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列宁遇刺，斯大林定决在北高加索组织公开的、经常的、群众性的恐怖行动来回答这种行为。在国内战争中，斯大林成了“救火队长”：1918年年底，红军在东方战线出现重大失利; 1919年5月，红军在西方战线出现重大危机，彼得格勒危在旦夕; 6月末，南方战线的形势严峻。每到危急时刻，斯大林总是被派往前线，最终总能化危为安。斯大林在“九大”上继续当选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排序仅次于列宁。既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又有强悍的实践能力——这是斯大林成为领袖的原因。

正当各条战线上的红军英勇抵抗外国干涉军和国内白卫军的进攻之时，苏俄首都莫斯科内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列宁遇刺了。

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米赫里逊（又译米海尔松）工厂的群众集会上发表完演说准备离开时，突然遭到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刺客的枪击。列宁中了两颗带毒子弹，身受重伤。刺客被当场抓获，并在随后被判处死刑。

这一事件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个新生政权在当时的处境：它掌握了国家权力，但极不稳固；明里或暗里的敌人无时无刻不在向它发起攻击，甚至谋划杀死它的中枢或领袖。而列宁在遇刺后的死里逃生、重新康复也喻示了这场斗争的结局：虽然局势极其艰险、反动派无比猖狂，但革命的俄国必将“死里逃生”，用坚强的意志战胜一切困难，迎来新生的曙光。

次日，暂代列宁主持全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收到了一封从南方发来的电报，内容如下：

得悉资产阶级的佣仆恶毒地行刺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领袖和导师列宁同志，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决定组织公开的、经常的、群众性的恐怖行动来镇压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以回答这一卑鄙的暗杀行为。

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察里津

电报的末尾虽然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联合署名，但它的风格、口吻及言辞间透出的坚毅和冷酷，明显是属于斯大林的。这位坐镇南俄、此时正指挥察里津保卫战的人民委员向首都表明了自己回击反革命分子的武器——“组织公开的、经常的、群众性的恐怖行动”。仿佛在说：“你敢动我大哥，我就杀你全家！”任何敌人在这样的誓言面前都会不寒而栗。

列宁活过来了。但在医疗技术尚且落后的1918年，两颗涂有毒药的子弹无疑是致命的。可以猜想，列宁在处于重伤昏迷时一定模模糊糊地思考过由谁来当继承人的问题：在1917年末成立的四人“常务局”[2]里，托洛茨基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刚和列宁围绕“布列斯特和约”大吵过一架，列宁不会接受一个在重大问题上思想糊涂的人来做继承人；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他们俩都是久经考验的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也都有主持全党或全国工作的经验；究竟是斯大林更好？还是斯维尔德洛夫更好？列宁也许仍在犹豫，没有做出决定。

1918年的下半年是极其紧张的。在列宁遇刺后不久，苏维埃共和国被宣布为军营，实行统一的军事纪律，并对反革命行为采取前所未有的镇压。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在此期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大林则在10月25日被选为全俄肃反委员会政治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在这方面继续发挥他的特长。

10月，在一战中早已精疲力尽的德国开始具备革命形势，群众的不满情绪高涨，基尔港水兵率先起义。11月6日，起义扩展到德国西部的多个城市，并随之建立了一系列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11月9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号召下，全德工人总罢工开始。同一天，眼看局势风雨飘摇的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并逃亡国外，德意志帝国就此终结。工人和起义士兵随即控制了整个首都，卡尔·李卜克内西在首都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德国将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11月11日，德国政府代表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议，德国投降。

一连串的消息刺激着苏维埃俄国的神经，人们感觉到，预言中的“世界革命”就要开始了！列宁紧急指示，调拨50节火车粮食运往柏林，以支援起义的德国无产阶级——此时苏俄国内仍遭受着严重的粮食短缺，因而每一颗运走的粮食都是无比珍贵的。

11月6日到9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继续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时，察里津的战事胜局已定，斯大林便应列宁的要求长留首都，以随时执行其他任务，同时通过电报与察里津保持联络。

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废除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随后，红军开始向被德国占领的土地发起反攻，相继解放了包括纳尔瓦[4]、普斯科夫[5]、明斯克、里加和哈尔科夫等城市在内的大片地区。正是在哈尔科夫，举行了由斯大林主持的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时，斯大林却在11月24日发表了一篇“唱反调”的文章《不要忘记东方》。其中直言：

