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挽歌，是控诉，也是未来的揭示

——从沈嘉蔚巨作《巴别塔》谈到“习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何与怀

2023年10月15日一大早，我便坐车穿过悉尼南郊的国家公园，应约来到沈嘉蔚家里。这天下午，在这个距离悉尼市中心三十公里、住着近百位艺术家因此以画家村闻名于世的邦定纳（Bundeena）小镇上，有一件“大事”发生——在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沈嘉蔚新建的可称之为豪宅的三层楼家里，来自悉尼各地的两百多位来宾聚集一起，庆祝他的巨幅系列油画《巴别塔》的完成。

这天下午，拍摄，录影，演说，采访，观察，交谈，人头涌涌，热闹非常。但上午很安静。我在层高近八米的画室也是展厅中，长时间地观看前后左右大墙上钉挂着的四幅巨画。

最大的一幅7.2 X 7.2米，命名《乌托邦》；

右侧是7.2 X 3.6米的《英特纳雄奈尔》；

左侧是7.2 X 3.6米的《古拉格》；

对面是一幅3.6 X 7.2米的《萨图耳诺斯》。

《巴别塔》就是由这四幅巨画组成。

真是少见的异常宏大的历史展现——而且是通过巨幅油画艺术展现。

我震撼了，也生发很多思索。

一. “再见革命”后的《巴别塔》：二十年三易其稿，终于大功告成

二十一年前，2002年9月27日，在悉尼市中心一间称为“4A”的专业画廊，沈嘉蔚题为“再见革命”的个人画展开幕。事后，我写了一篇长达二万二千多字的评介文章，题为“他在释放身上的历史积沉——看沈嘉蔚个人画展《再见革命》”。在这篇长文的最后一节，我谈到沈嘉蔚计划中的一件作品，将是一件幅面巨大的大场景作品——称为《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

“巴别塔”出自《圣经‧旧约》记载的一个典故。故事这么说：洪水过后，挪亚后人兴旺发达，遂造塔欲昭告天下。上帝惧之，遂一夜间改变他们的语言，使之互相不能沟通，人群散去四海，塔半途而废。“Babel”来源于动词“balal”，在希伯来语中意为“使困惑”或“使混乱”，这个字也可说来源于阿卡德语“bab-ilu”，意为“神之门”。对许多无神论者中国人来说，他们注意到《圣经》这个典故，倒是通过中共新华社主管主办的《瞭望》周刊1984年第15期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建造中国的“通天塔”》。“通天塔”就是指“巴别塔”。文章报道胡耀邦总书记在1982年4月1日给数学家华罗庚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古代巴比伦人建造通天塔后，说：

现在，中国人接过了巴比伦人没有实现的理想。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又不存在了。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们能不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为这个工程而英勇献身呢？如果能，我以为，它的成功，是可以计日而就的。

沈嘉蔚当年第一次注意到“巴别塔”这个词，据他回忆，也是因为胡耀邦这封信这段话。后来，很久以后，2001年有一天，沈嘉蔚阅读《圣经》里的巴别塔故事时，想到了少年时代经历的中苏论战交恶，就在那一刻产生了以《巴别塔》比喻共产主义大厦的构思。沈嘉蔚觉得，建造“巴别塔”即是追求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语言变乱”相当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争吵及后来各种内争外斗；“上帝”则为共产主义者的宿命；画面的各种细节可以表现共产主义者为实现崇高理想竟而采用暴力血腥手段。沈嘉蔚用此典故比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一百五十年间的兴旺至衰败，既鲜明又深刻。

2004年4月，沈嘉蔚开始画制《巴别塔》。这年，他五十六岁，打算以他这幅大场景作品作为他近四十年绘画生涯的收官之作。

当初，在艺术处理上，沈嘉蔚想以法兰德斯文艺复兴时老勃鲁盖尔的名作《巴别塔》为蓝本，但把细节全部改动。塔身有许多不同国家的特别风格与故事。例如塔的一部分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盖成了中国宝塔式，塔外远景的一部分是壮观的土高炉群之类，港湾里有苏联的航空母舰……。也会画入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艺术家及其作品，如毕加索、马蒂斯、塔皮埃斯、库图佐、里维拉、弗里达‧卡洛、西盖罗斯，等等。在塔顶部分，将会画上苏联艺术家塔特林于1919年做的未来派雕塑、现代美术史里程碑名作《共产国际纪念碑》。原作是框架结构，因此显得像是未完工的塔身骨架。

但2004年尝试后，沈嘉蔚停顿下来。特别是，在此创作《巴别塔》期间，他读到了索尔仁尼琴最后的巨著《红轮》，于是调整了计划，暂停《巴别塔》的创作。他回想起来，在他的第一稿里，《巴别塔》的形象是个大塔，把故事放在里面讲述，就要在塔身画无数的人物，这样塔上的人物就只能有手指头大，没法画。所以他就拖了很多年。

2008年，沈嘉蔚到欧洲转了一圈后，突然有一天开窍了。他决定，表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故事自成一幅，是主要形象；共产主义实践故事放在另外的画布上，于是有了今日所⻅的构思框架。这个开窍了以后，2009年，沈嘉蔚用几个月画一组十分之一大小的草图。2010年，沈嘉蔚完成了画布上的构图，还制作了全部九十块画板。

为了方便绘制，也为了提供《巴别塔》画成之后永久性的陈列场所，他拍卖《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等旧作购下了目前这块地皮，並从2015年开始建造包括这座画室的三层楼房。2017年11月7日是所谓“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从这天开始沈嘉蔚在画板上勾勒黑白底稿。2019年7月迁入这座画室，並开始用油画色绘制表现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奋斗理想——《乌托邦》。2020年底，《乌托邦》基本完成。这时，沈嘉蔚购置了脚手架将九十块画板全部上墙。

此后三年，沈嘉蔚在脚手架上完成了其余三幅巨画，表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部分：

《英特纳雄奈尔》，描绘共产主义悲壮的奋斗历程。那些最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同路人，为了那个乌托邦而奋斗，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

《古拉格》，以臭名昭著的前苏联集中营，集中表现共运的灾难性后果。这里描绘了大饥荒与对知识分子的无穷无尽的迫害，也描绘了西方知识分子的两难困境，还展示了有良知的党内改革派的奋力一搏。共产主义给人类造成的悲剧不亚于法⻄斯带来的浩劫。

