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匈牙利作家是個徹頭徹尾的憂傷主義者：“沒有什麼理性的原因可以讓我快樂起來，當我回顧人類的歷史，有時我覺得是一齣喜劇，但是讓我哭泣；有時又覺得是一齣悲劇，卻讓我微笑。”人類所有自以為聰明的努力不過都是在原地跳撒旦探戈


　　老高按：一如往年，諾貝爾文學獎接續次第公布的生物醫學獎、物理獎和化學獎，排序第四，於美東時間今晨揭曉。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中國人，對獲獎作家、匈牙利的Krasznahorkai László這個名字，既感陌生，更一時不知如何讀。後來才知道，他的處女作、成名作和代表作《撒旦探戈》，早在1985年就出版，2017年在中國大陸就有了中譯本，其中譯者餘澤民將他的名字譯作“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還打趣地說：這位匈牙利作家的全名很長，我認識了他二十年，才勉強能一口氣把它說出來：“說之前必須長吸一口氣，說完後差不多斷了氣”。

　　這位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在國際文壇上成名已四十個春秋，獲獎無數，匈牙利國內獎項拿了個遍，包括2004年的匈牙利文學最高榮譽——科蘇特獎，2014年獲美利堅文學獎，2015年獲國際布克獎……他以長句子為名片，與以長鏡頭著稱的匈牙利著名導演塔爾·貝拉，合作了多部影片，包括《撒旦探戈》《鯨魚馬戲團》《倫敦人》和《都靈之馬》……據說都成了電影史上的經典。
　　他多次訪問中國，寫下多部與中國有關的書籍，還有個中文名字：“好丘”，據稱一來他與山丘有緣，二來他愛孔丘。
　　我沒有讀過克拉斯諾霍爾卡伊任何一部作品，也不了解他，今天早上得悉他獲諾獎，才查了一下維基百科，也在萬維博客上拜讀了汪翔對他的介紹，很有收穫。請點擊：
　　汪翔：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隨後我幸而得到中國大陸的朋友發來的有關資料，其中有《撒旦探戈》中譯者餘澤民為這部作品所寫的序：《活在陷阱中跳舞》。轉載於此，以饗同好。
　　老實說，讀了這篇不短的序，我很可能不會進一步去讀《撒旦探戈》：艱深得“簡直就要憋死”譯者的小說，我可以承認它是一道佳餚，卻不是我喜歡的那盤菜；何況，譯者在這裡已經從作者到作品介紹得如此詳細了！


　　《撒旦探戈》譯者序：活在陷阱中跳舞

　　餘澤民，《撒旦探戈》，譯林出版社 2017年

　　《撒旦探戈》
　　【匈】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中譯者餘澤民

　　1

　　終於，我像蛀蟲啃石樑一般頗懷壯烈感地翻譯完了這本雖然不厚，但絕難一口氣讀完的《撒旦探戈》，立即沉不住氣地告訴了責編，與其說告捷，不如說告饒，若這書再長上幾十頁，估計我會得抑鬱症的。讀這本幾乎不分段落的小說，就像讀沒有標點的古文，每讀一行都感覺艱難。隨後是一段刻意的遺忘，我將譯稿旁置了三個多月，才又鼓起勇氣重新拾起，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重讀，校改，潤色，定稿。譯稿發出去後，我跟責編抱怨：“簡直就要憋死我了！現在我真想跺腳，喊叫，砸東西，摔書，再也不想看到它！”
　　當然說歸說，怨歸怨，心裡還是惦着我的這個譯本能早一點印出，好讓我揣着所有釋放不掉的焦慮和憤懣再次把它翻開，換一個讀者的身份再讀一遍，當然，再焦慮一遍，憤懣一遍，絕望一遍，也再清醒一回。這本書於我，是一種虐讀，全新的體驗，折磨加享受，窒息式的快感；快感之後，是更持久的窒息。

　　十月末的一個清晨，就在冷酷無情的漫長秋雨在村子西邊乾涸龜裂的鹽鹼地上落下第一粒雨滴前不久（從那之後直到第一次霜凍，臭氣熏天的泥沙海洋使逶迤的小徑變得無法行走，城市也變得無法靠近），弗塔基被一陣鐘聲驚醒。離這裡最近的一座小教堂孤零零地坐落在西南方向四公里外、早已破敗了的霍克梅斯莊園的公路邊，可是那座小教堂不僅沒有鍾，就連鐘樓都在戰爭時期倒塌了，城市又離得這麼遠，不可能從那裡傳來任何的聲響，更何況：這清脆悅耳、令人振奮的鐘聲並不像是從遠處傳過來的，而像是從很近的地方（“像從磨坊那邊……”）隨風飄來。他將胳膊肘支在枕頭上，撐起上身，透過廚房牆上耗子洞般的小窗口朝外張望，窗玻璃上罩了一層薄薄的霧氣，在幽藍色的晨幕下，農莊沐浴在即將消遁的鐘聲里，依舊喑啞，安然不動，在街道對面，在那些彼此相距甚遠的房屋中間，只有醫生家掛着窗簾的窗戶里有燈光濾出，那裡之所以能有光亮，也只是因為住在房子裡的主人已經許多年不能在黑暗中入睡了，弗塔基屏住呼吸，生怕漏掉哪怕半聲正朝遠處飄散的鏗鏘聲響，因為他想弄清楚這陣鐘聲到底來自何處（“你肯定是睡着了，弗塔基……”），所以他絕對不能漏掉任何一點聲響。

