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全国粮食生产到处大放卫星，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上下喜气洋洋，毛泽东兴奋得睡不着觉，为今后粮食多得没地方堆犯愁了，号召大家伙放开肚子吃饱饭，有人一次吃了十三碗米饭，撑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人民日报亩产三万六千斤的报道

可是好景不长，虽然报纸上天天“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从来也没有这样好过。”然而，老百姓的肚子却一天天瘪下去，而且，从来也没有这样瘪过。

据各方估计，三年困难时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了中国大陆1500万人–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

1962年初，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将大饥荒的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并将主要成因归结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1960年始，国家经济已经非常困难，苏南的情况要略好于全国，可是依然吃不饱。居民的定量是每月28市斤大米，工厂干部的定量也是每月28斤大米，工人因为需要干体力活，每月定量可以有34斤，重体力劳动还可以更多一些。表面看大米粮食数量还不算低，但是，没有蛋白质和脂肪补充，还是喂不饱肚子。有些工人 还在上半月就把下半个月的定量都吃光光了。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在下半个月饿死吧？工厂领导想出了绝招，把职工的饭票印上日期，并且分成早、中、晚三小条，吃一顿撕下一小条，只能挪后不能提前。

工厂食堂的饭是一碗一碗分开蒸熟的。为公平起见，家庭里也一样，经常兄弟姐妹们为了吃饭吵架，也是一碗一碗分开蒸的，最痛苦最忍饥挨饿的是家里的母亲。

饭不够吃，号召“低标准瓜菜代”，然而，瓜菜不但品种极少，而且质量低劣，都是洋葱、橡皮那样难嚼的“飞机”包菜、莴笋叶子，萝卜梗和山芋梗腌的咸菜。许多人因营养严重缺乏，患上了浮肿病。工厂里的人患了浮肿病，还算有适当照顾，每月发些糠饼作为营养品。后来又发明了什么“人造肉精”，样子既不像菌也不像肉，瓶子里不红不白的样子，显然是说不出名堂的发霉的玩意儿，今天的人看了恶心得要吐，而那时却只有少数有门道的干部才能享用。

米、油、布等等，什么东西都要票，甚至棉线都要票。一个人的肥皂票只能买到1/4块肥皂，每人每年的布票只有一尺六寸，不够做一条短裤。粮票分全国粮票和各地区的地方粮票。地方粮票出了当地区就无效。尽管上海与江苏紧挨在一切，但是江苏人到上海，江苏粮票是没法用的，必须用全国粮票。全国粮票不是随便发的，只有因公出差才按照天数定量发给。粮票最少的单位仅仅半两。而且，还只有城市人口有粮票，农村农民连粮票都轮不到拿。

 当时苏南有一民谣，“一张桌子四只角（gu），四个孩子抱着哭（ku），买的火柴没有壳(ku)，买的肥皂一只角(gu)，穿是穿的一尺六(lu)，吃是吃的嚯咯咯(lu)….。”(苏南话很难用拼音表达，这里的u都需发短音。)

如此“大好形势下”，冒出这样的民谣，当然十分反动，因此，各级公安奉命列案侦查，不过，好像也没能把作者给逮住。农村的人日子就非常难过了。有些农村妇女因极度饥饿，晚上偷偷钻进厂区，只要二两饭票，就可以换取她们的肉体。道学家们或许会谴责她们不知廉耻，可是，当家里的孩子面临饿死的时候，做母亲的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偏在这时，台湾美蒋又来添乱，派来空降特务。当然是螳臂挡车，空降特务们才双脚落地，或者就被生擒活捉，或者主动缴械投降。报纸上号召大家提高警惕抓特务，同时也向台湾特务宣告，只要能主动弃暗投明，就可以得到宽大和优待。果不其然，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感召下，台湾特务弃暗投明来了。

一天，某市公安局门口，一名男子走近站岗的警卫说：

“我是台湾空降特务，来向政府投降。”

两名警卫立刻将特务押进审讯室审讯。那特务一张嘴却满口当地口音，而无论是部队番号、上级是谁、起飞和降落地点，以及执行的任务，一概都答不上来。最后，不得不承认是一名工厂的工人，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听说，优待台湾特务，就想来混口饭吃。