第三幅是《萨图耳诺斯》。萨图耳诺斯是罗马神话中可预见未来的宙斯之父，他预见自己将被孩子取代，所以不断将自己的新生儿吞噬。此画描绘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断进行内部清洗的历史现象。这是国际共运史上贯穿始终的悲剧：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甚至父母。

在《巴别塔》创作早期，沈嘉蔚准备画两百多个人物，但定稿后增加到四百多人。

2023年10月15日的集会，是庆祝《巴别塔》绘画阶段告终。今后两三年里，沈嘉蔚要在绘画基础上编辑写作，讲述画面背后的历史与画中四百多个人物的故事，以及画作所描摹的一百多件艺术作品所构成的另类美术史。

沈嘉蔚二十年全身心的投入，所付出的精力以及所取得的成造，令人赞叹，令人敬仰。

2023年10月15日，庆祝《巴别塔》绘画阶段告终集会在沈嘉蔚画室也是展厅中举行。

沈嘉蔚在庆祝会上讲话。

沈嘉蔚对其画作《巴别塔》的最初构想。

本文作者摄于2023年10月15日庆祝会，背景是钉挂巨画的展厅。

二. 《巴别塔》：“最后一个共产党人”为一百

五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唱出一曲悲壮的挽歌

沈嘉蔚以巨画《乌托邦》描绘了世界共产党人的奋斗理想。在10月15日庆祝集会讲话中，他坦承：

这是他们的梦想，也是我本人的梦想，即使在中年以后确信这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做梦时还是会想的。

这是沈嘉蔚由衷之言。

这位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革命”画家，和许多他的同代人一样，在文革中，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他创作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时，满怀革命激情；此画随后得到“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称赞，可谓慧眼识珠。沈嘉蔚的“红”，并非一年半载，亦非简单地随大流，他是好思考的人，要细究起来，其思想根本来源是从苏联“十月革命”过来的……

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沈嘉蔚的革命理想逐步破灭了。或者正确地说，是政权树立的理想被这个政权治下的现实击破；是残酷的社会现实远离了沈嘉蔚心中所树立的美好理想。

沈嘉蔚2002年“再见革命”画展前言有一段像诗一般的话语，每一行的前半句联起来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经典名著《双城记》开头那几行字。沈嘉蔚这段话既是文革那段岁月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本人后来思想转变的结晶：

这是最好的时期，因为我们年青；

这是最坏的时期，因为我们疯狂；

这是智慧的年纪，我们试图了解所有的事情；

这是愚蠢的年纪，除了毛著我们读不到任何书籍；

这是信仰的时代，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真正地；

这是怀疑的时代，我们责疑一切，私下里；

这是光明的季节，当我被允许在画布上作画；

这是黑暗的季节；政治迫害遍布各地；

这是希望的阳春，我们正值恋爱的花季；

这是绝望的严冬，知识分子挣扎在坑底；

我们拥有一切，年轻的生命意味着一切；

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书，没有教育，没有足够的食品，没有自由……

我们笔直地走向天堂──共产主义天堂；

我们笔直地走向别处……

走向全民族的死亡。

毛泽东的文革搞了十年。1976年10月6日晚上，“四人帮”及其爪牙被抓，文革随之结束。沈嘉蔚在相对宽松的八十年代，事业大体总算顺利，还加入了中共。但是，沈嘉蔚还是决定离开中国。1989年1月8日，周恩来忌日，他来到悉尼。作为一个油画画家，他希望到国外看看，觉得油画的根在西方，到西方国家看原作，这是许多中国油画家必须补的一课。或者，冥冥之中他好像也预见了什么。

1989年6月，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发生。这一年，东欧剧变，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最后，1991年12月25日，晚7时32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的苏联国旗开始下落，7时45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此刻，标志着苏联共产政权解体；在许多人看来，也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

“六四”屠杀，学生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又一次让沈嘉蔚心灵遭受莫大的震动。他和很多人一样，宣布退出共产党。

沈嘉蔚在澳洲接受了这个自由社会的价值观。

有一个例子。1998年4、5月间，在澳洲来自中国的原留学生中，发生一场论战。有人提出“进退两难”与“上下悬浮”的压力与焦虑，有人追问哪里是在澳洲居留的“新华人”的出路，有人对澳洲多元文化主义心存疑惑，沈嘉蔚按捺不住，既为澳洲多元文化主义辩护，更指出：

应该认清的是，移民都是自行选择才“有幸地”变成“西方中人”的。你若不愿意，尽可回到中国去做“东方中人”。无论当年西方人围剿土著如何残酷，今日澳大利亚的现代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已是既成事实。

应该和过去告别了。不久以后，沈嘉蔚举办了“再见革命”的个人画展，并有了创作《巴别塔》的灵感与冲动。

《巴别塔》就是他心目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景图——从开初诞生到最后衰亡；创作《巴别塔》是他“再见革命”的认定的逻辑发展。

加缪曾经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已被证实：“在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以它们最终须付出的代价而自我毁灭。”对沈嘉蔚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结束，永远留在日益远去的二十世纪，那个时代是伟大的，然而也是混乱的、残酷的、悲哀的。带着年轻时代就深深附上的共产主义情结，沈嘉蔚筹划创作《巴别塔》时不禁觉得，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党人，来为这个事业送葬——以辛辣的讽刺、深刻的同情，与理性的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唱一曲挽歌。在沈嘉蔚看来，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想做、也适合做这件作品的人；现今世界上还自称为共产党的组织与个人，都早已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共产党，而对他的下一代来说，“共产主义”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真诚”的共产党人！？看来沈嘉蔚非常执着。许多年前，沈嘉蔚曾经借用在职位上英勇战斗到死的阿连德总统之口，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认识许多高级领导人，但只有两个人因其目光与众不同给我的影响最深。这两个人是切和周恩来。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一股内在的力量，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都有风趣幽默的性格。”

当然，沈嘉蔚不为他们护短。他认为：他们的全部不足、过失、乃至罪行，都直接与他们的信仰及所属的政治阵营有关。人不可能拔了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共产党为了实现理想而不择手段地残害生灵之罪过，他们作为真诚与彻底的共产党人，当然脱不了干系；但共产党能在那个时代吸引这么多人追随自己，也全靠了这一类人的人格召唤。沈嘉蔚做了一个真诚的总结：