在欧洲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之际，在旧宝座纷纷倒塌和旧皇冠纷纷落地而让位于革命的工兵苏维埃的时候，在沦陷区正把帝国主义的走狗从自己的土地上赶出去的时候，大家的视线自然都转向西方……在这样的时候，遥远的东方及其数亿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就‘自然而然’从视野中消失了，被忘记了。但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东方，至少因为它是世界帝国主义‘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和‘最可靠的’后方。

文章分析了东方对于维持帝国主义国际统治的两大意义：一是向帝国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帝国主义的物资大后方（“东方各国的不可计量的自然富源（棉花、石油、黄金、煤炭、矿石），难道不是世界各国帝国主义者的‘纠纷的苹果’吗？这其实也就说明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在欧洲作战和谈论西方的时候从来没有不想到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摩洛哥。因为问题其实始终是在东方”）；二是为帝国主义供应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为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扩张输出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还需要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特多的‘听话的’‘人力’……此外，他们需要东方各国的‘听话的’‘年轻小伙子’，从其中征募所谓‘有色’军队，立即运用它们去对付‘自己的’革命工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把东方各国称为自己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随后，文章对俄国革命者的任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方，失去它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不这样做，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休想完全战胜帝国主义。

俄国革命第一个唤起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去反对帝国主义。波斯、印度、中国的代表苏维埃的成立是东方工人和农民从数百年来的沉睡中醒过来的鲜明标志。

西方革命无疑地会进一步推动东方革命运动，给它灌注奋发精神和胜利信心。帝国主义者本身及其新的呑并行为会给东方的革命化以不小的援助，因为这种呑并行为会把更多的国家卷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扩大世界革命的基地。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参与东方日益增长的自发运动，向前发展这种运动，使它成为自觉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可以看出，斯大林对东方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单纯“唱反调”，而是基于他一直以来的理论思考。从源头上说，他对于东方问题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问题的重视，其实来自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正是列宁第一次清晰地解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人民的革命运动对于动摇和瓦解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的特殊意义。因此，与同在党内的那些热忱于西方革命的领导人们相比，斯大林的“反调”体现了他对列宁思想更深刻的理解，也展露了他不为潮流所动的冷静和将整个世界通盘考虑的非凡视野和战略眼光。

11月30日，为适应日益胶着和白热化的国内战争形势，苏俄在原有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为主席）之外，新成立了拥有更高权限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列宁为主席）。二者相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只单纯负责军事问题，而工农国防委员会则覆盖了所有与国防相关的领域，既过问军事，又负责协调与军事相关的其他问题，如工业生产、粮食调度、交通运输、兵员补充等等。总之，在工农国防委员会建立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成了具体落实前者军事政策与军事命令的执行机关。斯大林当选工农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即作为列宁的副手，协助列宁主持内战期间的国防大局。他在军事问题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实际上超过了托洛茨基。

1918年年底，红军在东方战线出现重大失利。隶属高尔察克军队的白军北乌拉尔编队向驻守彼尔姆[10]的苏维埃第3集团军发动进攻。第3集团军原有超过3万红军和大量重装备，本足以抵挡白军的攻势。但由于指挥混乱和士气低落，该军在损失近18000人和大量武器装备后，于12月25日放弃彼尔姆，使这座工业重镇被白军占领。当时，整个第3集团军中弥漫着严重的失败情绪，“各部队在后退中精疲力竭、疲惫不堪，以致红军战士们躺在雪地上，请求同志们开枪打死他们：‘我们站都没有力气了，更不要说走路了，太累了。打死我们吧，同志们’……”[11]，许多部队饥肠辘辘，数天吃不到食物，甚至出现了在旧军官带领下、整团整团集体投敌的事件。

彼尔姆的战报被送至列宁的办公室，他决定派一位得力干将前去调查和整顿。列宁致电托洛茨基：“收到许多来自彼尔姆地区的党内消息，讲的是军队极危险的状态……有人请您前往那里。我想派斯大林去……”

1919年1月1日，中央委员会正式做出决议，成立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工农国防委员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前往东方战线调查战争失利的原因，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前线秩序。

