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大规模死人的瘟疫虽多，幸亏是疆域辽阔的人口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灭了南方有北方，不可能像欧洲、南美那样一次死掉国人大半、甚至灭族。瘟疫虽然很严重，但是地方官瞒报少报的现象相当罕见，这并不是因为官员思想觉悟多高


　　号称“神州”的中国也曾饱受瘟神反复蹂躏

　　《伐林追问》第57期，2020年2月7日首播

　　◆高伐林


　　上两期《伐林追问》节目我们介绍了欧洲黑死病的可怕破坏力。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六七百年前欧洲是怎样腥风血雨。1337年11月，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率军进攻法国，英法百年战争开始了，双方都投入了举国之力，持续时间长达116年。可是在中间的1348年——1356年九年多，双方停战了。为什么？答案三个字：黑死病。从1347年开始，黑死病造成双方大量人员死亡，英国和法国都征募不到足够士兵，不得不宣布停战，直到黑死病疫情消退，双方再拿起武器重新开打——连战争见了黑死病都要绕路！

      死亡之舞或骷髅之舞，普遍出现在黑死病之后中世纪晚期的绘画。

　　维也纳市中心的黑死病纪念柱。

　　很自然地有观众问：中国有类似的全局性灾难的瘟疫吗？有观众还说以前没怎么听说呀？
　　其实是有的。
　　就拿黑死病的来源说吧，学术界有“印度起源说”“中国起源说”“中亚起源说”等等说法。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这本著作里说：
　　最有可能的是，鼠疫杆菌于1331年现身于中国，或者来自云南—缅甸一带原始的来源地，或者来自中国东北地区—蒙古大草原的穴居啮齿动物中新出现的疫源地。……1346年传到克里米亚。
　　1234年蒙古灭金，战争期间就伴随瘟疫。蒙古人政权元朝统治中国期间，在14世纪中期，蒙古高原和中国的北方也爆发鼠疫，一直到1368年元朝灭亡，也就是欧洲那边黑死病高潮期间，中国这边也没有停息。

　　中国现在不少地方表演传统的送瘟神仪式，不过用意是促进旅游。

　　中国人自称“神州”，但这个神州并非天堂伊甸园，并非世外桃源，与各国一样，也是多灾多难。各种“瘟神”轮番冲击蹂躏中国，鼠疫、霍乱、伤寒、天花、血吸虫、白喉、痢疾、疟疾、麻风、梅毒、脑炎、小儿麻痹、肝炎，再到后来的艾滋病、非典，中国人没少遭罪。这些“瘟神”，个个杀气腾腾、青面獠牙，我罗列起来也心惊肉跳，大概也是这几期节目观众只有万把两万的原因，谁愿意听一些丧气的话题呢！
　　不过，该讲的还是要讲。中国历史上很有一些全局性的瘟疫灾难，古籍上常常出现“十室九空”、“十余一二”这些说法。有学者统计，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这2623年间，共记载有772次程度不等的瘟疫。
　　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人把瘟疫归罪于魔鬼，中国人也说“疫，厉鬼也”，排练出一系列驱鬼的仪式。后来还创造了人格化的“瘟神”，凡夫俗子对之又恨又怕，拼命驱赶，抵挡不过就只好烧香跪拜。
　　不过，中国因为幅员辽阔，有些地区人烟稀少，瘟疫要扫遍全国，比较难，更多的是在一个省或者几个省肆虐。有人就说，黑死病扫遍法国，就是一个西方大国的灾难；但扫遍云南，就只是一个边疆省份的灾难，无形之中降了级，其实瘟疫的面积差不多，死亡的人数也差不多。中国多天灾、多战乱，但是在和平时期像欧洲一样肆虐的瘟疫要少得多，中国的瘟疫往往不是原发的，而是派生的；往往不是单发的，而是并生的——是与大饥荒、大战乱同时和随后跟着来的雪上加霜的灾难。
　　对瘟疫，中国史不绝书。二十四史中有大量记载，各地省志、县志、地方志中记载更多。在商朝，中国已经有了瘟疫的记载。《尚书》记录了疫疾，《诗经》中也记载，公元前781至前771年，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疾，丧乱弘多”。