我毫不怀疑这一类数目不大的共产党人，他们真是愿意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理想社会的实现。但是他们越是努力，与理想社会的距离越大。这是他们的人生悲剧所在。

沈嘉蔚把创作这曲挽歌视之为自己人生的最后使命。他年轻时就信仰共产主义，至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在某些方面一直没有变。他在作品里创造了一个乌托邦，把乌托邦挂在家里的墙上，完成了他精神、信仰的实验和历程。

相当悲壮。当初，他就说：

我把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大段贡献给了这一运动。一旦我完成了这件作品，这一大段生命便不再是纯粹的浪费了。

庆祝会前，沈嘉蔚和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谈话，背后是巨幅系列油画《巴别塔》之一《乌托邦》。

沈嘉蔚巨幅系列油画《巴别塔》之二《英特纳雄奈尔》（请注意我照片的一个细节）。

三. A FAREWELL TO REVOLUTION？NO WAY！

历史向历史画家沈嘉蔚开了一个天大的残酷的“玩笑”

沈嘉蔚是杰出的历史画家，无疑也是一个专心致志的历史研究者。然而，非常讽刺的是，历史向他开了一个天大的更是残酷的玩笑。

沈嘉蔚2002年举办的“再见革命”画展，既展出他文革时期的作品也展出他近期完成的表现文革或对暴力反思的作品，是一个彻底的主题性展览，主题是：“ZAI-JIAN REVOLUTION”——“再见革命”，英文展名保持“再见”的汉语拼音。画家的用意很明显。这是因为中文“再见”有二解，一解为“to meet again”（重逢），另一解为“farewell”（告别）。第一解是指观众在此画展里通过画家的文革作品与反思文革作品而“重逢”这场革命；第二解是表达画家本人，可能也包括绝大部分观众，无论是欧裔还是华裔，不欲此生再碰到一场类似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心情。

沈嘉蔚创作《巴别塔》，如前面讲过，便是举办“再见革命”个展的逻辑发展。沈嘉蔚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结束，这四幅巨型系列油画就是他心目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诞生到衰亡的全景图。

但是，历史的诡异大大出乎全世界许多人的意料，其中，应该也包括历史画家沈嘉蔚。

新千禧年前后那些岁月，沈嘉蔚2002年举办“再见革命”画展前后那些岁月，历史应该铭记。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会议上，一位身穿白袍的阿拉伯官员“啪”的一声落下手中的木槌，跟着掌声响起，敲锤者是世贸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勒。这一刻，标志中国正式加入世贸。还有，就在卡迈勒木槌下落的四个月前，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全世界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举办地，他打开信封，念出：“Beijing”，会场掌声四起。当时整个西方，对中共相当友善；而中国，也赢得了黄金二十年。二十年来，中国GDP增长了八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比重从2001年的4%增至2020年的17.4%。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轨迹也表明，经济的发展会促进社会的自由和政治的民主。西方各国政治家对中国真切地期望着，因此大力支援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希望看到一个胡耀邦总书记所说的“不正常国家”逐步走上正常之轨。

可是，到头来，当头一棒！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领导下，走的完全不是西方所预测之路；而且，今天非常强大的中共力量已经严重地威胁西方国家赖以生存的全世界现行秩序。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只不过希望把中国办成“五七大学校”，今天，习近平要致力构建的是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谓“五七大学校”，出自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的一封信，后被称为“五.七指示”。按照这个被当时中共理论家吹棒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的指示，全国要办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是毛泽东对理想国的展望。他向他的党徒提出这样一个“美好新世界”社会模式：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社会分工，自给自足，限制甚至消灭商品生产，不以效率为价值取向，把低水平“公平”当成最高目标。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其荒唐可笑足可以让高度文明的西方嗤之以鼻。

然而，半个世纪之后，今天，中共党魁习总不但要为中国而且要为全世界“指明方向”。他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作为其具体实施方案，制定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按照习近平的意思，中国人要拥有“中国梦”，而中国以外的国家，也可以而且应该一起发“中国梦”，要按照“中国方案”，全世界跟着中国走，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总雄心勃勃，双管齐下。在国内他的治下，他现在加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中国样板”。当年，毛泽东一生中要办的两件“伟业”，但临死一件也没有完成——既没有“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也把他最后的得意之作“文化大革命”搞得众叛亲离一塌糊涂。今天，习近平要完成毛所有的未竟事业，在历史上超越毛。在整个中国，在政治高压下，对习总个人崇拜一浪高于一浪。全面“姓党”、“定于一尊”。所谓“妄议中央”已成了大罪；“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已成了金科玉律。精致的高科技的新极权统治正在把“天下”打造成不但是一党的更是他今上一人的“天下”。在当今中国，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每个人务必做到“三个一分钟”——“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

文革时期毛泽东思想被吹嘘为马列主义的最高峰。最高峰的标志就是毛泽东在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所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共分六点，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还被写进了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今天习近平思想又成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更不得了。2017年10月中共19大以后，习近平各种思想研究中心（院）纷纷出炉，至2021年7月，这些机构增至十八个，分布在全国各地，分别由北大、清华、人大、中央党校、教育部、社科院、国防大学、发改委、生态环境部、中国法学会等学府和机构经营。中共御用学者极力吹嘘说，习近平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一世纪全球最伟大的中国样本；其理论价值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其实践成效深刻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中国和世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

中共御用理论家强调，习总念兹在兹决心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状态。他们宣称，“科学社会主义”从来不会在喧嚣围剿中宣判失败，总是在实践中一次次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并证明其真理性；其巨大能量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再度被激活，今天中共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功谱写了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来最精彩的华章。中共御用理论家进一步宣称，世界上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正在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变化。展望未来，在习近平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以决定性成就来雄辩地证明一个伟大结论——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胜利，“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本文作者和沈嘉蔚摄于“再见革命”画展（2002年9月27日）。

中共当局发布的“一带一路”权威地图。这张图把南海到南太平洋一线也体现出来了。

习近平各种思想研究中心（院）纷纷出炉。2020年7月20日，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