苏南的情况在全国还是最好的。定量供应的都是大米。在北方，包括北京，每月只有几斤大米，其他都是难以下咽的杂粮。直到1976年，北京中央部级机关食堂也是只有凭大米饭票买米饭，其他就都是杂粮。部长们中午上班时间，也只能吃这种伙食。

只有部分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有特供卷，可以买到特供食品。

最艰难的是广大的农村了。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一些当年的省长、省委书记级干部讲话，说了一些省份饥荒饿死的人数：四川1000万、安徽500万、河南325.9万，贵州174.6万、山东500万、甘肃100万......至于全国到底饿死多少人，各个消息范围在1500万至5000万之间不等，下面是上海交大一位教授的统计数据。

合计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245.8万，相当于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世界死亡人数总和。

极度饥饿下，甚至出现惨绝人寰的人吃人惨剧.。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中提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吃人事件）”，“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中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人吃人的现象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2013年11月20日，美国劳改基金会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庄向媒体公布了中国官方调查文件，临夏和和政两地共有75人被吃掉，其中11人是被杀死后吃掉。

前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

时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的李磊在自传体著作《悠悠岁月》一书中提及临夏市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例如红台公社小门沟生产队共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1959年至1979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回忆，他曾在1961年“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

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湾》纪录了大饥荒时期的真实片段：“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农民饿得没日子过，也发生了暴乱，如崖县暴乱，参加者近3000人，山东益都县“红枪会”等等。暴乱遭到正规军队使用机关枪进行武装镇压。

然而，没有最惨的，还有更惨的。

1960年6月，甘肃夹边沟农场一千九百多人调往明水滩，大批劳教人员被冻死、饿死。为了生存，囚犯吃树叶、树皮、蠕虫和老鼠，甚至包括粪便和死人的肉。死者的尸体未被埋在营地周围的沙丘上，因为幸存的囚犯太虚弱，无法掩埋。1960年11月，中央派出检查团到甘肃开展“抢救人命工作”，一千九百多人仅抢救回二百多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青海地区建立了塘格木农场、巴仓农场等十多个劳改农村。曾在此工作过的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回忆称，1958-1961年间，共死亡”三类“人员49604人，占总数百分之三十左右。许多尸体没有掩埋，扔在野外，任由野狗、豺狼吞噬。

当时许多监狱农场每天都饿死人，为此组织了专门的收尸队，犯人们争先恐后上岗，以获得一份收尸队口粮。每天早晨收尸队会到牢房门外呼唤，”有死人吗？“

经一夜寒冷尸体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了。收尸队推着堆得高高的冰冻的一具具尸体，出院门向西.......天天如此。

青海省新生第二砖瓦厂死亡2601人，仅仅有597人通知家属，有墓碑标志的仅51人，其余二千多人都是大坑集体掩埋。新生第二建筑公司，开始时死一个埋一个，但是，活着的犯人也奄奄一息无力掩埋了，就用挖掘机挖坑，一次埋下三百多具。

 仅仅有的极少数墓碑

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出现过无数次灾荒年份。这种情况下，帝皇都会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失。大致统计显示，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总共有270份左右。相应的救荒举措包括，“遣使巡察”、“开仓赈赐”、“亲祀雨师”)、“设义仓”、“免租调”、“大赦天下”及“禁酒”等等。

而当时全国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1960年1月，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予对方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还有支援阿尔巴尼亚15000吨小麦，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1月，中国赠予阿尔巴尼亚五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中共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2009年0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发表了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公开了当时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度减少了2500万吨，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

在中国官方与民间舆论中，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归咎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之一。然而，中苏关系史、国际冷战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沈志华表示：传闻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当时的宣传画

事实上，1960年底，苏联体谅中国的国情，提出“还债的事可以延缓”。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双方同意延期还债。1961年，苏联在中国要求下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以缓解中国东北粮荒。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叙述曾向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会自行解决。

1962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尝试通过粮食援助改善两国关系，但美国拒绝从台湾撤军，而中国坚持要求撤军，因此拒绝了援助。

而当时的毛泽东却过着天上人间的奢靡生活。他在1961年每月的伙食费654.82元，另有水果费86.65元，一般杂费54.22元，小孩生活费47元，首长杂费17.04元，房租费86.80元，澡费3.6元，汽车费2.70元。同期北京市民一个月生活费13元左右。他一度爱上吃西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经常陪毛泽东吃饭的卫士张景芳回忆称，大饥荒时期有一次陪吃红烧海参。

