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直至今天，他仍是众多军迷及历史爱好者常常谈论的人物；至于他的是非功过，后人的评价可能更合适。有几点大多数人的看法，还是基本一致的。

1.张作为北大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长和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学生领袖之一；

2.张是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00年前嘉兴南湖的小船上，这位操着江西萍乡上栗口音的人宣布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3.张是八一南昌起义主要发起人之一，是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4.张曾是毛一生中，最具威胁力的对手。毛在1960年10月曾对来访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之间的斗争。

5.张的回忆录《我的回忆》，虽书中对毛有诸多的不敬，但仍被公认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在国内早已出版并公开出售。本人就曾在90年代，在北京阜成门北一家书店买过此书。这一点李志绥先生的书就不敢恭维了。

6.张的投蒋，是他一生最大的昏招，此后他实质性地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应该公道地讲，张这方面的操守确实不及陈独秀。陈出狱后，坚拒国民党给的部长职位，宁可穷死也没低头。陈被开除，是因为在党内另组派别“托派”，是不同于张的，所以张确实属于叛党；但张的叛党不等同于叛国，这一点与汪精卫截然不同。汪与蒋争权失败，投降日本人，组南京政府，属汉奸行为。而张降蒋时，属国共二次合作抗日之时，那时两党属友党。

张国焘的投蒋及在病逝于加拿大之事众所周知，其实在张奔赴加拿大之前，还在香港度过了漫长的徘徊岁月。他踯躅于台湾、大陆之间，还与美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最终他选择了较为平和的加拿大，遥看大洋彼岸的潮起潮落，安详地度过了他最后岁月。

张国焘投蒋后，虽然在反共方面还算卖力，但国民党人对他总有防范之心，加之人走茶凉，对中共的影响甚微，业绩并不突出。张国焘去台湾后，过得并不如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离开此地。

１９４９年冬，张国焘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１９５１年，他加入了青年党领导人谢澄平与程思远组织的一个定期座谈会，其他成员有：罗梦册、董时进、伍藻池、黄如今。不久，张发奎、顾孟余又拉张国焘创办《中国之声》杂志，张国焘为社长，李微尘为主编。《中国之声》是一个反蒋的刊物。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被张发奎的亲信林伯雅接替，张国焘失业了。眼看已有的积蓄日渐减少，张国焘夫妇非常焦虑。

1952年，正值朝鲜战争正酣之际。受其影响，国际黄金市场价格逐渐上涨。本来对"炒金"业务一窍不通的张国焘，见许多人靠"炒金"发了财，便也动了心。他将家里仅有的５０００美元作本钱，到金融市场干起了炒卖黄金的生意。结果不如人意，最后连老本也赔了进去，落了个一贫如洗。从此，一家人只有当教师的大儿子张海威有微薄的薪水。全家每日粗茶淡饭，勉强度日，另外还要供养另外两个儿子张湘楚、张渝川读书，其困难可想而知。

此时的张国焘一贫如洗、穷困潦倒；而此时的大陆，在老对手毛泽东的领导下红红火火，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国焘因而萌发了回归大陆的想法。

１９５３年春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一个陈姓的打来的电话。陈先生自称陈鹤年，是陈独秀的儿子。

在双方会面时，陈鹤年说：“张国焘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地，心里也很振奋。现在他闲居在香港，实在太寂寞，也自感惭愧。他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我告诉他，我认识新华社的金先生，他很高兴，要我请教请教你，有没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他的愿望。”

金尧如回到分社后，将此事向社长黄作梅做了如实汇报。黄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信是开口的，以示转信人也可阅读。信的抬头写的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信写得不长，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10几天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得到消息后，当即如实将刘少奇的话转给陈鹤年。第二天，陈四公子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他要我谢谢你们。”

１９５３年，正在走投无路、贫困潦倒中的张国焘，做梦也没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会找上门来，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情况。

虽然此时张国焘已脱离中共１５年之久，他所能提供的，只能是１５年以前的情况。但美国人自有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共领导人的过去，借以推测出这些人的现在和未来。从这些人籍贯、性格、爱好、交往，便可以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乃至即将奉行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有不少还是他的部下。他掌握着一般人无法了解的内幕和信息。自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５日开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和中央情报局指示，先后拜访了张国焘20余次，了解有关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情况。

１９５８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曾经的激进青年张国焘受到鼓舞，又萌发了投入这一热潮，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该年１０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张的要求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后，毛在上面批示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张国焘回大陆之事，再次不了了之。

１９６１年左右，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回忆录。张国焘欣然应诺。４年后，张终于写成了他的沥心之作：《我的回忆》。全书共三册，约１００万字。在这４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给他２０００港币费用，但得到了这个著作的英文版权。但实际上，张国焘交稿时，全部费用已经所剩无几。后来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中文版权后，张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１９６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后来一度波及到了香港。看到昔日战友和部下的惨状，张国焘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再次决定全家远走高飞，去一个陌生的国度 - 加拿大。

1974年，76岁的张国焘正式申请他的加拿大国籍。他深情地说“加拿大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深爱着这片土地，爱的如此深沉，如此深沉。”接着他又淡定的补充道：“政治，我早已金盆洗手，现在，我只想安稳度日。” 这就是张国焘。可以相信，这样的话，应该不是违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