　　《诗经》《尚书》等古籍中就记载了“疫疾”。

　　中国医学史上，出名的大瘟疫有好几场，例如：
　　东汉末年建安年间，从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原地区瘟疫凶猛。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死人特别多。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又说：“疫疠多起，士人凋落”。那时中原“有伏尸之痛，有号泣之声，有的合门而亡，有的举族而丧”。东汉著名医学专家张仲景，在他的《伤寒论》中也痛说家史：“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张仲景《伤寒论》，成书于东汉建安年间，被称为中国医学四大经典之一。

　　太久远的就不细说了，就说与黑死病横行欧洲的年代同时代的和以后的吧。十四世纪正是元朝末年，元至正四年，1344年，中國淮河流域爆發瘟疫。有学者认为，这与经蒙古大军向西征讨传播的瘟疫，或经商人沿丝绸之路传到中亚、欧洲的瘟疫是有联系的，甚至就是一回事。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刚十七岁，父母和哥哥相繼病死，因为贫穷，而无力安葬他们。
　　明朝末年也爆发了瘟疫。尤其是北京一带的鼠疫。鼠疫原因，学者根据历史记载分析说，自明代嘉靖皇帝开始，与蒙古边境之间常有动乱，许多汉人被俘或逃往蒙古草原，过去的牧场被大面积开垦为农田，改变了牧场的生态环境。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压缩，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明朝末年又旱灾频发，万历期间有过三次大旱，而且都引发瘟疫。

　　电视剧中的崇祯形象。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接位之后就没有安宁过。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瘟疫；崇祯七年、八年，山西兴县，“天行瘟疫，朝发夕死。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崇祯八年（1635年），总兵龙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关口，露天宿营，都患了瘟疫，“闯贼大至，遂溃。”李自成大军来了，抵挡不了都溃散了。最顶峰的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十分之九），灭绝者无数”。陝西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夏又大疫。”崇祯十二年夏（1639年），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农民军将士染病。崇祯十三年，传到了河北，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有大疫，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再遭大旱且连续4年。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难民，老鼠也需到处寻找食物，大量的老鼠进入人类居住地。鼠疫杆菌通过跳蚤传染给了难民，而难民的迁徙流动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华北地区天灾人祸并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北京城的大瘟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半年之后，这年八月，天津也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九月十五日，一个多月里，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描绘，“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无人收敛。”崇祯皇帝朱由检就在这一年上吊。

　　李时珍著《本草纲目》。

　　瘟疫是跨朝代的，政权更迭后的清朝也一点不平顺。清朝的瘟疫数量明显增加。有文章指出，这与中国人口增长迅猛有关。玉米、红薯等被引种到中国后，刺激了人口增长，康雍乾三代百余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近2倍。历史记载中，天花在清代是个很突出的角色。公元242年，晋代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谈到天花病时记载：“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表明天花是在战争中由俘虏带到中国，随后在中国逐渐流行。天花也是一种相当凶险的传染病，死亡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没死的，也往往留下一脸甚至一身的瘢痕。天花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消灭的人类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于1980年正式宣布天花绝迹。在现代世界，我们已经看不到麻脸的人，但在我年幼年轻的时候，麻子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他们求职、求偶，都被侧目而视。有麻子的人，十个有九个会被人起绰号：叫什么什么麻子或“锅盔”（一种撒上芝麻的烧饼）。彭德怀就曾说，抗美援朝胜利，有赖于两个麻子：前方是洪大麻子（洪学智），后方是高大麻子（高岗）。

