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将领范筑先的正值花样年华十八九岁的的女儿范树瑜，策马奔驰于齐鲁平原之上，不能不引来众多青年才俊爱慕的眼光，但范树瑜当时只在两个人之间挑拣选择：一个叫赵晓舟，一个就是张维翰。

张维翰是范筑先的同乡，他的哥哥张维玺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左膀右臂，与范筑先长期共事。张维翰又是著名抗日将领彭雪枫的同学，早年曾一起策动学运，呼吁革命。1937年5月，中共北方局联络局书记彭雪枫奉命到山东从事统战工作，在聊城与张维翰重逢，并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张维翰正在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手下任职。聊城抗战期间，张维翰先后担任过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主任和第十支队司令等要职。第十支队是共产党在聊城地区独立掌握的第一支武装，也是范筑先在鲁西北抗战的主力部队。范筑先1938年11月牺牲后，十支队改编为八路军筑先纵队，张维翰任司令员。1940年5月，筑先纵队与先遣纵队等合并为一二九师新八旅，张维翰任旅长，那是张维翰革命人生的最高潮时期。

张维翰与范树瑜“谈对象”、结婚，就是在八路军筑先纵队成立前后。那时，张维翰三十出头，身为司令，英武俊朗，按今天的说法，应该是“条件一流”。从张维翰上世纪50年代初拍的军装照，可以推想30年代的他该是如何英俊潇洒。

但是，爱情的天平似乎并没有倾向张维翰这一头。那一头是比张维翰年轻十岁的赵晓舟。

图：张维翰（左三）和彭雪枫（左二）等在天津北宁公园。

赵晓舟的长兄赵伊坪也是彭雪枫、张维翰当年在北平育德中学和汇文中学的同学。赵伊坪1926年经彭雪枫介绍入党，在他的影响下，晓舟也参加了革命，1931年入党时只有十五岁。在张维翰担任十支队司令时，赵晓舟是十支队教导队长；在张维翰担任筑先纵队司令时，赵晓舟是筑先纵队参谋主任；在张维翰担任新八旅旅长时，赵晓舟是新八旅的营长和团参谋长。那几年，赵始终是张的下级，但没有多少人知道，赵又是张的“情敌”。我见过中年已过的赵晓舟，可以确认当年的他与张维翰的外形条件不相上下。赵晓舟虽身为下级，但在爱情攻势上却占上风。范树瑜与赵晓舟的关系已定，张司令好像“没戏”了。

改变命运的关节都是偶然事件。喜欢骑马的范树瑜从马上摔了下来，折断了左臂。抢救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她抬进赵晓舟的房间，因为范是赵的未婚妻。偏巧赵晓舟这天不在驻地，偏巧张维翰却从司令部来到这里。张司令命令部下将范小姐抬出赵晓舟住室，安置在一个“中立”的地方，并顺势开始最后的“进攻”。赵晓舟回来后，发现范树瑜被张维翰搞到司令部所在地“养伤”去了，很快传来消息。张司令已与范小姐结婚。赵晓舟不由得怒火中烧。

图：1937年5月摄于北平天坛。右一为张维翰，左二为彭雪枫。

张维翰曾收到赵晓舟的大哥赵伊坪的来信，他以同学的身份叮嘱张维翰，既然已经娶了范司令的女公子，就要真心实意对她好，不能对不起树瑜，不能对不起范司令。看起来这是一封告诫信，实际上是赵伊坪出面代表弟弟承认了张与范的婚姻，体面地退出竞争。作为鲁西区党委秘书长的赵伊坪想到的不光是弟弟与老同学的婚恋之争，还有两位军政要员的共事和团结。1939年3月5日，赵伊坪在琉璃寺突围战中受伤被俘英勇牺牲，奉命掩护这次突围的，就是赵晓舟。由此判断，张维翰与范树瑜的婚事是在1938年11月以后、1939年3月以前办的。这一点，范老太太记不清楚了。

多年来的事实表明，张维翰没有辜负老同学的嘱托，他与妻子相依为命，共同渡过了许多风浪和难关。更值得一提的是，范树瑜也从未对自己的选择后悔，相反，是她几次为救助丈夫做出了决定性努力。对那一段类似“抢婚”的往事，老太太一笑了之，但在当时，那件事可能还真的不算小。

1952年1月，全國上下忽然搞起了來勢迅猛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由于“他與省軍區個別領導關系(赵晓舟)不融洽”，张维翰靠“自力更生，豐衣足食”創建起來的邯鄲軍分區被視為“大老虎”部門，地主家庭出身的他成了內定的所謂“大老虎”，謠傳他是邯鄲地區的“四大家族”之一，抄了他的家不說，還斷了他家的電，並將他與後來被判死刑的張子善、劉青山一起，集中關進了河北省軍區招待所，隔離審查。

禍不單行。就在張維翰接受審查不久，獨立營趙營長突然來到他家看望範樹瑜，對範樹瑜說：“張司令真冤屈，應該上告。”範樹瑜說：“我有孕在身，不能去。兩個兒子又小，誰去上告呢?”趙營長說：“我可以去，但沒有路費。”範樹瑜把僅有的40(萬)元錢(舊幣，當時的一萬元合如今的一元)給了趙營長。沒想到這是一個圈套：趙營長拿著40(萬)元錢去找軍分區司令員“舉報”，說“範樹瑜拿40(萬)元錢收買我，要我刺殺首長。”欲行刺軍分區首長，豈不是罪大惡極?!範樹瑜便立即被抓，押進了軍法處的班房，比張維翰吃的苦頭自然要大得多，更何況她還是個孕婦呢!