　　這是《撒旦探戈》開篇的頭幾句。整部小說從頭到尾都是這樣黏稠、纏繞、似火山熔漿涌流的句子，而且不分段落，讓人讀得喘不過氣，恨不得一個塔爾·貝拉式的超長鏡頭從《創世記》拍到《啟示錄》，翻譯完這本小說，我感覺從人間到地獄裡走了一遭。絕望之後的絕望，沒有人能逃出書中描繪的泥濘世界。這部作品有着宏大的構思、公式般精密設計的情節，環環相扣，密不透風，在那個陰雨連綿、廣褒無垠的泥濘世界裡，所有人都沒有自主的空間，都是希望的奴隸，命運的棋子，包括作家自己，最終也與那個將自己關在家中晝夜偷窺並勤奮記錄的醫生融為一體，既操縱蛛網，也被蛛網綁縛。我們以為自己生活在有希望的人間，哪知人間在魔鬼的陷阱里；我們以為自己長腳就有可能逃離，哪知道自己是粘在蛛網上的米蛾。人類的歷史就是周而復始，永難逃脫魔鬼的怪圈。
　　《撒旦探戈》，這書名對國內讀者來說並不很陌生，因為它是2015年曼布克國際獎得主的代表作，後現代名著，匈牙利製造，而且作者多次來過中國；喜歡歐洲文藝片的國內影迷們更會知道，匈牙利著名導演塔爾·貝拉曾將這部小說改拍成一部七個半小時的黑白故事片，從頭看到尾的人不多，但收藏它的肯定不少；搞電影的人更清楚，塔爾·貝拉導演的所有影片，無論是原著還是劇本，幾乎都出自《撒旦探戈》的作者一人之手。這位匈牙利作家的全名很長，我認識了他二十年，才勉強能一口氣把它說出來：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但說之前必須長吸一口氣，說完後差不多斷了氣。據作家本人說，他的家姓是一個地名，在現在的斯洛伐克境內有一座始建於十三世紀的著名的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城堡，城堡曾是匈牙利大貴族安德拉什伯爵家族的領地，2013年3月被一場“由兩個男孩抽煙引發的大火”燒毀。
　　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和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城堡有什麼關係？有的，除了他的祖先可能來自那塊地方，還存在着歷史、文化、命運上的秘通暗連。不久前，我在匈牙利的“圖書博客”上讀到了一篇文化記者納吉·伽布麗艾拉對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的採訪，時間選在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城堡火災的紀念日。這顯然不是巧合，而是為那次對話鋪設了某種背景或基調。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承認，火是他生活中的一個可怕的組成，迄今為止，他曾親身經歷過六次火災。其中一次，他與著名作家麥瑟吉·米克洛什在布達佩斯會面，聖安德列的家宅着了火；還有一次，他在一個鄉村圖書館當管理員，由於圖書館被一場大火燒成了灰燼，他失掉了工作，回到了城裡，兩年後水到渠成地寫出了《撒旦探戈》，而且也跟凱爾泰斯一樣，處女作一出手就抵達高峰，確立了他後來作品的反烏托邦主題與憂鬱的基調，無論是後來的《抵抗的憂鬱》《戰爭與戰爭》，還是新近問世的《溫克海姆男爵歸來》，都可以看成是《撒旦探戈》的續寫。總之，火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元素或符號，被問及自己與那座同名城堡的關係時，他賣關子地回答：“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城堡火災是我生活的第七個階段，我現在沒必要告訴你它的意義。至於我的家姓和那個地方有什麼聯繫，還是讓它繼續被青苔覆蓋，保持它的神秘吧。”

