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自耕

去年底，开了一个大学同学会。同学们派代表去拜访以前的任课老师，同学们纷纷表示，师恩难忘，师恩难忘！

我也想附和着说声师恩难忘，可我说不出来，因为我有疑惑，真的师恩难忘吗？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可我的这些老师，他们只教了我一点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之类的，没有传道，没有授业，连解惑都勉强。师恩在哪呢？

说到传道，他们连传道的资格都没有呀！传道是宣传部门，政治辅导员之类做的，与那些任课老师无关。再说授业。我们毕业后，工作是组织分配的，因此，这业是有关部门授的，不是老师授的。我的老师就是连解惑也不尽人意啊！记得当时我们的政治老师信誓旦旦地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我们问她，既然是垂死，哪你估计多少年后会死？老师无言以对，只是搪塞我们，＂垂死不是马上就死＂。这个解惑使我们更困惑，哪垂死倒底是啥意思？

我这些老师，不能传道授业解惑，所以，可以说，他们对学生没有师恩，也就说不上难忘了。

中国的传统，历来是尊师重教。所谓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告诫我们要把老师当父母一样的对待，要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

从小学到大学，我有许多的师。说实在的，那么多师，我连他们的名都记不住，又怎能记得住他们的恩呢？

我说我的老师对我没师恩，你会指责我忘恩负义。但我的真实感受就是这样。我自已就是个老师。我也曾扪心自问，我对学生有恩吗？

我的答案很肯定，我对学生没有师恩！ 我教学生一些知识，那是我的工作。而且学生已经付了学费，相当于付了我工资。我要感谢学生给了我这份工作，使我能养家糊口，是学生有恩于我，怎么是我有恩于学生呢?

作为老师，我视我的学生为朋友和亲人。＂相识皆有缘＂吗！以前我在农村做老师时，经常帮助学生，特别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每当我帮他们时，他们中多数会说，＂老师，我永远记得你＂。我总对他们说，不必记得，小事一桩，记得多累呀！

以前茶馆里有说书人，在那里说书讲故事，大伙喝着茶，听着他说书，完了，大伙给说书人赏钱。现在做老师的，与那说书人，本质上差不多，就是把他知道的一些知识告诉大家，或者对人家进行一些道义上的教育。听的人付了讲的人工钱，你说这里谁对谁有恩呀？谁要感恩谁呀？

现在的有些老师，对学生不仅没有恩，还祸害学生。记得前几年有篇《悉数中国高校的“衣冠交兽们”》的文章，列举了许多不良教授博导的禽兽行为。中央编译局的衣局长，一个马列学者，道德楷模，与他的女博士闹得沸沸扬扬的。甚至有小学老师奸污未成年的女生，他们的恶行，令人发指！这哪里有半点师恩？

一直以来，我们受到的感恩教育很多。小时候我会唱一首歌，叫＂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常听一些人教育别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图报，已被上升到一个道德的高度。

可这里有二个问题。一是真有恩吗？二是恩情太大，怎么才能报答？恐怕只有用自己的生命了。许多人都说，＂把一生交给党＂，＂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是他们报答党的恩情，知恩图报的一个高尚的表现。

可党没多少关心过我，我没觉得党的恩情比天大。我感受不到师恩，也感受不到党恩，所以，我没有必要去报答谁。我不愿为什么崇高的事业献身，我只为我自己活着。

其实，有许多的恩是虚的假的，包括现在的师恩。

哪为什么中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有＂师恩难忘＂一说呢？

那是因为以前的师像个师，的确有师恩难忘。这里就讲个师恩难忘的故事。

话说民国时期，浙江武义县有一个贫穷的农家孩子，有个人见他机灵聪明，便收他为学生，随后一直经济上资助他，还带上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农家孩子就是后来蒋先生的心腹爱将汤恩伯，他的老师叫陈仪。尽管汤的地位比他的老师高许多，但湯对他的老师，那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

在四八四九年，湯任淞沪警备司令，管着江浙沪一带的国军主力数十万之众。而此时陈仪是浙江省主席，他的手下。看国军大势已去，陈便想率部起义。他奉劝湯跟他一道起义，以免无数将士和百姓的无谓牺牲。

这个提议，使汤陷入困境。他要忠于领袖蒋介石呢还是恩师陈仪? 最后他选择忠于领袖，而向蒋报告了陈仪起义的企图。

结果陈仪被处决。

这个结果令湯恩伯愧疚不已，以至于他一病不起，到台湾后没多久，便一命呜呼了。他愧对恩师，师恩难忘哪！

时代在变化，历史在前进。现在，师已不是从前的师了，＂师恩难忘＂基本上也成老黄历了。可人们还强调着这个恩那个恩的。党恩国爱，师恩母恩，个个都恩重如山！这么多重如山的恩，能不压垮你吗？

这些恩都变成了道德的枷锁，套在人们头上，或者变成了抵毁对手与他人的工具。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恩。我们只要充满爱心，真诚待人就够了。如果你帮了别人，应该是不求回报，而不是施恩于人，而期望别人加倍回报，你说对吗？

所以呀，我要在这，说一句在同学群里不敢说的话，

师恩不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