斯大林与捷尔任斯基都是肃反事务上的专家，二人本就有很多共同语言。此次共同执行任务，更增进了二人的共识和友谊。雷巴斯评论说：“回到莫斯科后，斯大林拥有了一个可靠的盟友。”在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全力工作下，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秩序得以确立，第3集团军补充了兵员并恢复了战斗力，东方战线转危为安。1月27日，二人从前线返回。

彼尔姆之行再次证明了斯大林在军事上的强悍能力，也让列宁对他更加信赖和倚重。此后，斯大林便如“救火队长”一样，接受了一件件紧急又棘手的任务，在各条战线东奔西走，哪里有危难，就在哪里现身。与之伴随的是，他在党内、军内和国家领导层中的地位也一步步得到提高：

1919年3月18日到2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出席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被选为党纲修订委员会委员。“八大”还同意了由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完善国家监察机制的建议。

3月25日，党的中央委员会进行了改选，斯大林同时成为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

3月30日，新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成立，斯大林担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此时，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有：党内——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军内——工农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政治监察委员会委员。

还有一个意外事件也在客观上提升了斯大林的地位。

3月16日，被列宁称赞“有非凡组织天才”的苏俄革命家、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因感染西班牙流感不治身亡，去世时年仅34岁。斯维尔德洛夫的死是苏维埃俄国的重大损失，举国悲痛。两天后，即巴黎公社起义纪念日3月18日，苏俄人民在莫斯科红场隆重安葬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和国领导人。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的葬礼上一定回想起了1912年7月他和斯维尔德洛夫第一次共同流放并携手逃走的快乐时光[15]，以及1913年到1917年他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在北极圈内的库雷卡村苦熬严寒的绝望岁月。算起来，他与斯维尔德洛夫朝夕相伴的时间长达四年之久，他们无疑是最亲密、最信任彼此的战友。我们不知道斯大林的脸上有无落下泪水，但他的心灵深处一定痛彻心扉。

斯维尔德洛夫去世后，四人“常务局”就只剩了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三个人，斯大林在实际上已经毫无悬念的成为了列宁可以托付事业的唯一继承人。当然，托洛茨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为了弥补斯维尔德洛夫走后的权力真空和工作空白，加米涅夫和克列斯廷斯基被补选进政治局，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加里宁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而这五位新加入的领导人中除了克列斯廷斯基后曾支持过托洛茨基外，其余四人全部被斯大林团结过来，成为列宁死后与托洛茨基斗争的盟友。也就是说，即便不考虑列宁本人的意愿，单就在党内高层中的力量对比而言，托洛茨基从1919年3月起便已失去了与斯大林争夺“继承人”资格的可能性。

不过，对苏维埃俄国而言，1919年的坏消息不止斯维尔德洛夫去世一件。更大的打击来自西方。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高层长期被右派的修正主义者把持，“十一月革命”的果实被右派窃取。在德皇退位、帝国倒台后，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将国家权力交给了以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艾伯特和谢德曼为首的临时政府。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联盟）见大事不妙，于1918年12月29日匆忙成立了独立的德国共产党，希望领导革命继续前进，但为时已晚。1919年1月5日，柏林工人举行了反对艾伯特政府的武装起义，遭到强力镇压而失败。德共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随后被捕，并于1月15日遇害。2月，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通过新宪法，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时期，艾伯特担任新政府总统、谢德曼任总理。至此，社会民主党右派完全获得了政权，左派彻底失势。4月，慕尼黑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为革命的“回光返照”。5月1日，政府军队攻入慕尼黑，起义被镇压。轰轰烈烈的德国“十一月革命”彻底失败。

西方革命的希望暂时破灭了，苏俄领导人们心心念念的“社会主义德国”并没有出现。但是，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上的苏维埃俄国却在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军叛乱的艰难条件下坚持了下来，它没有被击垮，反而日益巩固。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成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苏俄领导人必须承认和面对的事实。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苏俄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了。而斯大林，正是列宁逝世后最能带领俄国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人。