《习主席为世界指明方向》大型油画。

四，习近平的“百年变局”：他打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可谓推行“另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当年，毛泽东为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头号领袖煞费心机。他热衷于“世界革命”，但他的新的“以农村包围城市”即以“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来夺取世界革命的胜利的设想与实践不过是支援“第三世界”搞些小打小闹。而现在，习近平的“格局”大多了——他有“百年变局”的战略部署。

2013年3月，习近平上台不过几个月就首先出访俄罗斯，在莫斯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年后，2023年3月21日，习近平在莫斯科与现在已成为国际刑事法院（ICC）要逮捕的战争罪犯普京会谈后，透露了推动“百年变局”心声。习近平在访问结束告别普京的时候，拉着普京的手最后说：“这也真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可以说是一句极其慎重的叮咛。

中共和苏俄百年关系呈现历史的最大讽刺。最初，中共完全是依靠国际共运中坚苏联的支持于1949年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建政后又依靠苏联的指导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制度和工业体系，但到了1958年，毛泽东便开始翻脸相向；当苏共试图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改革时，毛泽东却领导中共大义凛然地声讨“叛徒”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当苏共还徘徊在社会主义体制里时，主持撰写“九评”批判“苏修”的邓小平已毫不犹豫地走上了比苏联更加修正主义的改革道路；当苏共看到共产主义在苏联完全不可能实现、以社会主义为名的体制在全世界并无任何优越性的时候，它选择了自我解散，而中共声称要“坚持”被苏共放弃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后更站出一个习近平指斥苏共丧失信念，“竟无一人是男儿”，而且，这个习总又要与批判共产主义罪恶以获取执政正当性的普京总统一起推动“百年变局”，实现他建造共产主义社会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想。

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有内在逻辑吗？也有。

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末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但许多人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一个强人普京。关于俄罗斯的普京政权，研究者已经指出其“反共”的虚假性。因为：1、就政治制度而言，自由国家强调的是小政府、大社会，但俄罗斯仍像前苏联那样，强调国家集中和政府控制；2、在社会价值观方面，自由国家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俄罗斯仍旧保持了共产主义传统，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3、俄罗斯的经济模式，仍是共产主义那一套，由国家牢牢控制着能源、国防等关键领域；4、真正的民主国家不会有领袖终身制，但俄罗斯被普京控制二十多年，已成实质意义上的终身制。所以，普京独裁专制政权仍是共产阵营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因而得到独裁者习近平的认同，甚至视之为亲密伙伴。

民族主义也是他们共同用以救命的“通灵宝玉”。就像习近平大打民族主义牌，向中国人灌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迷魂汤，民族主义也是普京屡试不爽的法宝。普京政策与沙俄时期内外政策的相似性已经毋庸置疑，在俄罗斯“帝国价值”绝对是一个正面弘扬的国家思想，这也是普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国内政治思想基础。

习近平“百年变局”战略部署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北朝鲜小弟弟金正恩。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为了取得社会主义阵营头子斯大林的信任派兵参加朝鲜战争，以极大的牺牲保住了金日成政权，至今七十年金家王朝延续三代。这个政权有一个《确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的十大原则》，其地位要高于朝鲜宪法和劳动党章程。根据《十大原则》，“主体革命伟业”一词替代了“共产主义伟业”，明文规定“偶像化”金正日的思想，并且将金正恩尊称为与金正日同级的“将军”。同时，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规定“白头山血统永远延续下去……并坚决保持其绝对的纯洁性”。这意味着比起共产主义理念，金氏一家唯一领导体系更为重要，事实上朝鲜己经是一个“王朝国家”。

习近平在乎金正恩这些“另类”理念吗？绝不。刚好相反，在其“百年变局”战略部署中，习总太需要这个狂热反美反日反韩而且试核成功的急先锋小弟了。而且，毫无疑问，几乎所有的专制政权都很羡慕北朝鲜的体制。这个体制不仅仅是家族的世袭，更是政权稳定的保证，包括如何控制民众的思想，用谎言来大搞个人崇拜，封锁一切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和信息传播，不允许任何人发表任何不利于政权的言论。这些都是同为独裁者习近平急于研究借鉴的宝贵经验——他正在把中共国变成北朝鲜。

习近平为了他的“百年变局”，也对中东大国伊朗狠下功夫。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思想极端的伊斯兰国家，又是美国的宿敌，俄罗斯的帮凶，于是推动习总钦定的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大发展变成了中共的战略方针了。

习政权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国际极端组织恐怖分子勾勾搭搭。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共与塔利班的关系马上急速升温，并大力为塔利班进行“洗白”。最近的例子是与哈马斯的关系。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突然发动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中共一个多月中不但一直拒绝公开谴责，还迂回地帮哈马斯提供正当性。从武器装备的角度来看，中共极有可能就是哈马斯幕后的金主兼武器主。哈马斯极其庞大的地道布局，其灵感也来自于中共的地道战。俄罗斯与哈马斯保持紧密联系，中共也不遑多让，派了特使前往多哈与哈马斯领导人见面。

目前世界局势极度动荡，俄罗斯侵乌战争已经打了一年零九个月，现在哈马斯对以色列恐怖袭击也表明中东到处都有战争苗头。国际观察家认为，未来习总会利用国际紧张局势乘机解决台湾问题，很可能在东亚引发战火。总之，这些都是他的“百年变局”应有之义——浑水摸鱼，变中求胜。

当年毛泽东费尽心机想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却至死没有得逞，现在习总终于当了头。他领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领头打造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状态。中共御用理论家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境界”，而且，他们顶礼膜拜的今上已实现“东升西降”的伟大的战略转折。

显然，在任何正常人看来，习近平开辟的这个国际共运新境界实在“新”得太另类也太可怕了——这不就是一个邪恶轴心吗？

2023年3月21日，习近平在莫斯科与普京会谈结束后在大门外握手告别。

新轴心国联盟（网络漫画）

五，马克思主义：习近平的遮羞布

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习近平死抱住国际共运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放。

近年来，在习总的倡导下，中国各地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一个小小的什么学校，也赶潮流不怕贻笑大方挂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招牌。最为煞有介事的是，2015年10月10日，中共在北京举办自苏联崩溃之后全球规模最大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有来自五大洲四百多人与会。至2021年7月，此会已举办了三届。目的明确，就是为了“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世界影响，占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制高点”。月前，在中共称颂习近平十年前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际，它的传媒大言不惭称“北京正在成为世界的思想首都”。