    張維翰這內定的“大老虎”被關在省軍區招待所一年多才放出來。轟轟烈烈的一場邉咏Y束，為維護組織上的面子，硬是在審查結論上給他羅織了三個問題：第一，政治上麻痹，放縱反革命分子王傅﹔第二，在搞生產經營上，擅自用19萬發子彈換取糧食，再用糧食折合錢辦厂建貨棧，不請示、不匯報，是無組織無紀律行為﹔第三，搞舖張浪費，共計970(萬)元。並決定要開除他的黨籍。

    張維翰當然不服，對這莫須有的三大罪名一一加以申辯：其一，王傅原是他的二姐夫(後離異)，解放初政府動員逃亡在外的地主回鄉生產，路過邯鄲時來找他，因他正要去保定參加省軍區的會議，就交待軍分區政治部對王傅的歷史情況進行審查後，視情況而定，如有嚴重問題就交地方政府處理，如無問題則放其回家。經審查，王傅曾帶領館陶縣八區民團數十人參加抗戰，1940年部隊整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新八旅後，王傅編余回家後被組織選任為兩面政權的村長，1942年逃亡他鄉。因此，他根本不存在所謂包庇歷史反革命的問題。其二，冀南軍區九分區撤銷，編入十四縱隊時什么也沒有留，所謂19萬發子彈不知從何而來?解放初地方糧開支權在地方政府，軍分區根本無權開支，搞生產經營的經費都是經邯鄲地委討論通過的，他衹不過是執行地委的決議。其三，他不抽煙，不喝酒，不搞生活特殊化，任軍分區司令員兩年多的時間里，共報銷970(萬)元出差及辦公費用，怎能說是舖張浪費?更何況當時是實行供給制，蓋營房、建操場都是自籌經費，親自動手帶領大家干出來的呢!

    華北軍區看了他的申訴書，認為河北軍區對他做出的審查結論不屬實，不同意開除他的黨籍。河北省軍區衹得將對他處分決定改為“黨內撤銷職務、行政降兩級”。張維翰仍然不服，便到北京，找總政干部部提出申訴。干部部副部長徐立清對他說：“妳的案子肯定是錯案，但馬上就糾正過來，恐怕有困難，衹能過一些時間再說。妳與其這么在京干等待，不如先去工作。”

一年多不工作了，張維翰也確實憋屈得慌，急切地想回到能發揮自己才干的工作崗位上去，而這時軍委創辦的軍事體育學校正物色干部，考慮到他學生時代就愛好體育邉樱?940年又在太行山八路軍全軍邉訒�上得過總分第一名，就選派他去廣州當了軍體校的副校長。後軍體校撤銷，軍委成立國防體育協會，他調任國防體協陸上邉硬坎块L。

1958年11月國防體協並入國家體委，他從部隊轉業到國家體委任陸上邉铀舅鹃L，直至1963年7月離職休養。在談起張維翰“三反”邉俞岬慕洑v時，他兒子張慕朝告訴我說：“到軍體校當副校長，這是父親一生中惟一的一個副職。

1955年第一次授軍銜時，他當年的好些下屬都授了將軍軍銜，但見到他時主動向他敬禮，集體留影時執意讓他這位衹是大校的老首長坐在頭排的中間位置。我們做子女的，都知道他在‘三反’邉又兴�受的處分很冤枉，多次提議他去找找老戰友，盡快能得以平反。可他總說：‘我自己問心無愧，就不去找別人的麻煩啦，免得人家受我的牽連!’”

    張維翰此話講得確實有理。眾所周知，從1952年的“三反”邉悠穑�邉右粋�接著一個，都是“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每次邉佣家�制造出不少冤假錯案。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誰有膽量去為某一個冤案平反?俗話說牽一發而動全身，妳想要平反的雖是個案，但很有可能上綱上線說妳是要否定整個邉樱�豈不是罪莫大焉?誰敢如此輕舉妄動?!因此，張維翰衹能默默無聞地埋頭做他的體育工作了，與軍界越來越遠。可他分明是1939年的八路軍的旅級干部、一級獨立自由勛章獲得者，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軍名單中卻找不到他的名字，連好些老戰友都不知他哪兒去了。

