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中国自古王朝更替时,新王朝对前朝王宫都是“付之一炬”的态度,阿房宫,未央宫还有大明宫无一例外,还好满族人多尔衮留给华夏后代一个完整的故宫。太和殿的确雄伟,但和唐代建筑相比是“体格大,气度小”,唐代建筑用繁复有力的斗拱撑出朴实舒展的屋檐,再加上短而粗的立柱,有时体格虽小但气度博大。其实这与生俱来的美在当年工匠眼里有不得已之处,因为唐以前的建筑地基都是黄土夯实的,舒展的屋檐可以为之避雨免遭流失,“烟霞迤逦接蓬莱,宫殿参差晓日开”也是在大面积抬高了的夯土上更显伟岸。明清时代石板取代了夯土,舒展的屋檐和繁复的斗拱变得不重要了,以下笔者叙述解开法隆寺三个疑点,来佐证中国工匠主导建造了法隆寺都多大可能。
第一是布局疑问。公元607年建成的法隆寺当然属于体格小气度大,从法隆寺整个布局看,穿过南大门和中门这条标准参拜道正好是整个寺庙的中轴线,而五重塔和金堂分在中轴线左右两边,后边的讲堂压住中轴线。湖南大学柳肃教授在他的古建筑学网课上对此有特别论述,柳教授认为佛教建筑中塔的地位有先前从印度引来佛教时重要地位到明清变得不重要了,他认为西安法门寺的“阿育王塔”和大慈恩寺的“大雁塔”无不是压在中轴线上,可见当时塔在寺庙里的地位,明清时代建寺庙有的都没塔了,而日本奈良法隆寺塔的布局正好是这一演变中塔和大殿“分庭抗礼”的时代。笔者认为柳教授可能对法隆寺建成年代有所不知,如果硬要将中日寺庙合起来研究,法隆寺建成也应该在法门寺之后,大慈恩寺之前。之所以法隆寺有这样“分庭抗礼”之左右布局,笔者以前认为是日本对建筑群体的中轴这一中国自古的风水观念的忽视,而当漫步了整个法隆寺伽蓝之后,又很容易悟出其真实原因,和法门寺,大慈恩寺展开在广阔地域相比,法隆寺依山而建,左右地域开阔而没有纵深,即便是近代中国工匠来设计法隆寺,也只能将五重塔和金堂布局在中轴线两边,所以不能因为这样的布局来推定日本匠人所为。
第二,关于“短裙板檐”看法疑点。法隆寺金堂建筑是两重歇山顶,在底层重檐下又一层“短裙板檐”,中国学界对此解读是,当时日本还未完全掌握斗拱构造,所以造了这个“短裙板檐”,从图片观察似乎可信,但笔者亲临金堂,仔细观察了“短裙板檐”的受力原理并近距离拍照取样,得出的结论是若有一点古建筑结构知识的话,很容易分清这是“计心造”简易处理,这和日本还没有掌握斗拱技法毫无关系,何况整个金堂和五重塔上的斗拱受力比“短裙板檐”复杂得多,国内学界在整个法隆寺为日本工匠之作这一大前提下得出以上结论显然就有矛盾。同时既然学界已经怀疑日本本土工匠尚未掌握复杂斗拱设计和制造,为何没有从根本上从法隆寺整体上去质疑?笔者觉得还是跨学界知识不够齐备,即中国古建筑学界就实体论实体,没有涉及到日本历史文献。
第三,解开“心柱式”佛塔谜团。相对于金堂,在中轴线另一侧的五重塔从结构上分析属于“心柱式”佛塔,目前日本记录在案古塔都属于“心柱式”即塔中央竖立一根长木柱对整个塔作加固作用,这样的塔底层摆有佛像或者供奉品而不能攀登上塔,据日本1948年参与修复五重塔工程中提取样本和后来对整体维护扫描中得出结论,法隆寺心柱取材至今二千年以上树龄的桧木,原木直径估计在2.5米以上,当年工匠取整树最粗的一段加工成直径约0.8米的八角心柱中长16米,两根对接固定在高约32米五重塔中心,心柱埋入底层基线以下约2米固定在石盘上。据专家考证一千四百年来当地发生七级以上地震约一百七十次,法隆寺五重塔没有倒塌记录。
中国古建筑学界认为“心柱式”佛塔建在多地震的日本,有别于中国大陆的普遍佛塔属于塔楼式结构,这是日本特有的建塔方式。确实这个观点在笔者思索中纠结很长时间,中国现存完整最古木结构古塔是建于辽代1056年应县木塔,当年梁思成详细测绘了此塔并确立了应县木塔在中国古建筑中重要地位,从木塔结构看它的确属于塔楼风格。如果中国木结构佛塔重来没有“心柱式”,或者说“心柱式”佛塔是日本本土独创,那确实很难去质疑谁造了法隆寺。当年离开法隆寺数月后,笔者翻阅了梁思成先生所著的《中国建筑史》中注意到了先生提及的一本古书,北魏末年杨衒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书名“伽蓝”是印度语音译,指寺庙建筑和其庭院。此书记述的北魏永宁寺塔的建造情况,这座早于法隆寺五重塔一百年前的“土木结合”佛塔,除去夯土地基高度,学界初期估算净高136米,是高33米法隆寺的4倍。现代王贵祥先生依据郦道元《水经注》所载:“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作九层浮图,浮图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级而又高广之,虽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灵图,未有若斯之构。”以及对唐以前尺丈长度考证和本身木结构建筑的物理承重极限分析,永宁塔高度不超过75.6米的合理性,但笔者需要的不是永宁寺的高度计算出入,而是此塔中间的夯土形式,在学界意见基本一致,夯土高度约整个塔高的60%,夯土立方下大上小截面呈梯形。夯土最上平面还竖有和法隆寺心柱同样性质木柱与塔顶固定。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地判断“心柱式”佛塔不是日本本土工匠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之创新,而是自古中国工匠至少在唐以前筑建高耸木构佛塔的一种方法,与其同时代也有石砖塔,这都和佛教布局有关,出现能登塔远眺风景和膜拜佛像的木造塔楼不会早于北宋。至此笔者认为解明了上述三个疑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作为日本飞鸟时代建起的法隆寺现存金堂和五重塔古建筑,没有日本本土工匠在掌握了斗拱设计施工等繁复木造技法下,留有日本工匠独创部分。笔者将在下文围绕金堂地层二十多幅具有敦煌风格的笔画,在此拷问是谁建了法隆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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