习近平非常需要马克思主义这块神主牌。从根本来说，中共就是扛着这块招牌打江山坐江山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毛太祖立下的。另外，马克思主义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市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如研究者指出，自从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基本上就一直是私产社会，主张共产无异于从根本上颠覆文明，因此，许多人从一开始就认定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大敌而坚决反对之。但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也有不少人认定共产主义是打开一个崭新世界大门的钥匙。他们发现当今生活其中的私产社会里有许多罪恶，便误认为这些罪恶来源于私产制度本身，以为一旦实行共产，这些罪恶就可通通消除，人间就满是和睦与情谊。这是共产主义最吸引人或最迷惑人的一点。

而且，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人们觉得其中一些观点可以研究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异化论，就使世界上很多学者非常着谜。

学者们注意到：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可以说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修正。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18日政变》一书中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是对《共产党宣言》的断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修正。这个修正非常重要，马克思把阶级和阶级斗争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

马克思晚年对股份制的肯定，是他们对公有制的修正，对剩余价值学说和剥削论的修正。

马克思晚年提出社会发展阶段论，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竞选和平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他们对阶级斗争、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论的修正。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民主制，提倡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论的修正……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修正”，让一些人找到为马克思主义争辩维护的理由。他们指出，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历史证明我们曾经错了。”马克思也曾经说过，他“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确实，如一些研究者指出，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社会客观实践的研究，逐步看出问题的所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学说，其晚年的思想已经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

我有一篇三万三千字的长文论述《人民日报》前副总编王若水先生。作为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王若水甚具典型意义。拙文题为“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纪念王若水先生”，内中讲到，王若水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共产主义理想实际是乌托邦，达不到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上过时了；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它的哲学，但是这个哲学跟列宁所讲的不一样，不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王若水觉得最好把马克思的哲学叫作“实践的唯人主义”，并认为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和发展。他说：

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方法论。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力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实践的唯人主义”是以人为出发点又以人为归宿的哲学，这是王若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挖掘提炼出来的精髓，也是他后半生孜孜以求呕心沥血实践的哲学。当年他和周扬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可谓这种哲学思想的实践者和发扬者。

对照现在中国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人们实在不能不惊叹：四十年前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真是具有天才的预见性！他们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异化”概念扩展为：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从这种理解出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当然也存在“异化”现象，存在着“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以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早在1980年，王若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他们将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努力，像他们义无反顾地公开宣称那样，始终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们在改革开放方始之时，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并提出来，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论指导——把人道主义的价值目标补充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去，把价值、功能和结构三重规定一体化，从而希望使传统的社会主义事业起死回生，值得向往。但是，非常讽刺的是，他们企图挽救的党回敬他们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的政治迫害！

今天，习近平的专制极权统治更离谱了。而这位总书记却要为他的党徒学习马克思主义“指明方向”。据他说，今天国际和中国的状况“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科学预见”。真是天晓得他说的这个“预见”究竟是什么！？如果今天马克思、恩格斯还活着，肯定怒不可遏扯下习总的遮羞布。他们肯定断然指出，无论是从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看，还是从财产占有方面看，当今的中共统治精英早就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其贪婪、腐化和堕落的程度，即使从官方有限公布的那些案件和数据来看，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他们所设想的那个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渺无踪影。如果有人争辩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还不代表国际共运的结束；那么，习总打造的“中国模式”，便明白无误地宣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死亡和国际共运的终结。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不知有何感想：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特别是中国，都无一例外地以一党专制以及特权、终身制甚至世袭制的腐败证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必然会背叛国际共运理论上所标榜的社会平等的理想！

六，一百七十多年来，马列主义的根本性错误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杰出的澳华历史画家沈嘉蔚在他的巨画《古拉格》和《萨图耳诺斯》中，描绘了国际共运的灾难性后果，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不亚于法⻄斯带来的浩劫，而且，革命还吞噬自己的孩子，甚至父母。这是国际共运史上贯穿始终的悲剧。

这些，历史书上已有大量的记录，沈嘉蔚在他的巨画里也深刻地呈现出来了。

例如，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这个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一百五十七万人被判刑，约六十九万人被枪决，约七十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一千万人被送进古拉格。

人称二十世纪三大恶魔中，毛泽东比斯大林和希特勒更为邪恶。从中共建国的镇反、土改到反右、大饥荒、文革，死于毛的独裁政策者，据有关资料高达七千万人。这个毛太祖能将杀人合理化、合法化，甚至神圣化。毛晚年发动的文革，以打倒“封资修”为名，实行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造成无数人自杀，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发生道县大屠杀那样灭户灭村令人发指的事件。毛太祖让几亿人疯狂，把杀人变成了全民性的狂欢，令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变成一群嗜血的野兽。

红色高棉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当年，波尔布特这个疯狂魔王，在消灭私有制的路上走得最远，因而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称“波尔布特一举消灭了阶级”，“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结果，短短三年八个月间，柬埔寨死于杀戮、饥饿、疾病的人数约两百万，其中直接死于杀害的约一百万。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非常恐怖的数字——当时柬埔寨全国人口还不到八百万啊！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可怕的实验，即使在运动早期，便有许多先知先觉的人有所觉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当时已和马克思恩格斯齐名、也是列宁的死敌的普列汉诺夫。他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断言这样的政权必将“土崩瓦解”。连中国新月派现代诗人徐志摩也是觉察者其中的一个。他在1925年取道苏联去欧洲，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了三天后，发了一通感慨，就把其本质讲透了。他用诗人的语言说：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事实上，历史发展到今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已经不再重要。经过近两个世纪的社会实践，历史与现实已经给出十分明确的答案：人类为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不过，既然习近平及其一伙要坚持马列主义，我们也可以对此稍为提出几点谈一谈。

