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

77级大学生大多是知青，还有工人，中小学时代都是文革中度过的。像我只有64-66年小学一二年级不是文革，其余都是文革。比我小的，就全部的中小学都在文革期间。比我大的，文革的年头就少一些。如果是老三届高中生毕业生（1966年毕业），那中小学就完全是文革期前完成的，他们的基础是最好的，但年龄也是最大的，耽搁的时间也是最长的。

老三届在77级的比重很小，我们班34个同学，只有一个老大哥是老三届的，3%。文科的老三届的多一些，可能会接近10%。大多数都是文革上的中小学，所以基础很差。数理化文史哲都不好，像历史，地理，基本上都没有上过。数理化，语文也就1972-73年邓小平复出抓教学质量学过两年。能进北大，就是矮子里面拔将军，按照后来的话说，77级就是一帮“输在了起跑线上“的人。

77级基础差不说，水平还特别参差不齐。我在“数学课“一文里介绍了，数学老师发现学生的数学基础有些只相当于小学毕业，少数却具有高中毕业水平，没法教。只好两个月不上课，让同学自己补上所缺的数学知识后才上大学数学。

那么比数学更为糟糕的是同学的英语水平。77高考各省独自命题，据我所知，都不考英文，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上过英文课。我倒是上了两年，除了学26个字母，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Down with American Imperialism!”, “Good morning, Comrade!”. 这样革命式的口号和语言。

湖南高考第一天上午考语文，第一道五分的题是这样的：

请写出下面的汉语

wo men de mu di yi ding yao da dao. 

卷子一发下来，就听前面一个考生大喊：“不是说不考英文吗？！”

监考老师赶紧走过去一看，告诉他说：“这是拼音题，不是英文“。我开始也以为是英文，一听说是拼音，才开始绞尽脑汁想。我是一年级学的拼音，都过去了13年了，基本都忘记了。我只好各个击破，先拼Men:门，们，闷？然后拼Mu: 木，目，母？再拼Yao: 要，姚，摇，夭？ Wo开始还以为是“俄，饿，恶”，然后就猜。

“饿门的木的一定要打倒“？因为文革喊“打倒”太多，所以yao da dao”我自然想到的是“要打倒”。我想这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要打倒”呢？憋了大概五分钟，才发现Wo应该是“我”，突然就想起了毛主席的那句名言：“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拿下了这五分。

进了北大，大家英文水平差太多。比如一班的丁克俭，湖南老乡。父母是知识分子，很有远见，在他下农村插队的时候，让他好好学英文。当年大学都关门了，大家谁也不学习，更不会学英文。他却一个人收工后捧着英文书读，也不怕别人笑话。77恢复高考，他报了湖南师范学院英语系，其余是理科，那个学校不知道。但一个是英语，一个是理工，根本就不同。当时没有人这么报。他参加了一般高考，还参加了英语考试报考口试。结果湖南师范学院英语系早早就录取了他。北大当年没有准备在湖南招生，因为周边的省的考试不是开卷就是太简单，北大不满意。湖南最后考，闭卷还有难度，于是就临时到湖南招理科生，只要你写了“服从分配”，北大还有清华，武大，复旦等都来抢档案，最后省招生办就把高分考生的档案分给各校。丁克俭被北大化学系录取，他最后选了北大。

还有很多同学，家里是大知识分子，上学前也是自学英语，基础很好。虽然没有像丁克俭那样报考了英语系并被录取，但英文水平确实很高。

入校后，学校搞了摸底考试。最开始按照英文程度分班，最好的免修，像丁克俭和另外几位同学就是免修英文。然后是快班，全系有一个还是两个快班，其余都是慢班，我与大部分同学进入慢班学习。

我班老大哥也在慢班。他文革前学的是俄语，英文学了一点点。但丢了十几年，加上年龄大了，记忆力不比从前，效率低。他感叹：“我这把年纪学英文真是太难了。真希望中国有朝一日强大了，汉语成为世界上的流通语言，外国人都想到中国来留学，需要考汉语“。

77级是高校间隔十年以后第一次招生，社会期望很高，我们也感到重任在肩，不敢懈怠，所以77级的学习积极性极高。早晨五点多，天还没有亮，校园里就到处是人，跑步的，背英文单词的到处可见。晚上12点图书馆还座无虚席，很多人晚上1点多才回宿舍休息。后来学校规定图书馆11点关门，宿舍11点半关灯，强迫大家按时休息。