　　中国传统医学典籍中记载种痘法。

　　中国古代医家在2000多年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早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也就是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不是我们爱喝的豆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这种感染源的毒性比新鲜病毒弱，被染上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人痘接种实际上就是一种人工免疫法，是用轻型天花来预防重症天花。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后来还西进欧洲、流行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现在很多传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减毒活病毒作为疫苗。比如，现在每个儿童都要接种的小儿麻痹疫苗和麻疹疫苗就是这种疫苗。
　　清代为什么天花流行？因为汉族经过几百年的人痘接种，普遍对天花有了一定免疫力，即使染上了，也知道怎么对付。但从东北汹汹而来的满族军人和随之而来的大批移民，虽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无数，但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天花，毫无抵抗力，天花遇到他们就凶悍异常，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灭一双，只要染上就没个跑，一阵又一阵地大流行，就是皇亲国戚，也无处可逃。清朝皇帝中，就有四位染上天花病毒，顺治、康熙、咸丰和同治（同治一说死于梅毒）。据说康熙之所以被选中当了太子，是因为他在年幼时就染上天花，却大难没死。染上天花的就有了终身免疫力，而其它皇子没有出过天花，未来的命运就有很多变数。这样就选了康熙。
　　说句题外话，过去中国宣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罪恶，往往会举例说，欧洲殖民者到了北美新大陆，如何屠杀本地土著印第安人，几乎灭绝。其实，学者早已研究，杀死印第安人的罪魁祸首，是欧洲人无意中带来的各种病菌病毒。而殖民者也有相当一部分死于美洲本地的病菌病毒，因为都对对方的病菌病毒没有免疫力。有本很有名的书、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想必很多人读过，其中就讲述了大量这方面的情况。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

　　清朝初年满族人进关遇到的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人有个大而化之的说法，叫“水土不服”。康熙皇帝鉴于血的教训，1682年下令各地种痘预防天花。根据皇室家族亲身经历说：“国初人多畏出痘，……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这是一个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广防疫方法的例证。
　　清朝政府甚至专门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清朝刊行的《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这说明中国当时认识到天花患者为传染病源，建立了完整的检疫系统。

　　《清史稿》篇幅卷什浩瀚，大量记载了瘟疫流行的情况。

　　对天花算是有了些经验，但是清朝还是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瘟疫，特点是：蔓延速度快，覆盖地域广，在省内或者临近区域内接连爆发，持续时间长，往往跨年持续。其中，最为严重的瘟疫是在嘉庆、道光之交，波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我念一下《清史稿》的记载：
　　道光元年（1821）三月，任丘大疫。六月，冠县大疫；武城大疫；范县大疫；钜野大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七月，东光大疫，元氏大疫；新乐大疫；通州大疫；济南大疫，死者无算；东阿、武定大疫；滕县大疫；济宁州大疫。八月，乐亭大疫；青县时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胜计；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毙无数；滦州大疫；元氏、内丘、唐山、蠡县大疫；望都大疫；临榆疫；南宫、曲阳、武强大疫；平乡大疫。九月，日照大疫，沂水大疫……
　　这次瘟疫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且都在人口密集区域，当时全国人口已经超过3亿人，就算只死百分之一，就有三百万，超过西方瘟疫死人数量。但幸亏当时中国是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疆域辽阔，东方不亮西方亮，灭了南方有北方，爆发大规模死人的瘟疫，也不可能像欧洲、南美那样一次就死掉大半或导致灭族之灾。

　　刘滴川《大瘟疫: 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考察，揭示瘟疫对人类发展的深刻影响。

　　我再举一个例子：《清史稿》记载，雍正六年（1728），三月，武进大疫，镇洋大疫，常山疫。四月，太原疫，井陉疫，沁源疫，甘泉疫，获鹿疫，枝江疫，崇阳大疫，蒲圻大疫，荆门大疫。夏，巢县疫，山海关大疫，郧西大疫……这一年的瘟疫，就涉及江苏、山西、河北、湖北、安徽等南北各省。
　　中国的瘟疫虽然很严重，但是从古籍的记载来看，有一种现象很少出现，这就是地方官的瞒报少报，比较多的，是把瘟疫灾情包括病死人数往重了说，渲染得很吓人。至于对上级、对中央隐瞒真实情况，少报甚至不报，这是共产党统治下的新生事物。古今人性的差别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古人不太瞒报少报瘟疫？说白了，古代地方官也要评估利弊，要两害取其轻，他们之所以有一说一如实上报甚至往重了说，是希望上级多拨财物和医药资源赈灾；而瞒报少报，被发现的几率大，付出的代价更大——社会代价且不说，自己个人“欺君之罪”的代价也受不了，丢乌纱帽是轻的，丢脑袋都是很可能的，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