《共产党宣言》祸害极大，其中，就有一个低估人性恶而导致的根本性的错误。按《共产党宣言》，剥削的根源在私有制，因此要用革命方式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然而，残酷的事实是，私有制被革命后，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出现了财产在名义上（抽象的）归于国有（公有），但实际支配者却是具体的掌权者（官僚）。当这些无主财产被国家掌控后，广大民众则丧失了一切财产，为了生存，就只能依附于这个体制。私有制被否定后，不单财产而且人身自由及一切权利都变得更容易管控，这就为新的奴役和压迫大开了方便之门。像所有人一样，掌权者具有自私性和自利性，他们会利用名义上的公有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此时新的剥削和奴役就会出现，而这种剥削和奴役是建立在全方位的控制与垄断之上的。至此，打着反压迫的名义压迫，打着反剥削的名义剥削，便开始大行其道，便造成徐志摩所说的那片“血海”！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范畴，被列宁在他的遗毒甚远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无限夸大，归结为暴力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对暴力顶礼膜拜。今天世人把斯大林看作二十世纪三大恶魔之一，而根据既在列宁身边又在斯大林身边工作过的苏共元老莫洛托夫在晚年的谈话，关于这两人谁更凶狠的问题，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列宁更凶狠。“如果没有恐怖和暴力，无产阶级独裁便成为不可能。”列宁这句名言成为所有共产革命者的金科玉律。列宁本质反人类反人性，这是他创建的苏共下台以及苏共统治了七十年的苏联解体的最内在的根本原因。

研究者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合法性的理论根据是：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全人类，但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否定了“救世主”之后，又确立了一个“救世阶级”。列宁发扬了这个思想，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实际上是“救世党”），这个先锋队又由几个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领袖来领导——这就是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观点。从救世阶级到救世党，从救世党到新的救世主，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毫无疑问，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肯定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方式，会从“阶级恐怖”到“全国恐怖”。

生存永远是人类共同的最基本要求和本能，使用残暴的专制手段胁迫人民放弃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只能得逞一时而绝难长久。人类另一个本能需求是自由，没有人会愿意被管制、被奴役，带着枷锁胆颤心惊地生活。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马列主义是反人性的，而其反人性的本质便注定它的失败。

由此也可以看出，习近平他一个共产党独裁者妄图为世界“指明方向”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么地荒谬！多么地异想天开！中共的野蛮专制同西方民主制度的对立决定了两种国家人民命运的不同，如此不同的命运，岂有“习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周易》有言：“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人们还要担心，这个“德不配位”者，这个“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会给中国甚至世界带来什么灾殃？

七，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 Australia：永远的《巴别塔》（上）

许多年以后，我们这一代人早已过世，接着是下一代人，也先后离世。我想象那个时候，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成为了一间“沈嘉蔚纪念馆”。层高近八米的展厅中，前后左右大墙上依然钉挂着四幅巨画：最大那幅是《乌托邦》；右侧是《英特纳雄奈尔》；左侧是《古拉格》；对面是《萨图耳诺斯》。每天不断有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访者。接待员是一男一女两位，男的英俊潇洒，女的端庄秀丽，均学识渊博，绝顶聪明智慧，非常完美，而且从不休息。来客还没有进门，他们就已识别出其母语、教养、爱好、立场等等并用其语言与之交谈，滔滔不绝讲解沈嘉蔚的名画，回答任何离奇古怪的问题。参访者中不少是来自北半球那个还叫做CHINA的国度，他们在《巴别塔》这四幅沈嘉蔚的名画前徘徊审视，又在楼上瞻仰沈嘉蔚的自画像。他们非常不解，大半个世纪之前，为什么他们的家国曾经如此荒唐荒诞荒谬？为什么毛泽东个人崇拜给这个民族造成空前的大灾难后这个民族又再次臣服于更加离谱的习近平个人崇拜？他们把沈嘉蔚的巨作看为是挽歌，是控诉，也是未来的揭示。他们希望实地感受沈嘉蔚精神。他们虔诚地企求历史答案……

人来人往。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沈嘉蔚没有离去。

习惯性地，他常常站在面对着一片大海的三楼阳台上眺望。这是南太平洋，跨越浩瀚的海面，那边就是南美洲。此时，他的心头就不能平静。

一个多世纪了。但他还记得，1967年，作为一个红卫兵的他，从《参考消息》读到直接英勇投身战斗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政府军捕杀的恶耗时，曾何其震动！由于格瓦拉被中共认为是“苏派”，他的“游击中心主义”又为毛泽东所不屑，故而格瓦拉在中国从未享有正统地位。当时党中央的态度深深伤害沈嘉蔚这一班红卫兵们的心。

格瓦拉牺牲后的一些细节永远都在沈嘉蔚的心头萦绕：他躺在一所乡间医院的水槽上。修女们洗净了他布满枪眼的身体与泥垢的头发。他的样子就跟曼坦纳名作《哀悼基督》相似，修女们也全都惊奇如看到耶稣再世。一个CIA军官用手合上格瓦拉的双眼，但双眼再度睁开，此后一直惘然地看着前方。沈嘉蔚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喊：“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沈嘉蔚是如此地感动。多年之后，在《第三世界》这幅历史画中，他在格瓦拉身上几个部位画了与耶稣同样的伤口。这个暗示很明白：格瓦拉在个人人格上是高尚的。沈嘉蔚还在格瓦拉的担架上放上一本《堂吉诃德》。他觉得，从许多方面说，格瓦拉都是一个当代的堂吉诃德。

沈嘉蔚还记得，格瓦拉死后六年，1973年，在智利上演的一出悲剧又一次让他一个年轻的热烈拥抱革命理想主义的红卫兵画家伤透了心。

阿连德是格瓦拉的挚友。但他不赞成暴力。他希望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然而，他何曾想到，他也会与格瓦拉一样，悲壮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背叛的智利士兵的机枪子弹打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一个是衣衫褴褛的叛乱分子，企图推翻现存政府；一个是民选总统，坐在富丽堂皇的国会大厅里，然而面对的竟是同样的法西斯军人的枪口，而操纵这些军人的都是同一个力量CIA，而这个CIA听命的又竟是一个号称以反对共产主义暴政为己任、以捍卫民主自由为天职的美国政府。接着，世界上许多国家为这位殉职的元首下半旗志哀，然而文革中的中国政府拒绝这样做，而且立刻把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政府的大使赶走，并马上接纳法西斯独裁将军皮诺切特的代表。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一切都难以理解！一切又事出有因！沈嘉蔚感到许多历史事件的荒谬。