勝利的生父原在一二○師工作，與張維翰夫婦本不認識，延安中央醫院一別，就再也沒有見面，不知音信。建國後，他也已成為解放軍的一位高級將領，直到有次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見到于笑虹將軍(原一二九師新八旅二十二團政治部主任)，才打聽到張維翰的下落。因此，直到勝利15歲時，張維翰、範樹瑜才告訴他生父母的姓名。那年他已參軍當了一年兵。因為他與弟弟妹妹長得一點也不像，所以他得知自己並非張維翰夫婦親生時並不惊訝。但此前他從未懷疑過，因為他與養父母感情很深。

    由此話題，我向張慕朝問起了和平的情況。他說，和平姐後來叫胡卡里，也少小當兵，一直生活在成都(養父胡用賢後來任國家中藥材公司總經理)。建國後，我爸爸通過在四川工作的老戰友許夢俠、魯大東找到了她。她17歲那年，爸爸去成都看她，華飛阿姨取出當年在延安與我爸爸媽媽的合影，告訴她本姓張，卡里聽後抱著爸痛哭……從此，她和勝利一樣，有了兩個父親和母親。聽他這么──說，我猛然想起京劇《紅燈記》中鐵梅的唱詞“年齡十七不算小”和《痛說革命家史》那場戲。這三家親的特殊關系，不也是創作一台大戲的好素材嗎?革命隊伍中有多少這樣富有傳奇色彩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啊!

    在延安時代，張維翰的職務和待遇很高，未想到臨到晚年，他的境遇最凄涼。先是“文革”初期在被關押審查，挨批斗、遭毒打﹔受盡非人的折磨後，于1969年和老伴範樹瑜一起，拖著病弱之軀，下放到晉東南山區的“五七”干校勞動。直到“文革”後期，張維翰已入古稀之年，才得以在老部下的幫助下，離開干校到邯鄲黨校栖身養老。

患癌癥後，先在石家庄白求恩醫院治療，病情加重後回京就醫，還是在老戰友的幫助下，不是軍人的他住進了北京軍區總醫院的高干病房。張維翰回京住院治病，作為知青下鄉的三個女兒和其他親友陸續回京來探望和照顧他，家里的兩間小房根本住不開，是徐向前元帥向國家體委的軍代表打了招呼，才騰出了天壇附近的兩間房給他家住……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几年時間里，一邊與病魔作斗爭，一邊以堅強的毅力，在“文革”初期所寫的外調證明材料的基礎上，終于完成了長篇回憶錄《抗日初期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簡述》的寫作。

他說，他全面、系統地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一是為了告慰九泉下的烈士英靈，二是還這段歷史以本來面目，不使許多好同志、好戰友再受誣陷和迫害。“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臨到生命的最後關頭，他默念著範築先將軍當年在對抗日軍民發表演講時常引用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這兩句詩，還囑咐家人一定要根據他的口述，把這部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回憶錄修改補充好。直到1979年10月11日，在他彌留之際，他終身的革命伴侶範樹瑜俯身貼耳告訴他“妳的文章修改好了，妳蒙受的冤案也平反了”時，他才安詳地合上了雙眼。

    其實，在張維翰閉眼而去之前，他不斷申訴了20年的冤案尚未得以平反。因此，當許多老戰友在聽到他的噩耗後都惊奇地問：“怎么他的冤案還沒平反呢?”時任空軍政委的高厚良當即打電話到北京軍區找副司令員兼紀委書記徐深吉，剛巧徐將軍在石家庄視察部隊，高厚良將軍就讓張勝利帶上張維翰生前所寫的有關申訴材料，趕赴石家庄去找徐深吉將軍。徐深吉看完張維翰的申訴材料，當著張勝利的面給河北軍省軍區打電話：“立即召集省軍區黨委常委開會，我隨後就到，參加妳們會議。”就在這緊急召集的河北省軍區黨委常委會上，做出了對張維翰歷史冤案進行徹底平反的決定，並上報北京軍區黨委批准：“張維翰同志當時的所謂三項錯誤事實，不能構成錯誤，建議將張維翰的結論和處理全部撤銷，予以改正。”

    采寫張維翰冤案的平反經過，不禁使我聯想到1972年初陳毅元帥逝世後的情景，1月10日下午，毛澤東穿著睡衣臨時決定去八寶山參加了陳老總的追悼會，並表態說“陳毅是個好同志”。有感于此，朱德同志為陳毅寫下這樣一首悼詩：“一生為革命，蓋棺方論定，重道又親師，路線根端正。”張維翰的平反決定是在他的追悼會前几天(10月16日)做出的，因此，把朱老總“蓋棺方論定”的詩句借用到張維翰的身上，也十分恰當。張維翰不僅在追悼會上享受到了應有的哀榮，而且還經胡耀邦同志的批准，追悼會的消息由新華社發通稿，第二天在《人民日報》刊登。黨和人民終于還張維翰一生以公正的高度評價，他若地下有知，也會含笑于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