我是早起晚睡的人，加上每天在田径队训练，一般10点多就上床睡了。但早晨绝对早起，5点多就出去跑步，然后在树林里背单词到7点才回宿舍洗漱。

虽然是慢班，刚开始大家的水平仍然相差不小。有些同学英文很好，不知为何也被分到了慢班。比如三班的吕迎潮，北京人，父母是知识分子（是不是大知识分子不知道，反正我们很多同学父母都是大知识分子），白面书生的样子，戴一副白边眼镜。他的口语应该没有丁克俭那么好，但他的笔译非常好，不但快，而且文笔好，就是中文表达很好。据说入校前，他做过笔译工作。

教我们的是一位女老师，当时没有教材，笔译练习的时候，她把要翻译的文章抄在黑板上，大家抄下来，如果慢慢翻译。如果课堂上不能完成，可以带回去翻，下次上课交上来就行了。 我几乎都不能在课堂上完成，总需要回去慢慢翻。有些同学可以下课之前翻好，交给老师。只有吕迎潮与众不同，他根本就不抄英文原文，老师上面写一句英文，他下面就直接翻成中文，当老师刚抄完，他也翻完了。也不检查，不修饰韵色一下，马上交给老师。这也太快了，一快有三毛。老师开始不相信他能这么快翻好，但一看他交的译稿，不但准确，而且文采很好，真正的信达雅，很难相信是一气呵成的译稿，连改都不用改。说明他不但英文好，而且中文写作也非常好，因为英文翻译就是一次再创作，需要很好的中文素养。老师承认自己翻不出如此漂亮的译稿。另外，他的钢笔字还很漂亮，真是没有任何挑剔的地方。老师赞不绝口的同时，当场给高分。

吕同学毕业后不久就查出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不到三十就去世了。真是天妒英才。

当时的老师几乎都是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的，应该是学得最好的才能留校，所以水平还可以，给我们慢班上课是游刃有余。但给快班上课则常常被同学指出错误，让他们倍感压力。更要命的是像丁克俭这样免修英文的，开始为了不与同学分隔，不搞特殊化，也跑去快班上课。老师不知道下面谁是谁，也不知道免修的同学也来上课了。读课文时，随意叫同学起来读。结果，叫到丁克俭他们免修英文的同学时，流利的英语，甚至是标准的伦敦音把老师给震住了。老师连忙说：你应该上来讲课，而我应该坐在下面听课。

大概是这些老师给系里反映了情况，系里后来再三重申：获得英语免修的同学不要再去上课。虽然是好心，但无形给老师们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免修的同学理解后就没有再去上课。

分了快慢班，隔一段时间会考一次，如果你进步很快，就会提到快班去。比如上面提到的吕迎潮同学，还有我班的徐明同学。徐明的爸爸是搞英文翻译的，他上大学之前是不是像丁克俭那样认真学过英文不知道。但大概遗传了爸爸的基因，记忆力超强，一天能记很多单词。我们俩当时关系特别好，经常在一起玩，考试分数也很接近，总是只差一两分。唯独这个英文，他好我很多。不过，他在慢班没有混多久，因为考试很好，很快就转入快班。慢班的人数渐少，快班的人数渐多，最后还不得不增加新的快班。我则是一慢到底，直到最后也还是在慢班优哉游哉。

快班考试好的则可以获得免修。每学期都有快班同学获得免修资格，这样总的学英文的人数慢慢在下降。后来免修加快班的人数可能超过了慢班的人数。

我知道很多同学英文好，比我好很多，但不知道77级化学系同学的英文水平到底有多高，直到1978年下半年，北京高校组织首都大学生英语竞赛，我们系的丁克俭荣获第一名，系里另一位同学王江华荣获第三名。这个成绩在北大三角地墙报上登出来，确实把我们吓了一跳，也自豪了一把。化学系77级真是藏龙卧虎，和他们比，我一直在慢班蹲着，我很服气。

1979年，丁克俭由学校出面给他联系了美国一所学校，公费送他去留学。其实也就是提供一年的学费生活费，以后就靠自己了。丁克俭过去以后，很争气，当年就成为学校的模范生，奖学金自然就到手了。毕业时，学校极力劝他读本校研究生，他嫌学校名气不大，去了更好的大学读研。

王江华当时年纪小，学校劝他留下，将来有机会。毕业时北大公费送他赴美留学。

这是后话。

在普通英文学了两年后，我们接着学科技英文，也分快慢班，我又一次“顺利“地进入科技英语慢班，学了一年。大学的英文课才算结束了。

北大的英文课给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毕业后我又参加过两次培训，每次都是一个学期，还坚持去周末的英语角练习口语，英文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但真正英语过关（相对过关）还是赴美留学以后。

 写与2022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