格瓦拉和阿连德早已作古。这一切应该都已过去了。但是，这一切却又没有过去。许多立志改变现状者追随格瓦拉精神，而且还是其中最为可怕的部分！沈嘉蔚痛苦地看到：身穿印有切．格瓦拉头像领衫的恐怖分子正在被他们刼持的飞机上杀害平民，或身怀炸弹与以色列学童乘坐的公共汽车同归于尽……一些恐怖分子可能确是格瓦拉的真诚追随者。但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不，这不是基督精神，如果基督精神是真理、正义、博爱的代名词，并非所有以肉体痛苦以至死亡为代价来实现其目标与信仰的献身精神都是基督精神，都代表真理！不。人类的解救绝对不是同归于尽！

那么，切．格瓦拉的拼死奋斗又意义何在呢？沈嘉蔚对格瓦拉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发出了根本性的疑问——也许格瓦拉一开始就错！作为一种政治象征，沈嘉蔚对格瓦拉所代表的暴力革命道路不能不持否定态度……

沈嘉蔚更长时间地向北望去。万里之外是他的祖国，那里曾经让他青春燃烧，燃烧得奇形怪状。

最令沈嘉蔚刻骨铭心悔恨不已的是文革中那场亲身参与的武斗。

那是1968年1月一个晚上，一场武斗开始。沈嘉蔚看到自己当时一个真诚的以革命者自许的热血青年的样子。他加入他一派红卫兵攻击对方，受伤后，又取了藤帽与长矛再回到战场。当时敌方只剩最后几十人，爬到了剧院屋顶上不投降，已有两个从屋顶上滚下来摔死了。沈嘉蔚跃身铁梯攀住屋顶，翻身上房，说服对方下去投降。

但沈嘉蔚跟着一下到铁梯上便惊呆了：刚才缩在铁梯上不敢上房的战友，现在正在夹道争先恐后勇猛地痛打投降了的敌方同学。一幕惨烈的景象让他极其震动。武斗结束后，沈嘉蔚当初在屋顶上大喊“我们胜利了”时的心情早已一去不复返，他深感自己的浅薄。直到这一夜之前，沈嘉蔚还是一个单纯的学生，笃信自己是光荣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以为他们代表正义，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这一夜，沈嘉蔚看到了“自己人”并不比敌方好到哪里去。尤其是领悟到人性丑恶的一面——虽然“人性论”在当时是被否定的。

沈嘉蔚很庆幸。自己虽然充好汉加入武斗队伍，还没有被卷入到用刀枪对刺的境地，没有直接的血债。但是，自己的罪责难道尽止于此吗？沈嘉蔚深深内疚：只要自己戴过红袖章，举手高呼口号，只要自己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闹革命”，自己就是一个从犯。他觉得他的罪责，与希特勒的冲锋队员相比，不相上下。他写下：

1968年1月15日血腥之夜，是我人生中最早的转折点。此后我不再关心打打杀杀的政治，开始了专业画家的生涯。

沈嘉蔚后来又经历了许多事件。其中特别是“六四”事件，和平示威者被屠杀，学生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又一次让沈嘉蔚心灵遭受莫大的震动。

他对看到的革命和亲身参加的革命不断进行反思。

他看到了事物的复杂性，有时很迷惘，甚至悲观，但他总算明白了一个基本的观念：如果这个革命带给人民的是灾难，如果反抗专制暴政的革命却是以更为残暴更为专制的统治代替之，那么，它就应该被否定。

的确，当手段本身在道义上与目的背道而驰时，目的是永远不会达到的。每一个在前共产主义政权下生活过的人都明白：不能用皮鞭把人赶上“天堂”。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荒谬在于它试图通过血腥镇压与思想钳制来创造一个它宣称的幸福的未来世界。

也许人们要经过许多年后才会醒悟，也许人类还要付出许多惨痛的代价，也许人性中的恶会使这一切反复循环，没完没了。

但无论如何，沈嘉蔚确认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画家。

七，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 Australia：永远的《巴别塔》（下）

沈嘉蔚常常在他的久远前的作品下沉思。

他回想起来也觉得欣慰，完成后的《巴别塔》大大超越了它原先的草图。《巴别塔》里有几个贯穿至少三幅画的历史人物，其中主要人物竟然是苏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沈嘉蔚完全记得，他如何沉醉于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巨作⻓篇小说《红轮》。这部未竟之作只出版了四卷，中译文出版了三卷，沈嘉蔚读完了这三卷全部五千⻚。他发现，无论索氏本人的政治立场如何，他对笔下三百多个人物的个人好恶如何，他在这部巨著里在涉及每一个人物的描写时，都从这个人物内心的自我意识着手，使读者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每一个人物都很正面，思辨与行为合乎逻辑，无论他是沙皇还是列宁。沈嘉蔚相信这是描绘历史的最佳选择，认为这也是他在《巴别塔》里所做到的。他描绘了四百几十个真实历史人物，全部是以再现他们真实面貌为努力目标，没有任何丑化或者美化。沈嘉蔚把自己定位成历史的记录者，只记录了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无论是二次世界大战里共产党人抵抗法⻄斯纳粹的英勇作战，还是共产党内部残酷的清洗，以及善良无辜的人⺠的受难与死亡，他都一视同仁地记录下来。他称自己画的是“新历史画”，打破时空，把来自不同背景看似无关的人物放在同一画面内，解构现存意识形态和判断，企求历史的真实面目。他想通过逼真的引导性的形象之间形成的张力吸引人，自己尽量退居幕后，让拥有不同价值观的观者自由地去联想和推断，从而使历史画从“静”走向“动”。此时，沈嘉蔚也很欣慰自己能够坚持这样做。他作画时完全知道，他的大部分同胞都已经习惯了只描绘光明面的颂歌，难以接受真正的现实主义。他希望他们能够原谅他的直言不讳，也希望他们正视自己先人的历史。

