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夫

1.最新统计数字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从性别构成看，男性人口72206万人，女性人口68969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9(以女性为100)。从年龄构成看，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75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0%；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

这也是中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即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专家表示，虽然中国与联合国的社会学家多年前已预期到人口负增长必然会出现，但在2022出现负增长比中国官方预测的时间提前了9年，比联合国在2019年预测的提前了10年。而这项极具重要意义的人口增长拐点，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不仅对中国的国计民生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将对全球经济和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2.去年及以往的数据

中国国家统计局2022年1月17日公布，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进一步降至7.52‰。

减去死亡人口数后，中国总人口仅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至0.34‰。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每年的人口出生数目如下：

1949年：1275万
1950年：1419万
1951年：1349万
1952年：1622万
1953年：1637万
1954年：2232万（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婴儿潮，中国第一波婴儿潮）
1955年：1965万
1956年：1961万
1957年：2138万
1958年：1889万
1959年：1635万 （自然灾害）
1960年：1402万 （自然灾害）
1961年：949万 （自然灾害）
1962年：2451万（"自然灾害"结束后，中国第二波婴儿潮）
1963年：2934万
1964年：2721万
1965年：2679万
1966年：2554万
1967年：2543万
1968年：2731万
1969年：2690万
1970年：2710万
1971年：2551万（1971年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1972年：2550万
1973年：2447万
1974年：2226万
1975年：2102万
1976年：1849万
1977年：1783万
1978年：1733万
1979年：1715万
1980年：1776万（1980年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1981年：2064万（50.60后进入结婚生育期，中国第三波婴儿潮）
1982年：2230万（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
1983年：2052万
1984年：2050万
1985年：2196万
1986年：2374万
1987年：2508万
1988年：2445万
1989年：2396万
1990年：2374万
1991年：2250万
1992年：2113万
1993年：2120万
1994年：2098万 （经济不景气）
1995年：2052万
1996年：2057万
1997年：2028万
1998年：1934万 （金融危机）
1999年：1827万
2000年：1765万
2001年：1696万
2002年：1641万（2002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3年：1594万（2003年开始，中国每年人口出生数开始基本稳定）
2004年：1588万
2005年：1612万
2006年：1581万
2007年：1591万
2008年：1604万
2009年：1587万
2010年：1588万（80后进入结婚生育期，高成本导致多数人生一个或者晚生，平均近少生一个）
2011年：1600万（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
2012年：1635万
2013年：1640万（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2014年：1687万
2015年：1655万
2016年：1786万（2016年1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全面二孩政策"）
2017年：1723万
2018年：1523万（减少200万，历史最低）
2019年：1465万（持续减少，历史最低）
2020年: 1200万（断崖式下跌，历史最低 ）
2021年：1062万(连续4年历史最低)生育率仅1.15,世界倒数第二名,比日本还低，仅高于韩国）

3.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

有人认为，之所以去年人口增长出现拐点，与在严格的抗新冠病毒措施面前，有些人不愿生孩子有关。这可能是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但出生率下降的情况多年来不断发生。

其实，中国早在2016年放弃了独生子女政策，从2021年起就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例如税费减免、产假延长、医保优惠以及住房补贴，但是成效并不大，生育率下滑并未有所缓解。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

城市居民中，孩子教育的天价费用、令人望而生畏的高考、以及婴幼儿入托难等问题都是导致生育率大幅下滑的重要原因。农村村民则因为教育、住房、结婚彩礼等费用的日益增长有关。

面对国家的激励政策，中国女性为何仍然不愿生孩子，众说纷纭。一种可能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小家庭。还有人认为这可能与结婚年龄的提高有关，因此推迟了生育，抑制了生育的欲望。

当然这只是泛泛的原因，中国作为具有数千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思想的大国，数十年间，人们的生育思想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必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生育是社会成员再生产的行为，与社会和经济密不可分，必须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单纯从经济学的观点看，之所以出现人们生育欲望降低，与生育的投入产出比，下降严重密切相关。

相比农业社会多生育给父母带来收益，在工业社会生育导致父母的利益受损。这也是工业化国家人口增长缓慢、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根本原因。

1）原始社会

原始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森林、草原、牧场、女人、奴隶，部落之间彼此残杀，互相猎头。失去部落庇护或被部落放逐的人，等于死亡。部落的衰亡，也意味着幸存的部落成员即将面临死亡。对原始社会的部落来说，本来死亡率就很高，不多生孩子，就是等死，主动不生孩子，就是找死。