更有甚至的是在如此艰难时期，居然还为毛泽东大盖行宫。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提到“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

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曾说：“1958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

当时在北京，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118会议室，装潢、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中南海的春藕斋也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饿殍遍野时，毛还特地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居然兴高采烈“犹唱后庭花”了。

1960年5月，毛泽东向湖南省委提出，在滴水洞“搭两个草棚棚”，以便以后可以来此休息。湖南省委深谙朕意，便修建了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行宫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室内豪华的游泳池等，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后来又增修了防核防空的防空洞、防震室、指挥室等军事设施。洞的两端各有厚度近尺，重达几吨的装有自动控制的粗重铁门。滴水洞工程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从一号通往二号的回廊，有数间偏房，为卫士、服务员所居住。二号是两层楼的客房，共有24间。三号有数层，在进大门不远的山脚下，距一号和二号约有六百米左右，是警卫中队、省委接待处的同志留宿地。

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到1962年竣工的这座别墅，连修韶山冲至滴水洞的公路、美化环境在内，耗资1亿2仟万元（那时30元可以够一家人糊口）。这笔钱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几年。

然而，滴水洞从1962年竣工到80年代末期开放，毛泽东仅于1966年6月18日至28日在此居住过11天。1986年滴水洞终于对外开放，已经变成韶山的著名旅游景点。

 湖南滴水洞

那些修建行宫的建材，基本都是从苏联直接进口的，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

河南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修建于60年，在远离市区的黄河边。当时河南省内饿殍遍野，但这些宫殿照样大兴土木。毛的卧室里还专门修了一条秘密地道，用于一旦遭遇万一情况时逃跑。当年建成后因信阳饥荒惨案，中共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尤其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

1960年开始建设的毛的庐山庐林一号别墅，建筑面积是蒋介石那座美庐的5倍。庐林一号别墅不怕炮击，内部家具仿中南海毛居室的家具制造。附近有湖以方便毛游泳，1961年毛上庐山前还移栽了不少大树。

上海西郊宾馆被称为414工程，建于1960年9月，共圈地1133亩，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100多人，长年提供服务。但他总共没有住过几天。

湖南省委在长沙为毛泽东建的蓉园一号，也仅在1959年住过一次。

在杭州西湖边，毛泽东有3座行宫——西湖、刘庄和汪庄行宫。刘庄占地八百亩，是一个类似苏州拙政园，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大园林。1960年毛对于刘庄内气派不凡，用铝合金窗条与金丝绒装饰起整个墙面的多功能厅，给予了四个字的评价：“富丽堂皇”。

毛泽东喜欢杭州的西湖行宫和武汉的东湖行宫。杭州共去了44次。西湖边人古墓多，毛不愿与阴魂为邻，杭州市政府便将西湖边和山上的历代名人墓统统捣毁，连徐锡麟、秋瑾的墓也不饶过。

西湖行宫

各地行宫有：济南南郊宾馆、青岛迎宾馆、青岛八大关小礼堂、合肥董浦宾馆、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南昌828宾馆、长沙蓉园、成都金牛坝宾馆、武汉东湖梅龄别墅、武汉东湖宾馆、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戴河莲花山别墅、北京密云水库湖心岛别墅、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北京玉泉山别墅、哈尔滨花园村一号楼、广州南湖行宫、广州小岛一号楼、南京紫金山宾馆、南京伊村饭店、杭州西湖行宫、杭州刘庄宾馆、杭州汪庄宾馆、金华601别墅、上海西郊宾馆等61处奢华行宫。仅在北京优美的风景区，毛泽东就有5处行宫。

行宫所在地的整座山、整片湖岸、海岸都被封闭起来，供毛专用。而且大多数行宫虽然万事俱备，但毛从没有去过。行宫一年四季几乎没人居住，却高度警备。

笔者先后在青岛、杭州和南京等地游览时，离开行宫几百米外就被全副武装的军人喝止。当年耗费巨资建设的行宫，即使常年空管，每年还得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维护和警卫。

如此行径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荒淫无度的帝皇都难以望其项背，真是”数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古罕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