沈嘉蔚想起自己当年如何创作，自然想到他的老师也是挚友陈丹青先生。很久以前了，陈丹青为沈嘉蔚随笔集《自说自画》写了篇序言。其中这样说了，历史画的传统功能在沈嘉蔚手中发生了一项殊难定义的改窜：它不再期待历史画的公共性，因此，它无须公共意识的授意与认同；它的主题、它的叙述的理由和方式，尤其是它的立场，全然出自作者，即沈嘉蔚本人。这使沈嘉蔚的宏大历史画犹如超级论文，宣称着他自己的历史观，主要是他的历史想象。这种以绘画的方式想象，至少在视觉上甚至近乎历史裁判——所有正反人物的历史位置均被沈嘉蔚重新安排，对立阵营与不同期人物，全被他以历史的也就是他自己的名义重新整合，或者，拆散了。沈嘉蔚不属于绘画中的政治讽刺与政治波普，而可能是以历史画编织个人发言的极个别画家，他要用自己的发言颠覆被曲解的历史，至少，与历史辩论。

陈丹青先生进一步说，但这辩论更像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清洗，意即沈嘉蔚是在用他的画面对他这代人的历史记忆，做出校正。当他越画越多，如所有沉溺于同一系列并不断纵深的画家那样，他接近超现实绘画所作的事情，渐渐被自己的历史想象带走，他自己的历史拼图、历史版本，依次出现了。但凡了解世界近代史，包括近代史图像，人们会一个接一个认出其中大部分已被长期遗忘却被沈嘉蔚从历史角落找了回来的人物。但每个人物原本附带的历史标签、历史代码，在沈嘉蔚笔下悉数显得陌生，他们似乎离开了各自的历史，被沈嘉蔚的画笔一一驯服了。

陈丹青先生相信，当沈嘉蔚大量阅读历史与传记，从而终于知道了年轻时不知道的历史，他会在心中，在画布上，不断寻找一种幻相，因此能以自己的方式看见他们。他描绘这幻相，并非意在回向来证实史书中的历史，而是替逾百年前的历史绘制了未来的图景。没有一个他所描绘的历史人物曾经设想由他们造成的历史（以理想、文字、战争、血污、阴谋、牺牲……）在未来，亦即现在，会构成这样一种庞大的想象。

当然不能说这仅仅是沈嘉蔚的想象，他的素材全部来自历史图像。不过，他画得越多，他的历史画面与历史人物越是归结为他个人给出的想象。历史画莫不来自想象，但沈嘉蔚的历史画主角真的是他孜孜描绘的逾百上千位历史人物吗？陈丹青与沈嘉蔚是同代人，每当他观看沈嘉蔚的历史画，他都在画幅背后看见“我们”：对历史无知的一代。换句话说，沈嘉蔚试图忠实于历史的方式，是对那段历史的不可磨灭的记忆。犹如对这记忆施行近乎狂欢的补课——他选择了历史画，同时，远离人们所知道的传统历史画。

陈丹青先生向沈嘉蔚承认，他以前不曾见过这样的历史画。大维特或梅索尼埃的画，献给拿破仑；苏里科夫或列宾的画，献给俄罗斯人民；特加切夫或莫伊申柯的画，献给斯大林。而沈嘉蔚的历史画，无意献给历史，也无意提呈各种史书上的历史观。但它确乎来自一个庞杂的在近代史进程中被不断形变的历史画传统。当这种传统于二十世纪后半几乎在世界范围消歇之际，如唐吉诃德似的沈嘉蔚，一个“文革”年代的红卫兵与老知青，以历史画的名义创作一幅又一幅大画，掷还他所亲历的历史。

的确，历史与历史画，是遇上了沈嘉蔚这位难缠的画家，一个极端耿介的人了。他以近乎使徒的信念顽强工作！

那么，什么是历史？又回到这个根本的问题。

发生的“过去”，写出来便是“历史”，画出来便是“历史画”。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

沈嘉蔚脑海里又浮现那些大名鼎鼎的历史研究大家。

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认为往事只有在当代人生活中发挥作用才成为历史，否则是“死的历史”。可想而知，同样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会被不断地改写。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柯林武德干脆直截了当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就是说，历史是历史学家思想的反映，不仅因时代而异，也因人而异。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提醒人们，说了这么重要的一句话：“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在汤因比看来，历史只不过是胜利者的宣传，它必然带有某种主观性和相对性，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摆脱他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都不可能排除道义和偏见的影响去撰写所谓“纯客观的历史”。

哲学出现“历史哲学”这样一个分支。许多人探讨历史的模式与意义、历史学的性质与方法、历史写作的结构与规律等问题。他们考虑人类历史的最终意义，更进一步，考虑人类历史的可能的目的论的结局，换句话说，追问人类历史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一个设计、目的、指导原则或是定局。

那么，历史有规律吗？

研究者指出，所谓历史有规律、可以预测的说法，其实就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批判的历史决定论。有些人迷信历史决定论，认为如果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就是可控的。一些怀着乌托邦思想或者所谓“宏才大略”的人，便有了想要创造历史的冲动。波普尔批判乌托邦工程。在他看来，这虽然是美好愿望的产物，但它只能带来灾难和不幸。那些人按照自认为的所谓“伟大思想”创造出来一种模式，进而为了这种模式的追求与实现，便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道路或者计划是唯一正确的。结果会怎样呢？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开篇引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话：“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人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结果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无数的个体造成了巨大的悲剧。

沈嘉蔚想到胡耀邦。一开始，他知道“巴别塔”这个词，就是从胡耀邦的一封信上知道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胡耀邦在升上中共最高位置、最为踌躇满志的时候，向全中国共产党人发出的号召是：建造新的“巴别塔”。真是不幸的比喻！“巴别塔”，不管旧的还是新的，都是不可能建成的。相比起来，胡耀邦可算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但也是一个不幸的悲剧角色。几年之后，他失去了总书记的职务；再过两年，他在郁郁中与世长辞，并因此成了“八九民运”的一根导火线……

一切都清楚了吗？

沈嘉蔚很动感情地一次又一次审视他的《巴别塔》四幅巨画。这是许多年前他生命追求与艺术理想圆梦之地。他发现，画中的人物生动起来，也在审视着看画的人，也在观望着画外的时代风云　。最有意思的是，沈嘉蔚还发现，画中还不止他原来画的四百多个人物，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多出了一些人，而且不断加多。

沈嘉蔚懂得了：《巴别塔》是永远的；也是永远没有完成的。

因篇幅关系，本文所有注释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