　　2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就是一個這樣的人，書裡書外都是純粹的作家。從某種角度講，他是一位演技相當出色的文學演員，時刻都在扮演一個絕無僅有的洞察者角色，就像《撒旦探戈》中因窺視而存在的醫生，用冷酷的方式記錄窺視到的一切（包括自己），他善於從生活中提取深層的意義，也擅長用隱喻講述無意義的歷史——周而復始，如封閉的魔圈，沒有誰能掙脫掉，逃出去。醫生自己也不可能，因為記錄本身就是迷宮。
　　《撒旦探戈》是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處女作，也是代表作，充滿了神秘而冷酷的隱喻，在奠定自己文學風格的同時，已經達到了自己的高峰。一個個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的複雜長句接力，纏絞，確如火山爆發時殷紅的熔岩順着地勢緩慢地流淌，流過哪裡，哪裡就是死亡。小說的構架十分奇特，帶着強烈的音樂性，有時讓我聽到譚盾的《火祭》，有時透出柴可夫斯基《悲愴》的韻律，雖然場景荒僻，但是敘事宏大，在沉緩、苦澀的敘事內部有着魔鬼般邪惡力量的指揮和驅動，正是這種撒旦的旋律像擺布棋子一樣擺布着每一個角色，操縱他們的每一個步伐、每一個動作，甚至每一個念頭。
　　故事發生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小村莊，那是一個曾經紅火過一陣、現在已被廢棄了的農業合作社，絕大多數居民陸續逃走了，逃到別的地方謀生，只剩下十幾個人無處可逃，在陰雨連綿、一片泥濘的晚秋日子裡演繹着酗酒、通姦、陰謀、背叛、做夢與夢破的活報劇。伊利米阿什來了！他的出現在村里人眼裡無異於救世主、彌賽亞，點燃了他們絕望中的希望；他們欣喜若狂地追隨他，跟着他跳起死亡之舞，直到最後他們也沒有意識到：救世主實際是魔鬼撒旦。可悲的是，人類的智力趕不上撒旦，因此他們永遠都不會醒悟。
　　這部小說的標題跟內容一樣神秘而複雜，小說的結構也與書名緊扣。《撒旦探戈》的十二個樂章環環相扣，首尾連接，描繪了人類生活的可悲、絕望、慘敗與毀滅，既充滿了憂鬱，也充斥着荒唐，否定了一切幻夢和希望。儘管也有短暫的麻痹和可笑的樂觀，但最終揭示的還是一個永恆的真理：希望是相對的，絕望是絕對的，一切都比絕望還更絕望。作家在他的作品裡，沒有留給人類任何出路。正如曼布克國際獎評委會主席、英國女作家瑪麗娜·華納所說：“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是一位有深刻洞察力的作家，並擁有非同尋常的熱情和表現力，抓住了當今世界形形色色的生存狀態，精細刻畫出那些可怕、怪異、滑稽、既驚悚又美麗的生存肌理。”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筆下的世界，充滿了毀滅的喑啞與嘈雜。
　　從匈牙利到歐洲到世界文學，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都是令人仰望的星斗，不過他投射出的是陰影的黑光，投射到陰影的世界上，不是照亮，而是相反，讓我們震驚於自己認知的懦弱。有人說他是悲觀主義者，我說他是絕望主義者，至少在他的文學上。黑色虛構，又絕對現實，是後現代隱喻文學的代表作。
　　事實上，無論從1985年出版的處女作《撒旦探戈》到去年新問世的《溫克海姆男爵歸來》，還是從《優雅的關係》中從A向B、從B向C的連環跟蹤到《抵抗的憂鬱》中殺機隱伏的巡展鯨魚，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所描述的都是一個陰影的世界，沉悶，詭異，絕望，驚悚，活在這個陰影世界中的人物都是陰影中的陰影，在偌大天宇下一個蛛網蔓延、被上帝遺忘了的角落裡跳舞，向前兩步，後退一步，撒旦的節奏，在原地躑躅。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一個主題，刻畫人類生存的怪誕、冷酷、無情和絕望。他像一個預言家，預言了我們都不願正視的未來。
　　或許並不算預言，只是推理，因為人類的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或許，我們可以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作品看成凱爾泰斯作品的變奏，曾幾何時，凱爾泰斯不也以奧斯維辛代言人的角色說，只要人類存在，大屠殺就會進行，因為大屠殺是一種人類文化，有牆的奧斯維辛雖被燒毀了，沒有牆的奧斯維辛依舊存在，人們在戰爭的廢墟上建立起和平的廢墟。讓世人直面人生固然殘酷，但總比虛構人生更有意義，能讓人活得明白並有所準備。難怪蘇珊·桑塔格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比作果戈理和梅爾維爾。