5月，红军在西方战线出现重大危机。尤登尼奇将军率领的白卫军在英国干涉军的帮助下向彼得格勒方向发起强攻，驻守当地的苏维埃第7集团军无力招架，陷入连续溃败，并再次出现了旧军官带着下属部队集体投敌的事件。白军兵临城下，彼得格勒危在旦夕。这时，力挽狂澜的责任又一次落到了斯大林身上。而他也不辱使命，到任三个星期就彻底改变了西线的颓势，到任一个月后红军就开始收复失地、转守为攻。当时同在西线工作的伏罗希洛夫后来回忆这一堪称“神迹”的经历：“斯大林同志在三个星期内成功地扭转了局面。很快消除了部队的纪律涣散和惊慌失措，司令部精神振奋，彼得格勒工人和共产党员一个接一个地被动员起来，无情地去消灭敌人和叛徒……”7月3日，斯大林返回了莫斯科。

这次西线之行还有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6月16日，斯大林从彼得格勒给列宁发来一封简短的电报，向列宁汇报了红军从海上攻取炮台的最新战果：

继红丘炮台之后又占领了灰马炮台。两个炮台的炮都完整无损。现在正迅速检査全部炮台和要塞。

海军专家们硬说，从海上攻占红丘炮台是违背海军科学的。我只能为这种所谓科学悲叹。红丘炮台所以能迅速占领，是由于我和一般非军事人员极粗暴地干预了作战事务，粗暴到撤销海军和陆军的命令， 强迫执行自己的命令的程度。

我认为有责任声明，我今后将继续这样行动，虽然我非常敬重科学。

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

这里，斯大林以亲身案例，批评和嘲讽了旧军事专家们所谓的“科学”，这也是他自内战以来的一贯态度。当然，这也同时指向了大量任用旧军事专家们的托洛茨基。

6月末，南方战线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邓尼金的大军攻城略地，一度占领了察里津，并高调发布声明准备向莫斯科进军。战争失利使红军统帅部面临着巨大压力，托洛茨基任命的红军总司令瓦采齐斯（旧军事专家）被撤职，由C.C.加米涅夫[接替；托洛茨基本人也在7月初提出辞职，但未被党中央批准。8月25日，白卫军进一步北上，攻下重镇库尔斯克。9月26日，党的中央全体会议正式任命斯大林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全权处置南方战线的一切事务。10月3日，斯大林到达南方面军司令部，调兵遣将，部署反攻。10月20日，红军夺回失陷的城市奥廖尔。随后，库尔斯克解放。12月，南方战线胜局已定，邓尼金军队的灭亡指日可待。12月27日，因在彼得格勒和南方战线的战功，斯大林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红旗勋章”。

到了1920年春季，红军在各条战线上均高歌猛进，白卫军四处溃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军也被迫全部撤出了苏俄，苏俄度过了内战中最艰难的岁月，战争进入尾声，大规模国内建设的时期即将来临。

1920年3月，人民委员会批准设立了新的国家部门——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由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领导。委员会制定了接下来兴建30个大型发电站的宏伟计划。

3月29日至4月5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全国约60万党员（比内战前党员人数多了一倍）。大会讨论的重点是经济建设，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大会还讨论了是否在工业中实施“一长制”以及付给专家高薪，以萨普隆诺夫、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坚决反对在企业实施“一长制”，并得到了李可夫等领导人的支持。大会批判了他们的错误意见。在政治方面，大会基于为国家建设选拔干部的目的，要求各级党组织统计有才能的人并编写名册，上报党的书记处。这成为后来备受争议的“官职等级名录”制度的雏形。

斯大林在“九大”上继续当选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42岁）。以当时的党内排序而言，斯大林仅次于列宁，排在第二位。“九大”首次向全党发出讯号：如果不出意外，斯大林就是列宁的继承者。

1920年4月22日，全党热烈庆祝列宁五十寿辰（1870.4.22-1920.4.22）。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19]一文，高度评价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其中写道：

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党的每一个口号和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事实检验的时候，无产阶级向自己的领袖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的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人民群众没有很快忘记这些领袖的名字。例如德国的拉萨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领袖。但是整个运动不能只靠回忆过日子，它需要有明确的目的(纲领)和坚定的路线(策略)。

还有另一种领袖，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中间有威信，而这也只能到一定的时期为止。革命时代一到来，当要求领袖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德国的考茨基就是这样的领袖。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当巴·阿克雪里罗得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评论列宁说：他“成功地把优秀实践家的经验同理论修养和广阔的政治眼界集于一身”……列宁，也只有列宁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锻炼有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这一事实的原因之一正应当在这里来找。

既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又有强悍的实践能力——这是列宁成为领袖的原因。同样，这也是斯大林成为领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