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荣耀

接续：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续一）


红军长征抵陕北后张学良的穿针引线与共产国际大布局（上）


宋氏家族是红色代理人家族，宋家多位张学良亲密战友、同志的红色代理人身份至今仍是深藏的秘密，除了孙夫人宋庆龄。

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职权，节制陕、甘、宁、青、晋5省军队。11月底，张学良参加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35年11月12日至22日）后自南京赴上海；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间，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1935年12月2日至7日）等会议的张学良再次自南京赴上海。

两次赴上海期间，张学良会见了心腹部下、抗日将领李杜，秘密探监（化妆探监）了心腹幕僚杜重远（12月中旬）。阎宝航、王卓然、杜重远、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等人是张学良最核心的几个幕僚，他们对张学良的重要性仅次于黎天才。杜重远入狱是因为其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新生》周刊发表了艾寒松（邹韬奋得力助手）所写的《闲话皇帝》一文，文中对日本天皇有“不敬之辞”，为平息日方愤怒，1935年7月，江苏省高等法院以“共同诽谤罪”（“共同散布文字诽谤”）“象征性地”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杜重远在漕河泾模范监狱享受独居三间平房等特殊待遇，生活相当舒适、自由、充实，“在狱中，杜重远每天都受到工人、学生、实业家、文化界人士、东北军官兵探监慰问。杜还阅读了周恩来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送来的大量马列主义刊物，并不时和常来探监的胡愈之、孙达生等人讨论时局。”

差不多每个周日都来探监杜重远的胡愈之是一位长期以党外著名“爱国人士”身份示人的秘密共产党员兼苏联-共产国际间谍（胡愈之长期直属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其秘密党员身份直到1979年才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外公布），“爱国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同样是一位苏联-共产国际间谍，其身份至今仍秘而不宣。杜重远与张学良、阎宝航等人，长期致力于制造、激化中日矛盾（包括“九·一八”事变前，在中东路事件中苏作战期间的1929年11月伪造、抛出《田中奏折》，将中国的反苏情绪逆转为反日浪潮），不断将中日两国推向全面战争（将日本长期计划、准备的日苏战争转化为中日战争，使日军深陷中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造苏联的防波堤，用中日战争的血海保障苏联东线的安全，这是斯大林规划的苏联远东战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这位极力煽动他人抗日，煽动对日开战的著名“爱国者”，没有出现在抗战的前线（为保全本集团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日军近在眼前的时候绝不抗日，绝不身体力行地率先投入自己的部队抗日，只在远离日军的后方高呼最激进口号，煽动、蛊惑他人抗日，激发中日战争，这是张学良集团成员的一贯秉性、作为），1939年1月，应另一位红色代理人、张学良曾经的部下盛世才之邀，杜重远以建设抗日大后方之名，第四次前往最远离日军锋芒的新疆，去经营、巩固这块红色基地，这一次，他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 约在1943年10月（具体时间有不同说法），经历长时间囚禁后，杜重远被自己的开原同乡，小学、中学同学，曾经的战友、同志，因失宠于苏联而投向蒋介石的盛世才秘密处死灭口。

1935年11月~1936年1月两次赴上海期间，张学良以秘密会面（张学良精于化妆）或其它方式（如通过胡愈之，胡当时是宋庆龄领导的共产国际上海团队成员，胡不晚于1932年底就已在宋领导下工作），将尚未公开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军事情报告知了宋庆龄。尽管此前所有文章都对宋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一消息的消息来源隐略不提或语焉不详，尽管没有张学良在上述时间内与宋庆龄见面的文字记录，但不难判断，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一消息直接或间接告知宋庆龄的人，肯定是张学良，理由如下：
1、当时身在上海的，最了解红军动向的最权威人士是张学良；
2、从稍后将介绍的宋庆龄派出两路秘使的时间判断，宋应是35年12月下旬至36年1月初（也有说法称是11月，这一说法与相关事实不吻合）期间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一消息的，这一时间恰好与张学良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间第二次赴上海的时间吻合；
3、张学良两次赴上海期间秘密会见了多位与宋庆龄关系密切的人物，包括胡愈之、刘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即使张、宋两人当时基于某些考虑没有直接碰面，张学良也一定会把这一重要情报间接通告宋庆龄。

注：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来自鄂豫皖苏区）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于陕西延川永坪镇，组建了红十五军团；10月19日，红军陕甘支队（红一、三军团）抵达陕西保安吴起镇；11月初，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象鼻子湾地区会师，重组了红一方面军。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失去了唯一一部100瓦大功率电台，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陕北中共中央直到1936年6月底、7月初，才恢复了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遵义会议后派出的陈云、潘汉年先后到达莫斯科后，只能汇报出发前（1935年3月前）中共中央与红军的情况。张学良两次上海之行的首要目的，就是向苏联-共产国际系统报告与外界隔绝了一年之久红军和中共中央的近况（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触角，就是宋庆龄团队）。