　　3

　　我與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相識在二十五年前，那時我剛漂泊到匈牙利不久，他也剛出版了那本名為“烏蘭巴托的囚徒”的中國遊記。他是1991年以記者的身份去中國的，中國政府邀請各國記者去中國訪問，拉斯洛在華期間得到了周到、完美的安排，他的文字和他看到的面孔一樣帶着笑容。
　　我第一次見拉斯洛是在1993年早春，在匈牙利南方的塞格德市。那正是我最落魄的時候，沒工作沒錢沒身份，寄宿在好友海爾奈·亞諾什博士家，準確地說是被他收留。亞諾什年長我十歲，當時在尤若夫·阿蒂拉大學（現塞格德大學）歷史系任教，1989年後率先創辦了一份在精英階層影響甚廣的文史雜誌《2000》，成為文化名人，並以Q.E.D出版社社長的身份先後出版了由著名哲學家、翻譯家兼畫家庫拉瓊·伽博爾老先生翻譯並作注的《易經》和《道德經》，他和拉斯洛是好朋友，出版過拉斯洛的短篇小說集《優雅的關係》，現任匈牙利塞切尼國立圖書館副館長。在當時，亞諾什就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了一大群大學師生、學者和詩人、作家在身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就是其中之一，當時他還是文學界的“當紅小生”。
　　我記得很清楚，那次是亞諾什邀請拉斯洛到塞格德與讀者見面，提前幾天，亞諾什就一再叮囑我，這個周末哪兒也別去，說要把我介紹給一位“當代最優秀的作家”，他還說，那位作家很想跟我聊聊中國。可以想象，他對作家也說了一套介紹我的好話。總之，那次會面是雙方共同期待發生的，有朋友做中介，都帶了美好的預期。
　　拉斯洛是個高個子，稍微有點駝背，總喜歡穿藍色或黑色的棉布外套，最有個性的該算他常戴的黑色禮帽，長發齊肩，一副我想象中的田園詩人氣質。雖然對一位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適合用“漂亮”來形容，但他確實長了一副兼靈秀飄逸、浪漫敏感、深邃成熟於一體的漂亮面孔，深棕色的絡腮鬍修剪得利落整齊，額頭很高很寬，即使在冬天也曬得紅紅的，髮際很高，那時齊頸的長髮還沒變灰白，唇須下掛着溫善友好、能夠融化陌生的微笑。說話的時候，他會目不轉睛地盯着你，湖藍色的眼睛明澈透亮，透抵人心，既有孩子的真純、成年人的狡黠、音樂人的熱烈，也有思想者的深邃。我想，大凡第一次見到拉斯洛的人，都會被那雙波斯貓般的眼睛和裘德·洛式的微笑迷住，他講話的音調也溫和、委婉，如同朗讀自己小說中繞山繞水的長句。
　　拉斯洛說，他1991年第一次去中國，回來後寫了一部散文體遊記《烏蘭巴托的囚徒》。“我從中國回來，一進門就向家人宣布：從今天開始咱們改用筷子！”他的英文講得很流利，繪聲繪色，家人聽了莫名其妙，以為他在發神經，殊不知，拉斯洛真的染上了“病”，一場持續了多年的“中國病”。從那之後，不管他走到哪兒，都不忘搜集與中國有關的各種書籍，關心與中國有關的消息和新聞。在外吃中餐，在家聽京劇，不管跟誰閒聊，開口閉口都離不開中國。他尤其迷戀古代中國，崇拜詩仙李白，他自稱在他的文字也染上了一股“中國味道”。他說：“只要在街上遇到一個亞洲人，儘管分不清他們是不是中國人，我都忍不住想告訴他們，你好，我去過你們的國家。”
　　他給了我一張帶中文的名片，上面印有“好丘”二字。他說那是他的中文名，是他上次去中國之前特意請一位漢學家朋友幫他起的，一是取“美麗山丘”之意（他的家姓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就是一座山丘的地名）；二是借“丘”字與孔夫子掛鈎。雖然我覺得這名字不妥，但還是保持了善意的沉默。我能想象出中國人接到他名片時的微微皺眉，也能想象出他繪聲繪色對自己中國名的得意解釋，這名字怪雖怪，但很可愛。
　　雖然拉斯洛去過一趟中國，但在亞諾什家，我是他有生以來第一個能夠作為“朋友的朋友”近距離接觸的中國人。拉斯洛是個情感豐富、善於表達的男人，不但知道如何被別人欣賞，也知道如何欣賞別人，儘管他極富陰柔與自戀，可一旦對誰產生興趣，便會表現出無盡的耐心和溢於言表的情感，會用童話般的語調講一段長長的小事，會用詩一樣的詞語讚美你。生活中的他，就像一位既迷戀自然又在乎自己的印象派畫家，不失毫釐地觀察日出日落的色彩，體驗世態炎涼和人情冷暖，然後將思維轉換成文字，畫到紙頁上。
　　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就跟我聊到了李白，他說李白是他最崇拜的中國詩人，他讀過許多李白的詩，要知道，科斯托拉尼·德熱[1]、沃洛什·山多爾[2]、法魯迪·久爾吉[3]、伊雷什·貝拉[4]、薩布·呂林茨[5]等多位匈牙利大文豪、大詩人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翻譯過李白的作品。叫他感到驚異的是，在唐代的中國，怎麼會出現一位在歐洲人眼裡的“現代派詩人”？談到興奮之處，他要我抄一首李白的詩給他，我便用毛筆寫了一幅《贈汪倫》，我不僅用中文吟給他聽，還將大意翻譯給他，他從書架上找到一本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匈文版《李白詩選》，還真找到了這首的譯文。讀罷，他點頭微笑：“妙極了，這比蘭波的情詩更動人。”我不知道蘭波是否真給魏爾倫寫過情詩，不過他的這個比喻讓我會心地笑了，覺得這個人很浪漫，很敏感，很個性，很隨意，在他思想的原野幾不設防，也沒約束。更何況，詩歌本身就是一種曖昧的文體。
　　這天晚上，拉斯洛和我聊得投機，索性邀我隨他一起回家小住幾日，連夜開車帶我離開了塞格德。當時，他住在北方一個叫喬班考的小村莊裡，我在那裡住了有一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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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棟蓋在果園裡的石頭房子，感覺更像座圖書館。書架直抵天花板，其中兩層是他從世界各地收藏的有關中國的書籍和畫冊。出於好奇，我問他是怎麼開始寫作的。他給我講了自己年輕時的經歷。
