次受到严峻的党性教育。 如果我没听范老太太和家人讲那段故事，是看不出赵晓舟说这段话的背景、不知道这段话所指的具体内容、搞不清“××部队”是指哪一部分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赵伊坪给张维翰的那封信很可能是在我父亲（时任鲁西区党委书记）的授意下写的。赵晓舟在哥哥和党组织的说服下做了让步，维护了团结大局。建国后赵晓舟在海军工作，担任过海军副参谋长兼技术部部长。 如果有人问起范老太太有多少子女，而她又要认真回答，那就麻烦了。老人说：“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生下孩子来，活的就活了，死了的就死了。” 范树瑜生的第一胎是儿女龙凤胎，这是大喜之事，但兄妹俩生不逢时，碰上日本鬼子的铁壁大合围。敌人已近在咫尺，要突出包围圈，就要行动便捷隐秘，带着两个婴儿肯定会拖累突围行动。结果，这对双胞胎被扔进了井里！我多次发问，是怎么扔进去的，老人表情平静，只是反复说：“没有办法，敌人包围，不扔跑不出去。”其实我的意思是，是您亲手扔进去的吗？后来我意识到，不能再问了。我们经常在影视书刊中看到各种战争情节，也会发表一些或慷慨激昂或自认清醒的议论，然而，战争的残酷，依然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老人要掰着手指头才能讲清她生孩子的时间顺序，有的还记不住具体生日。1945年，她在延安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张和平。因为日本鬼子投降了，和平来临了。与她一起生产坐月子的还有龙振彪的夫人，她生了一个儿子。 龙振彪是长征干部，当时是贺龙一二零师的电台大队长。抗战胜利后形势发展很快，大批干部要调往各地，龙振彪夫妇奉调前往东北时，准备把儿子留给老乡。范树瑜有把亲生骨肉送给老百姓一去不复返的痛苦经历，就主动承担了哺育龙家婴儿的责任。夫妇俩要龙振彪夫妻放心，他们一定带好这个孩子，把孩子健康地交还给父母。 内战全面爆发，张维翰夫妇也要离开延安，他们无法带两个孩子。正好一位在延安负责医药供应的干部胡用贤没有孩子，愿意收养一个。张维翰夫妇认为，这个男孩是他们答应为龙振彪抚养的，决不能食言，于是就把亲生女儿送给了胡家。从此，龙家的男孩取名张胜利，而张家的女儿张和平改姓胡。 解放后，在沈阳担任解放军通信学院院长的龙振彪，与老首长贺龙元帅谈起在延安送出去的儿子，贺龙说，张维翰就在我们体委系统，你去找一找吧！龙振彪夫妇携带礼物从东北南下见到张维翰夫妇，张维翰痛快地答应把儿子还给龙振彪。 认下亲生父母的张胜利改姓为龙。有一年贺龙前往广州，见到在广州军体院上学的胜利，听说他改姓了，很不以为然。他告诉胜利：你是张维翰伯伯带大的，你要姓张，一辈子姓张！ 胜利又改回张姓至今。 但是张维翰的那个女儿和平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建国后，和平随养父母到了成都，养父胡用贤是西南药材公司的总经理。张维翰有机会到成都，都会给和平带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小和平奇怪地问“父母”，为什么张伯伯对我那么好？“文革”开始了，胡家受到冲击，和平的养母被“通缉”无处藏身，带着女儿逃到北京。张维翰、范树瑜把她们接到家中，但他们自己也是朝不保夕，于是两家老人决定，把真相一五一十告诉儿女，免得一旦家庭解体，事情永远说不清楚。这一天，张维翰夫妇与和平的养母找来胜利、和平，关起门说了半天，还拿出过去的照片给他们看，要他们在前程未卜之时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这是现实版的“痛说革命家史”。胜利与和平，都有了两个父亲两个母亲。 和平的养母暂不能回成都，就同张维翰的另外两个女儿回到老家馆陶“插队”。那时有插队知青，没有“插队干部”，但善良的乡亲自觉地保护了她们。四川的造反派曾气势汹汹地找到馆陶，要把和平的养母“揪”回去，村民们一声号令把造反派堵在村口，“好汉不吃眼前亏”，造反派悻悻而归。 张家、龙家、胡家，革命友谊加亲子之情，演绎了荡气回肠的戏剧人生。在成都工作的和平与张家有着密切来往，胜利以张家老大的身份对张维翰和范树瑜的平反落实政策做了许多贡献。范树瑜是这些子女们共同的母亲。她淡然地对我说：都是同志战友，都是革命后代，分什么你的我的？ 相对老一代革命者，1937年入党的张维翰资历算浅的，小他十岁的赵晓舟都比他早入党六年，但张维翰的起点很高。1937年10月，日军逼近鲁西北，范筑先奉韩复榘之命准备撤往黄河南岸。此时率一批抗日青年服务队员刚刚从济南赶来的第六区政训处主任张维翰挺身而出，带领四十名青年留守聊城，誓死不过黄河。共产党和抗日青年的坚定英勇感动了范筑先，他命令军政机构返回聊城，为鲁西北抗日根据�%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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