得知中央红军完成长征胜利抵达陕北这一重大消息，宋庆龄、路易·艾黎、史沫莱特等亲密战友在艾黎的三层洋房内兴奋地举杯庆贺。宋庆龄上海团队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艾黎三层洋房顶楼的小间内。

为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和陕北中共中央近况，为联络陕北中共中央，36年1月，宋庆龄向陕北和莫斯科分别派出了秘使。

前往陕北的宋庆龄秘使是“红色牧师”董健吾。

简要介绍一下董健吾。

董健吾1917年毕业于美国圣公会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在扬州、西安、青浦县（今上海青浦区）等地圣公会开办的中学任校长。1926年9月17日，8月从苏联回国的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加入北伐，所部称国民革命军联军（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不久，董健吾随同学浦化人（二人是苏州桃坞（圣公会）中学、圣约翰大学双料同学）进入“基督将军”冯玉祥军中，被冯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一说为宣传处秘书长）、洛阳工人事业管理处处长，兼任冯的英文秘书和家庭英文教师；董以随军牧师的身份在军中传授“红色”教义。1928年，董健吾经浦化人介绍秘密加入中共。28年秋董离开冯部返回上海（一说27年夏冯玉祥不流血清党时将董护送出境）后进入中共特科第二科（情报科），先后在陈赓、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其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堂牧师兼松柏斋古玩店经理。

董健吾与宋家关系密切，他和宋子文是圣约翰大学的同窗好友；他还担任中共特科与共产国际宋庆龄上海团队的联络人；董的女儿董惠芳在宋庆龄家名义上是“小保姆”，实际是宋庆龄的地下交通员、联络员。

董健吾也是李德全和张克侠（佩剑将军，李德全妹夫，冯玉祥连襟）的联络人（蒋介石的枕边有宋美龄，冯玉祥的枕边有李德全）；

1933年9月，董健吾曾护送“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经汕头，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董曾扶养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五年。1936年夏，经张学良、潘汉年协作安排，毛的两个儿子随张学良的部下李杜经欧洲前往苏联，化名同行、并抵达莫斯科的还有张学良的赴苏秘使莫德惠（李杜当时未进入苏联）。

1936年夏，董再受宋庆龄委托，一年内二赴西安，在张学良帮助下，将红色记者斯诺、红色医生马海德、及十几箱药品和医疗器具送至陕北。

言归正传，下面是1936年初董健吾一赴西安、陕北的情况。

得到张学良秘密通报后，宋庆龄在寓所秘密约见董健吾，给他一封盖有火漆印的密信，委托他前往陕北，将信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

1936年1月初，化名周继吾的董健吾持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宋庆龄姐夫）亲笔签发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周继吾”委任状，自上海前往西安，中共地下党员张子华（王绪祥）化装成佣人（随从）与董同行。

董健吾、张子华一行1月上旬左右便到达了西安，但因冰雪天气，道路阻塞，哨卡密布，他们在当地滞留了四十余天，一直找不到进入苏区的机会。董健吾无奈之下只好求助张学良。确认了董的身份（宋庆龄秘使）之后，约在2月20日，张学良用私人座机将董健吾从西安载至肤施（即延安，当时为东北军辖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将其让给红军，不久改称延安），接着又派东北军骑兵连将董、张从肤施送往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董健吾乘张学良座机到达肤施的同一天（2月20日），红军以“打通抗日路线”的名义发起了攻打山西的东征作战。东征的真正目的是由晋入绥（绥远，毗邻外蒙），打通获得苏援的战略通道（附带目的包括扩大根据地、补充兵员），东征还有一个重要意图，即在阎锡山的地盘上夺得一部大功率电台，恢复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通信联络，但这一目的未能达成。四个月后的6月16日，中共中央大功率电台调试成功，当月月底，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的电讯接通。关于这部大功率电台的来历，官方从未作出明确说明。该电台究竟来自何方？1936年6月时，中共自身残存的上海党组织没有实力提供这部电台；从苏联运出的一部大功率电台当年4月被陕北反共民团中途截获；其它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为陕北中共中央提供、运送这部大功率电台的人选大约只有张学良或宋庆龄，二者中最有可能的是张学良。即使这部大功率电台不是张学良提供的，没有张学良的暗中帮助，宋庆龄或其它人也难以将电台送达陕北。

注：有资料显示，中共中央特科（军委）陕甘特派员，中共西安特科创建和领导者王超北曾在上海为中共中央订购装配过一部250瓦的大型电台，并将之运送至中共在西安的办事机构。但是，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才得以在西安设立公开或半公开的办事机构“红军联络处”及后续的“西安办事处”，所以，王超北订购的250瓦电台抵达陕北的时间应不早于1936年12月，因而，中共1936年6月调试成功，与苏联恢复通讯的那部大功率电台，并非王超北订购的250瓦电台。