　　1954年1月5日，拉斯洛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與羅馬尼亞接壤的邊城——久洛市（Gyula），父親克拉斯諾霍爾卡伊·久爾吉是一名律師，血緣里混合了法蘭西和猶太人的歷史記憶；母親帕林卡什·尤利婭是血統純正的匈牙利人，在地方政府做社保業務。少年時代，他曾是小有名氣的鋼琴手，是一支爵士樂隊裡唯一的未成年人，或許因為音樂，他身心充滿了浪漫氣息。在久洛市，他一直讀完職業高中的拉丁語專業，而後先後在塞格德和布達佩斯學習了兩年法律專業，準備子承父業。拉斯洛迷戀文學由來已久，1977年就在文學雜誌《運動的世界》上發表過一篇《我曾相信你》，但那只是練筆，很少有人讀過它。同年，由於忍受不了法學的冷漠和枯燥，拉斯洛轉到羅蘭大學文學院攻讀大眾教育專業。讀書期間勤工儉學，當過思想出版社的資料員、編外記者，還做過地板打磨工。
　　那時的拉斯洛還是一位充滿青春理想的社會主義者，揣着一股為大眾服務的樸實激情。1983年，拉斯洛大學畢業，抱着用文化拯救貧困的熱願，主動離開都市，跑到一個窮鄉僻壤的小山溝里，當了一位鄉鎮文化館的圖書管理員。那是一個吉卜賽人聚居、被上帝遺忘的角落，鎮子上雖有一所小學，但真正讀書的孩子少得可憐。所謂“文化館”不過是一幢低矮破舊的老屋，有一間辦公室、一個儲藏室和一間二十來平米的閱覽室，藏書不過幾千冊，而且大多是紙頁棕黃的舊雜誌。舊歸舊，但卻很“新”，因為很少有誰摸過它們。四壁和家具都散發着霉味兒，書上落滿了塵土，牆角和書架上蛛網密布，塔灰高懸，大概就像《撒旦探戈》中描繪的小酒館庫房。
　　在拉斯洛之前，曾有過一位圖書管理員，據說是一個只在夢裡清醒過的中年酒鬼。讓酒鬼管書，倒也平安無事，直到有一天清晨發生了意外：這個酒鬼在從酒館到文化館上班的路上和另一個騎摩托的酒鬼撞到一起。拉斯洛說，幸好酒鬼被送進了醫院，才給了他一個在別人眼裡根本不是機遇的機遇。醫生先給酒鬼接上幾根肋骨，隨後把他轉到了精神病院。終於，小鎮上發生了一點點變化，出現了一個新鮮的年輕人面孔。
　　拉斯洛到任後，將所有圖書認真編目，並動手寫了幾十張通知散發到學校和居民家裡。圖書館在一個跟往日沒什麼兩樣的上午重新開門。第一天沒有人來；第二天沒有動靜；第三天只有郵遞員來送給他一封家信。一周過去了，年輕人的激情開始降溫。
　　有一天下午，拉斯洛坐在辦公室的木椅上看書，忽然聽到閱覽室門口有些響動，他本以為是老鼠或捉老鼠的貓，撂下書到隔壁看了一眼：閱覽室里靜悄悄的，木門虛掩，什麼活物也沒有。他回到屋裡重新坐下，剛把書捧起，又聽到了響動。年輕人再次起身去看，還是沒發現任何異樣，不過這次他沒馬上走開，而是屏吸靜氣地站在閱覽室中央。過了一會兒，他又聽到窸窣的碎響，虛掩的木門被什麼東西輕輕拱動……他沖了過去，拉開屋門，意外地看到一群灰頭土臉的孩子！
　　孩子們被他怒氣沖沖的樣子嚇壞了，四散逃開。拉斯洛抱歉地朝那幾個躲在房後、樹後的小孩子招手，孩子們用煤球一樣漆黑的眼睛警惕地看他。拉斯洛想了想，回屋演了出空城計，不僅將木門敞開，還搬來一把木椅抵在門邊，回到辦公室重新坐好，手裡捧着書，耳朵卻機警地聽着門口。慢慢地，孩子們又悄悄地聚回到門口，終於，第一個大膽的孩子試探性地跨進了門檻，另一個隨後跟進來，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當拉斯洛從辦公室走出來時，幾十雙眼睛盯在他身上。拉斯洛讓孩子們圍坐成一圈，給每個人發了一本書，用講故事的方式給他們上了第一課，講“怎樣讀書”。大多數孩子從沒摸過書，於是他從書皮、扉頁、作者、標題和插圖講起，然後講讀書的好處，告訴他們書裡有許多有意思的故事。再後，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童話《帶刺兒的玫瑰》，繪聲繪色地講起來……那天晚上，閱覽室里的最後一個孩子是被父母硬拉走的。
　　從那之後，拉斯洛開設了“讀書課”，還從城裡請來一些演員、作家跟孩子們見面。再後來，不僅是孩子，鎮上不少成年人也成了文化館的常客。圖書館逐漸變得熱鬧，常被孩子們擠得滿滿的；原來靜如死水的小鎮開始有了新聞和話題，有了惹人關注的興奮點。在居民們眼裡，新來的圖書管理員成了一個奇特的怪人。不過，年輕人只在山溝里工作了一年，原因是：一場莫名其妙的午夜大火將文化館連同可憐的藏書一起燒成了灰燼。既然沒有了書，圖書館管理員也就失掉了存在的意義。於是，拉斯洛戀戀不捨地離開了小鎮和孩子們。
　　“你們看，就是因為那一把火燒掉了小圖書館的幾千冊藏書。所以作為補償，我應該多寫幾部。”作家曾打趣地跟朋友們說。失業後，他正式開始了作家生涯，用一年時間寫成了處女作《撒旦探戈》，靈感就緣於這段特別的生活感受。拉斯洛善於描寫封閉鄉村的精神世界，能透過小酒館裡的瑣碎場景看到人類最內心的層面。
　　在《撒旦探戈》裡，伊利米阿什從城裡回來了；在《戰爭與戰爭》的序篇里，先知以賽亞回來了；在《溫克海姆男爵歸來》裡，又一位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英雄再次出現在絕望者們的視野里，溫克海姆男爵，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回來，回到匈牙利，回到無望的故鄉，在這裡，人們等他就像等彌賽亞，等救世主。
　　絕望，希望，再絕望，再希望？
　　絕望的希望，希望的絕望；陷阱中的舞步，魔鬼的怪圈。
