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倭患的根源 大多数的研究认为，明朝时猖狂一时的倭寇与当时的“海禁”政策密切相关。 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明太祖洪武时期一再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申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明成祖永乐时期稍有松动，但依然把“海禁”政策当作不可违背的“祖训”。 此后，“海禁”政策时紧时松，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着西方国家来到中国沿海，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海禁”政策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 当时的中国与海外各国维持着一种传统的朝贡体制，明朝皇帝自视为“中央之国”，把周边各国都看作是它的藩属，构成一种藩属国向宗主国的朝贡关系。万历《明会典》关于“诸番国及四夷土官朝贡”事宜，有这样的记载： 东南夷：朝鲜、日本、琉球、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占城（越南）、爪哇、苏门答剌（印度尼西亚）、琐里、苏禄（菲律宾）、古里（印度）、满剌加（马来西亚）、榜葛剌（孟加拉）、锡兰山（斯里兰卡）、吕宋（菲律宾）、木骨都束（索马里）等； 北狄：鞑靼、瓦剌（蒙古）等； 东北夷：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等； 西戎：哈密、畏兀儿（维吾尔）、撒马尔罕（中亚）、天方、默德那（阿拉伯）、乌思藏（吐蕃）等。 朝贡的前提是，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皇帝的承认与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典礼之际，必须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赏赐（称为回赐）。这就是朝贡体制，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的，用朝贡 - 回赐方式维系的国际关系。 因此朝贡体制的政治意义是首要的，经济意义是次要的。 在朝贡中附带进行一些贸易，称为朝贡贸易，或者叫做贡舶贸易、勘合贸易。有两种形式，其一是，随同朝贡使节来到中国沿海的港口，在主管外贸的市舶司的主持下，就地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其二是，朝贡使节抵达北京后，随行的商人可以在礼部接待外宾的会同馆附近，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些贸易都是朝贡体制的附属部分。 2.日本与明朝的关系 日本与周边其他国家一样，与明朝维系着朝贡贸易，朝贡船队必须持有明朝礼部颁发的“勘合”（通行证），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上岸，再在安远驿的嘉宾堂歇脚，一面上岸进行贸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许可。 一旦获得许可，使节一行携带国书、贡品以及携带的货物，在明朝官员的护送下前往北京，下榻京师的会同馆。在向朝廷递交国书、贡献方物后，携带的货物可以在会同馆附近进行交易，买入非违禁货物。 从建文三年（1401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将近一个半世纪内，日本遣明使节所率领的船队，共计十八批。由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两大集团在宁波发生“争贡”事件，使朝贡贸易出现危机，成为“后期倭寇的发端”。 宁波“争贡”事件，给明朝内部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官僚找到了一个口实。礼部没有权衡利弊得失，便贸然关闭宁波的市舶司，停止了日本的朝贡贸易。 官方的合法贸易渠道被堵塞，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难以得到满足，为海上走私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 根据《筹海图编》记载，当时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包括生丝、丝绵、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钱币、药材等等。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巨大的利润（例如生丝运抵日本后，价格高达十倍），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 于是，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私枭船主与土豪相结合，挟制官府，大张旗鼓地进行海上走私贸易，海盗与沿海贫民也介入走私贸易队伍，与之遥相呼应。由于因为日本人参与其中，在遭到官府取缔时，采取武装对抗，被人们称为“倭患”。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4世纪至15世纪的倭寇，以及16世纪的倭寇。前者主要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沿岸活动，是日本人与朝鲜人的联合体；“后期倭寇”（即“嘉靖大倭寇”）大部分是中国的海上走私贸易群体，日本人数目不多。 3.倭寇的人员构成 有日本浪人，也有海商、海盗，有逃兵、逃民。 明朝开国，朱元璋的禁海令，把海边居民的生计给剥夺了。迁移海岛居民，废市舶务，废七酒坊；禁止私人造两根桅杆以上的大船出海，禁止私人海上贸易。只允许官方垄断的，那种朝贡性质的海外贸易。 明朝开国之后的一百年，百姓的生活几乎是与大海隔绝。然而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海防体系的败坏，一些不法商人乘机勾结日本人、葡萄牙人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活动。而走私贸易的繁盛，令以农本立国的朝廷日益无法容忍。特别是当宁波发生日本朝贡船火并事件，伤及平民之后，海禁的政策愈收愈紧，朝廷对待走私商人的手段也越来越残暴，动不动就以《大明律》治罪。为了不牵连家人，有些走私者就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于是扮作倭寇，作为他们的另一个身份。 除了走私商人和来自福建的海盗，还有一种被称为倭寇的就是困于徭役的逃民。他们入海加入倭寇队伍，当倭寇来时，就成为倭寇的向导。 那个时期除了所谓的倭寇，还有漳伲胤街局卸哉馁的解释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海盗”。他们也会登陆，对沿海乡村进行劫掠。 因此，当我们今天翻开地方志时，会发现那些现在被称为“倭”或者“佟保那致哉撸诒镜赜涤凶帕钊四岩灾眯诺乃寥诤稀腥宋且罚挥腥思俳杵涿笃崩账鳎挥腥艘栏接谒堑亩游楣晃Чハ爻恰� 《嘉庆太平县志》载： 宣德四年五月，奸民周来保困于役，逃入海，导倭入犯。
嘉靖十三年，漳船假倭名劫茅岘及松城西门何氏。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五月，倭寇益肆，恶少附之。自松门弃舟登陆，直抵南门，吹螺蚁附，纵火焚近郊室庐，城几破。 所以，明朝中后期的“倭寇”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既有日本浪人，业有海商、海盗，有逃兵、逃民。 真倭：日本浪人。 海商：海上走私商人。 漳伲旱胤街局械慕馐褪恰袄醋愿＝ㄕ闹莸暮５痢薄� 导漳之伲阂栏接谫量堋⒄馁的土盗、逃民。 4.“倭寇王”的王直 被称为“倭寇王”的王直，是徽州商人，长期从事对日本的贸易。在遭到官军围剿之后，逃往日本萨摩的松浦津，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第宅，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自称“五峰船主”,又称“净海王”、“徽王” 。他不时前往浙江、福建沿海，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他的队伍中有不少“真倭”,是受王直集团雇佣的。 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一文所说：“大量史料证明，历史的真实情况似乎与以往流行的说法相反，嘉靖时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国海盗指挥，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把“倭患”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呢？原因是复杂的。一是其中确有一些日本人，即所谓“真倭”;二是王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以假乱真，保护自己；三是某些明朝官员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 王直曾经向政府当局提出“开港通市”的要求，希望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他在接受朝廷招抚后所写的《自明疏》，希望政府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广东事例“通关纳税”，恢复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那么东南沿海的“倭患”就可以得到解决。平倭总督胡宗宪表面上答应“姑容互市”,在王直投降后，于嘉靖三十八年年底，在杭州官巷口闹市，把王直斩首示众。 王直的死，并没有使“倭患”消停，却激起了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和疯狂的报复。“倭患”愈演愈烈，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5.倭患的消失 当年有一位叫唐枢的人写信给平倭总督胡宗宪，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大势，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的不合时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嘉靖三十一年“海上之为寇”,次年“各业益之而为寇”,再次年“良户复益之而为寇”。 无独有偶，稍后的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对倭寇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他认为，从海上贸易的视角看来，导致“倭患”的原因是“海禁之过严”。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当时中日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是朝廷政策的转换。 隆庆元年（1567年），当局宣布实施比较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允许人民下海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既然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