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在东北军骑兵连的护送下抵达瓦窑堡，将宋庆龄的密信（其中有宋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及张学良所写的致中共中央关于联合抗日的密信（有说法称是张学良致毛泽东的亲笔信，张在信中“向中共表达了友好的感情和共同抗日的意愿”）交给了留守陕北的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当时在山西主持东征。

宋庆龄的秘信还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主旨是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保卫苏联安全）或“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等人起草完成，10月1日正式对外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和各党派、军队放下彼此的争斗歧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抗日救国）的有关精神及共产国际促成“国共（再次）合作”、“联合（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的有关指示。

3月4日，正在山西前线指挥红军作战的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发出了致博古转董健吾（周继吾）的电报（电文内容或许有后人伪造的嫌疑），3月5日，董健吾持从山西送来的毛泽东致宋庆龄的复信离开瓦窑堡，原路返回（由东北军骑兵连护送至肤施，再乘张学良座机飞至西安）；董健吾离开瓦窑堡的同一天凌晨，张学良、李克农刚刚结束了两人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二次洛川（化装）秘谈（张学良与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首次洛川秘密会面的时间是36年1月20日晚）。

3月中旬，董健吾抵返上海。据说，当天宋庆龄、宋子文、孔祥熙三人在宋庆龄府邸设宴，为董健吾接风洗尘。

（董健吾到底是受共产国际直接领导，还是直接受中共领导？为何陕北中共中央领导人无一知道其真实姓名？）

董健吾返回西安时，同行的张子华则前往山西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当面汇报。

1936年3月8日至27日（一说3月20日至27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张浩（林育英）、彭德怀、杨尚昆、林伯渠、凯丰、陆定一等人会集东征前线，移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晋西会议），专门研究统一战线问题。在近三周的会议期间，与会者认真学习了（董健吾、张子华、宋庆龄密信代为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国共合作抗日），“全面讨论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和政治、外交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战略方向问题”，中共中央的政策、策略开始作出重大调整。

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4月13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永和县赵家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结束东征，回师西渡；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中共中央的政策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5月5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回到陕西杨家圪台，签发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回师通电》），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改称其为蒋介石氏。

有资料称，“同月（1936年3月），刘长胜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等文件，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但诸多其它资料显示，刘长胜是1936年5-6月才抵达陕北的，而且其任务是携带共产国际与中共联络的密电码（密电码和大功率电台，是接通联络的两大要素）。因此，36年3月中共中央晋西会议上学习、研究、讨论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等文件，应该是宋庆龄交由董健吾、张子华带至陕北的。另，1935年11-12月到达陕北的张浩（林育英）并未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或《八一宣言》的文本文件，他只是凭记忆传达了部分文件精神。

有文章称，宋庆龄派董健吾赴陕北的起因，是“国民党中央（或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委托宋庆龄，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信息”。这一说法不仅是片面的，而且应该是错误不实的。

首先，“传递国民党与中共谈判的意向”不仅不是董、张二人的唯一使命，而且只是次要使命。董健吾、张子华负有双重使命，或者说各有使命，董的使命是代共产国际联络失联已久的中共中央，传达有关指示精神，这是宋庆龄派董赴陕北的核心使命；张子华的使命才是传递国民党与中共谈判的意向（有资料说，1936年1月3日晚上，张子华化名黄君，与陈立夫、曾养甫派出的联共、搭桥人员谌小岑、左恭面谈过，张4月自陕北返回后又在南京等地与曾养甫接触、谈判过数次），后者相比前者要次要。“传递谈判意向说”以单一使命隐匿了并行使命，掩盖了董健吾陕北之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及与张学良上海之行的因果关系。

其次，众多资料显示，当时受蒋介石委托联络中共的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不是宋子文，宋子文与蒋介石政见分歧极深，不是蒋介石可信赖、可托付此事的人。1935年12月、36年1月邓文仪（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与苏联方面及王明（、潘汉年）在莫斯科的接触，36年7月7日，陈果夫、张冲（中统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在香港《生活日报》以登寻人启事的方式联络自苏联回国负有谈判使命的潘汉年，同月曾养甫（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与潘汉年在南京的会面，11月潘自陕北返回后与陈立夫在上海、南京的正式谈判；及陈立夫、曾养甫、谌小岑（交通部劳工科长，周恩来旧交）等1935年11 月起与中共联系、谈判的尝试，所有这些蒋介石授意下的国共接触，都未见蒋安排宋子文介入的痕迹（文字记录）。没有资料显示，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过董健吾（周继吾）陕北之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