　　就像赫拉巴爾或艾斯特哈茲，他也在作品裡通過東歐人特有的幽默表現事物悲喜劇的兩面。在讀者看來，《撒旦探戈》是絕對的黑色，但是作者自己並不承認。拉斯洛說，凡事都有悲與喜的兩面，“從這面看是喜劇，那面看是悲劇。我們東歐人對這矛盾的兩面格外敏感。實話實說，我不認為《撒旦探戈》是部黑暗作品，它不是悲劇，而是一部關於沒有根據的信仰的悲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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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洛是一個看過世界的人。1987年，第一次離開匈牙利，拿着西德人給他的DAAD獎學金在西柏林生活了整整一年。柏林牆倒塌後，他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公民，不僅經常往返於德國和匈牙利之間，還先後旅居法國、西班牙、美國、英國、荷蘭、意大利、希臘和日本，還有中國。
　　自從在塞格德相識後，他就一直跟我念叨，說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陪他再去一次中國。這個“中國計劃”他醞釀了好久，直到1998年5月才得以實現。那一年，西歐的一家國際新聞組織從世界範圍選出十二位具有影響力的作家，請他們各選一位自己崇拜的人，然後沿着他的足跡實地游訪，寫一篇報道。與拉斯洛同在名單上的還有馬爾克斯。拉斯洛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李白，決定沿着詩仙的足跡走一圈。我理所當然地做了他此行的隨行、翻譯和助手。
　　我們在五一節那天從北京出發，搭乘火車和長途汽車，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馬不停蹄地走遍了泰安、曲阜、洛陽、西安、成都、重慶等近十座古城，然後穿過三峽，抵達武漢。一路上進行了大量採訪，每到一地，都要拜會作家同行，話題總是離不開李白。跟中國文人談李白並不是難事，他們總能談出個“詩仙”、“酒仙”的所以然，甚至會為李白是“儒”是“道”爭執一番。但是，試想一位藍眼睛的老外和一個長發年輕人攔住一位過路的老農、商客、軍人或年輕情侶，然後冒昧地提問：你知道李白是誰嗎？你能背李白的詩嗎？你為什麼喜歡李白？你有沒有聽說有關李白的傳說？作為中國人，李白對你有什麼意義？假設李白坐在你的旁邊，你最想跟他說什麼？最要命的是，最後還要加上歐洲式的浪漫：“你認為李白和楊貴妃做過情人嗎？”
　　你一定能夠想象出被採訪者們當時莫名其妙、瞠目結舌、甚至忍不住噴笑的表情和錄音機里錄下的一句句不知所云又常出人意料的回答吧？
　　起初，我也覺得拉斯洛的採訪很搞怪。李白寫過詩千首，但大多數中國人能順口背出的總是那首並非上品的“床前明月光”；李白走過無數山川，但我們所能找到的，只有後人附庸風雅的題字和為開發旅遊而翻修的廟宇。我忍不住問他：“如果你在布達佩斯街頭被一個中國人攔住問：你知道裴多菲嗎？裴多菲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你肯定也會發愣，然後尷尬地發笑。不是嗎？”
　　拉斯洛狡黠地笑道：“你說的不錯。但是只要你追問下去，我總會說出點什麼的，即使說‘不知道’，也是一種回答。”我聳肩默認。的確，一個中國人說“不知道”與一個歐洲人說“不知道”意味不同，或許，一個中國人在留有李白足跡的地方說“不知道”比隨便一個中國人說“不知道”更能激發他的靈感？
　　旅程結束，在花了兩周時間整理完我們錄下的十四盤磁帶之後，我才發現他的過人之處：作為外國人，他要捕捉的並不是詩人生前的地理行蹤，而是作為詩人在本民族中留下的情感印記。他要寫一篇關於李白靈魂的文章，不是向歐洲讀者介紹生平，而是講一個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詩人。根據這次旅程，他寫了一篇散文體長遊記《只是星空》。回到布達佩斯後，我對朋友的作品產生了好奇，畢竟他是我近距離接觸過的第一位作家。說來也巧，亞諾什剛好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集《優雅的關係》，順手給了我一本。我不但翻着字典讀了，還花了整整一個月時間將其中一篇《茹茲的陷阱》翻譯成中文，幾年後發表在《小說界》上。現在回過頭看，那是我文學翻譯生涯的起點。
　　以前我就很喜歡讀書，但過去讀書大多迷戀於內容，翻譯《茹茲的陷阱》讓我獲得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第一次被如此艱澀、精密、纏繞的語言所吸引，越是難讀，越是想讀，感覺到讀書的蹦極狀態。這篇小說譯成中文只有一萬字，但讓我染上了翻譯的癮，一發不可收拾。不到三年的時間裡，我翻了三十多位作家的短篇小說，為未知的未來做準備，直到2002年秋天凱爾泰斯獲得諾貝爾獎。從那之後，命運把我引上了文學之路，不僅成為翻譯家，還成了作家，從這個角度講，他和凱爾泰斯都是我的文學恩人。
　　回想二十五年前，當我們初次相識時，他就興沖沖地將一本散文集《烏蘭巴托的囚徒》送給我，當時我一句匈語都聽不懂，更不用說閱讀了，我跟他只能用英語溝通。我問他《烏蘭巴托的囚徒》書名的來歷，他儘量簡單地告訴我，1991年他從蒙古轉道去中國，過境時簽證遇到了麻煩，曾被困在烏蘭巴托。說來真是緣分，當初我倆誰都不曾料到，二十五年後我會翻譯他的作品，會充當他的中國聲音。
　　其實對中國的出版界來講，本來不該對拉斯洛感到陌生，他自九十年代後多次來過中國，造訪過多位作家和編輯，我也無數次推薦過他的書，他學中文的妻子也來中國與多家出版社商談，最終都是不了了之。從2005年開始，我在《小說界》雜誌開設“外國新小說家”專欄，第一期介紹的就是他，發表了其小說《茹茲的陷阱》。兩年後，我又發了他的一篇《狂奔如斯》，可惜出版社的嗅覺並不靈敏，或是知難而退，直到他獲得了曼布克國際獎才蜂擁而至。拉斯洛迷戀中國文化，除了《烏蘭巴托的囚徒》外，還寫過兩部關於中國和東方文化的書：《北山、南湖、西路、東河》和《天空下的廢墟與憂愁》，後一本書中有一篇《奶奶》，寫的就是我的母親。每次他到北京，都會住在我母親家。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中文版，那將是他與他推崇的中國文化的對話。終於曼布克國際獎圓了他的這個夢，使他在中國變得搶手，我既為老朋友高興，也為中國讀者稍稍遺憾——本來十五年前就該讀到他的作品。