2）封建社会

古今中外的封建社会，中央对基层从来都没有实现过直接统治。

中国是皇权不下县，欧洲是诸侯林立。在这样的社会之中，社会成员必然以血亲为纽带结成群体，维护共同利益。

社会成员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彼此之间是熟人社会。一个村子的利益直接影响到每一个村民的利益。村子之间，为了争夺水源，资源，甚至舞龙舞狮的上风，都会大打出手。

村子内部，也是谁拳头硬，谁说了算。这样的社会之中大家族具有先天优势。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没有兄弟的，要结拜兄弟，儿子稀少的，要广认义子。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过来，就是一人失势，鸡犬不留，动不动就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十族），只有这样才能斩草除根。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血缘关系、熟人关系，异常重要，维持一个大家族，向外争夺利益，抵御外来侵犯，对所有人都有利。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没有足够的人丁，就难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村里也一样，挖绝户坟，踹寡妇门，无非是因为这样的家庭没有男丁出来教训做缺德事的人。在这样社会中，有四五个儿子，就可以在村里（社区里）横行霸道。反过来，没有孩子，或者没有儿子，或者儿子未成年，就只能忍气吞声。

生育孩子，对父母来说，还是晚年一种经济保障。

前工业化社会，没有化肥、良种，农业生产水平极端低下，剩余产品很少。虽然在理论上，各国国家都宣传尊敬老人，然而在现实社会之中，在多数农业社会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儿子，也没有足够的财产可以维持生活，生活如同乞丐。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虽然生育率高，但是死亡率也居高不下。孩子死亡率高的原因至少包括饥荒、疾病和战乱。从父母的角度考虑，既然孩子夭折率高，那么为了最终能剩下几个孩子，自然有必要多生几个。

农耕社会，封建诸侯实力来源于三方面：兵员数、粮食产量和地盘。无论是兵，还是粮，说到底，都取决于人口数量。有人就有地盘，有地盘就有钱，有了钱就能维持政权。有人是第一步的。

农业社会，无论是民间还是国家，都有增加人口的冲动，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生率居高不下，就不足为奇了。

3）工业化社会

到工业化社会，这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利益联系，被自然而然的打断了。国家取代了维护个人经济利益与人身安全、晚年生活保障等原先由家族承担的社会功能，个人利益不再以家族血亲为基础，而是以国家为依托。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金钱和机械取代了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劳动力成为商品，人财物大流通。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人员流动日益频繁，活动范围不断扩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血缘联系转向经济联系。金钱取代了血缘，成为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血亲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共同利益越来越少。

同一个家族之中的人，未必有共同利益。儿女长大，远走高飞。兄弟姐妹，天各一方。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往往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见上一面，偶尔通个电话，报个平安。相邻十年的邻居，彼此不知道姓名，老死不相往来。

这样的社会之中，熟人关系不断瓦解，大家族失去存在的可能，大家族之中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淡化，维持一个大家族，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过去生了孩子，没有教育压力，因为孩子普遍都可以超越上一代的教育水平；也可以随便放养，10几年后就多了一个确定的劳动力，多生就多得。付出低，得到多。

现在就难了，因为起点高了，即使只要求超越自己，这期望也不低；生孩子付出的成本就更高的，尤其对于都市女性来说，好不容易起色的事业，一去生孩子，很可能之前积累的努力就白费了，生了孩子之后，想要培养到比自己更优秀，花费既贵也不确定，孩子还可能今后会啃老。

随着热兵器的发展，中央政府有能力把触角伸向基层。中央的暴力压倒了地方性的暴力，中央垄断所有的暴力，所有的暴力都由中央政府的暴力衍生或授权而来。社会成员的行为，只能在中央政府的允许下运动，或者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动。

于是，大家把刀枪收起来，不得不虚情假意地坐下来，靠警察、法官和律师解决问题，暗中较劲。

这种情况下，多几个子女，不如自己成为中央暴力的一部分，或者用钱贿赂官僚或者聘请最好的律师。

从经济的角度看，国家出现了养老制度。养儿防老的意义明显弱化。这种情况下，质量型养育也胜过数量型养育。

更严重的是，资本对人口没有迫切需求，相反却利用各种生活必需品谋求最大利益。从买房到生儿育女，入托入学，完成义务教育，高中、大学，需要的资金是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这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负担的。

许多年轻人，尤其是长期漂泊在外地的年轻人，因为无力购买住房而无法成家，无法成家连第一步门槛都跨不过去，也就谈不上生育子女。有时，他们长期同居，但是一直采取避孕措施，即使意外怀孕，也往往选择人工流产。毕竟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支持他们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循环。

所以，中国目前的人口态势，与其它发达国家类似，是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高投入、低产出这个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总数的减少，必定是个难解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