　　6

　　2015年宣布的曼布克國際獎，使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站到了媒體的聚光燈下。在那之前，他於2014年獲得了美國文學大獎，早在1993年，他就因《撒旦探戈》在德國被評為年度最佳圖書而蜚聲歐洲。他在匈牙利獲的獎更是不計其數，囊括了科舒特獎、共和國桂冠獎、馬洛伊獎、尤若夫·阿蒂拉獎、莫里茨·日格蒙德獎、阿貢藝術獎等幾乎所有獎項。
　　當然，無論獎項讓作者如何走紅，都改變不了作品的難度。無論對哪國的譯者來講，翻譯拉斯洛的書都是一項挑戰，因為作家極富個性的文學標籤就是“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長句”，即便描述窮鄉僻壤的陰雨和泥濘，用“史詩般的”來形容他的語言也不過分。在拉斯洛看來，短句簡單無趣，能承載的東西有限，當一個人思維奔涌、表達欲膨脹時，肯定會選擇用長句，就像酒館裡的客人一樣喋喋不休，不使用句號，一晚上只說一句話，當然，作家的嘮叨與酒鬼不同，與表現欲一同膨脹的還有文字的野心與詩意。即便在母語文學中，他的長句也獨樹一幟，對絕大多數的匈牙利讀者來說也是閱讀上的挑戰，他的句式既很難讀又很耐讀，細膩又粗糲，細碎又宏大，構設精密，富於律動。如果翻譯不好，會讓人讀起來覺得上氣不接下氣。因此不難理解，接連兩屆的美國最佳翻譯圖書獎都頒給了他的英文譯者和他的作品，2014年是《撒旦探戈》，2015年是《西王母下凡》，評論家們認為兩位譯者“發明了一種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的英語”。翻譯成中文後也是如此，讀者會讀到一種有異於中文語言的“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中文”：

　　秋日的虻蟲圍着破裂的燈罩嗡嗡地盤飛，在從燈罩透出的微弱光影里畫着藤蔓一樣的“8”字圖案，它們一次又一次地撞到骯髒不堪的搪瓷面上，隨着一聲輕微的鈍響重又墜回到它們自己編織的迷人網絡里，繼續沿着那個無休止的、封閉的飛行路徑不停地盤飛，直到電燈熄滅；一張富於憐憫的手托着那張鬍子拉碴的臉，這是酒館老闆的臉；此刻，酒館老闆正聽着嘩嘩不停的雨聲，眨着昏昏欲睡的眼睛盯着飛虻愣神，嘴裡小聲地嘟囔說：“你們全都見鬼去吧！”

　　讀這樣的長句，與其說是中文，不如說像太極拳，縝密沉着，纏綿不斷，節節貫串，絲絲入扣，是中文寫作者憑中文思維不大可能寫出來的中文。難怪以長鏡頭著稱的匈牙利導演塔爾·貝拉，在創作上離不開拉斯洛，從1987年至今，他倆已經合作了九部影片，不是由拉斯洛親自改編自己的小說，就是由拉斯洛創作劇本，特別是《撒旦探戈》《鯨魚馬戲團》《倫敦人》和《都靈之馬》，全都成了電影史上的經典。僅從上面抄寫的這句話，我們就可窺見他們倆的關係，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長句為塔爾·貝拉式長鏡頭的電影語言提供了最為堅實的文學支撐。讀他的小說，感覺就像看塔爾·貝拉執掌的鏡頭如何以幾乎靜止的緩速慢慢地搖動：流向遠方的泥濘，淅瀝不停的陰雨，平原上黑暗的光線，貼在玻璃窗上的面孔，單調執拗的鐘表嘀嗒，喋喋不休的一句醉話，手風琴拉出的探戈旋律，倒酒喝酒咂吧嘴的聲響，在疾風中沉悶至極的行走，牛叫，數錢，跳舞，窺伺，夾着僵硬死貓的女孩，還有教堂廢墟里幽靈似的瘋子……無論鏡頭固定多久或推移得多麼緩慢，都無法把我們帶入任何的精神世界，所能看到感到的只是毀滅、恐懼、絕望和欺詐。
　　“首先，《撒旦探戈》在電影史上以片時最長、承載事件最少而出名：在這部七小時半長的電影裡，除了一場騙局之外幾乎沒發生任何事情。對運動的想象在其自身中消散，將我們帶回起點。”法國哲學家雅克·朗西埃的這句評論，有助於我們理解這部小說的書名，“撒旦探戈”，陷阱中周而復始的魔鬼舞步。
　　在這部小說里，騙子是最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人，所有渴望活下去的人都麻木、猥瑣、愚蠢，如跑轉輪的老鼠。貌似發展的人類永遠不會吸取任何的經驗教訓，一次次微弱希望的萌發，總以落入陷阱結束，在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的這部代表作里，騙局是未來的同義詞，謊言是推動歷史的動力。影片裡，一行滿懷憧憬的逃亡者在貓頭鷹的凝視下，被“救世主”伊利米阿什引上迷途；小說的結尾，醫生用木條將自己房間的門窗釘死，告訴我們“無處可逃”。儘管這部小說採用了形式主義特徵強烈的後現代寫法，但本質是冷峻的歷史唯物主義。準確地講，是部深刻的寓言小說或哲學小說。正因如此，就連目光高冷、吝嗇口舌的蘇珊·桑塔格也被他折服，稱之為“當代最富哲學性的小說家”，是“能與果戈理和梅爾維爾相提並論的匈牙利啟示錄大師”。德國當代名家溫弗里德·格奧爾格·澤巴爾德也持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克拉斯諾霍爾卡伊視野的普世性，只有果戈理的《死魂靈》可以與之相比，遠遠超過了所有當代寫作的短淺關注。”
　　另外，作者對卡夫卡的崇拜和繼承也不言而喻，在《撒旦探戈》的正文之前，他用卡夫卡《城堡》中的一句話做引言：“那樣的話，我不如用等待來錯過它。”他多次在採訪中明確地說，卡夫卡是他追隨的文學偶像。我在他的文字中還能讀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他在作品裡展現了貧困、絕望、污濁和黑暗之後，並沒有給出解脫和救贖之路。
　　拉斯洛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憂傷主義者，即便生活中的他不缺愛情也不乏成功，他屬於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那類嚴肅作家，也許今天會被許多人譏笑，認為他杞人憂天，庸人自擾。他寫《撒旦探戈》的時候，覺得“當時的世界太黑暗”，但是現在，他也認為世界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人類仍活在自己鋪設的陷阱里，總是欺騙與自欺，這讓他感到憂傷，甚至懷疑幸福。
　　“幸福是什麼？是愛嗎？我覺得不是，愛是痛苦的。”有一次，他帶着那副招牌式的波斯貓目光和裘德·洛式微笑跟記者講，“幸福只是一種幻覺，也許你確實能幸福上那麼一兩分鐘，但在之前和之後都是憂傷的。我覺得，沒有什麼理性的原因可以讓我快樂起來，當我回顧人類的歷史，有時我覺得是一齣喜劇，但是這喜劇讓我哭泣；有時又覺得它是一齣悲劇，而這悲劇卻讓我微笑。”人類以為自己很強大，強大到能夠掙脫上帝，但他們逃不出魔鬼的圈套，所有自以為聰明的努力不過都是在跳撒旦探戈，在原地躑躅。無處可逃！這是作家對整個人類提出的警示，不過，也恰恰由於作品的殘酷和不留出路，為喚醒個體對普世的思考提供了一種嚴肅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