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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的路线斗争与左右之争
送交者:  2021年11月21日12:28:01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导读: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领导的革命党开创了激烈的党内斗争的历史,一部国际共运史就是一部党内斗争史。革命党不仅致力于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政党,而且也致力于在其内部消灭一切反对派,不管这些反对派是左派还是右派。贯穿于革命党历史的路线斗争和左右之争,完全超出了西方政党斗争的范畴,也超出西方左翼和右翼的思想与价值观之争的基本框架,左倾和右倾作为错误路线在党内没有任何合法性与正当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共成立28周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下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中共及中国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十月革命的相互关系。如果说俄国十月革命及其苏维埃政权是对法国大革命及其雅各宾专政的终极模仿,那么,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则完全是“以俄为师”,在一个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复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识形态、革命模式、政权体制包括制造红色恐怖的各种组织形态,并在革命成功之后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制度。

从另一方面来看,以毛为核心的革命党领导集团在长达28年的夺取国家政权的进程中并不是完全忠实地执行来自莫斯科的命令。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的研究表明:“毛泽东的政治战略不是在莫斯科预先计划好的,甚至在这个战略最初明确时莫斯科仍然认为是与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信条相违背的。只是形势的压力才最终导致莫斯科对这个经验给予了合理解释的外表。”历史事实的确如此,在莫斯科的“第一推动”之后,中共驾驶的革命列车便始终是游离于共产国际为中国所规划的革命轨道,党的领导集团内部也始终是处在长期的党内斗争之中,这些斗争围绕着革命的战略与策略、路径与方法、目标与手段而展开,最终都涉及到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毛是从党内持续不断的路线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既服从于又独立于莫斯科的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与此相对立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则被打入到“左”的或右的错误路线行列,由此形成了革命党特有的路线斗争传统和左右之争的政治文化。


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领导的先锋党组织开创了激烈的党内斗争的历史,一部国际共运史就是一部党内斗争史。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来,党内的两个派别之争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两个不同政党之争,布尔什维克党既是和孟什维克党以及其他左翼政党处于敌对性关系,宣称要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同时致力于在其内部消灭一切反对派,不管这些反对派是左派还是右派。斯大林在论述联共(布)党内斗争时指出:“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是唯一不带引号的左派。因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党。我们在自己的党内不仅同那些被我们叫做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分子的人作斗争,而且同那些想比马克思主义‘更左’,比列宁主义‘更左’,以‘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右的机会主义本质的人作斗争。”按照列宁和斯大林的标准,布尔什维克党内没有“左派”或右派的合法性位置,诸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这样的“机会主义分子”不时地被贴上“左”的或右的标签,表明他们一律是人民公敌或反党分子,必须从党内被彻底清除出去。

中共党内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苏共,其特色在于将党内斗争置于同左右不同路线的斗争框架之中,确切地说,党内斗争是以路线斗争为前提的,也就是党的“正确路线”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毛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取得党的实际统治地位之后俨然就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他在次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从毛的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他和斯大林在理解与阐释党内斗争性质时的一致性,即他沿袭了联共(布)党史的一贯做法,将“左”打上引号,以表明中共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在许多时候——如斯大林所理解的那样——实质是右派。同时,毛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否认而是主张党内路线斗争的重要性。之所以有这个差异,是因为他们在获得党的最高领袖位置时的不同路径依赖所决定的。斯大林是在列宁生前亲自授权下而拥有了党的最高权力,而毛则是经过了长达十四年的党内斗争才在遵义会议(1935年)上取得了党的实际统治地位,他在党内同“左”的或右的路线斗争成了他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以及“正确路线”的证明。概言之,斯大林是因为拥有了党的最高权力而取消了党内斗争——从肉体上消灭了党内的一切反对派,毛则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党内斗争而获得了党的最高权力。所以,毛需要在党内反复陈述路线斗争的重要性,他在晚年亲自总结了党的十次路线斗争,依据他的指示,中共党史被写成了一部党的十次路线斗争史:

第一次路线斗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放弃共产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权,一切依靠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抵制农民革命运动,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

第二次路线斗争:瞿秋白“左”倾冒险(盲动)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在终结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却为“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辟了道路。瞿秋白主持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在1927年11月不顾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指示全党不分南北尽可能地举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结合的总暴动,该路线存续了五个月时间便终止了,瞿秋白随后离开中共领导机关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正式免去党的中央领导职务。

第三次路线斗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在1930年6月提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该计划仅仅存续了三个月时间便结束了,李立三则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退出了党的最高领导层。

第四次路线斗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三十余名中共中央委员,因不满共产国际操控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形成了王明的中央领导地位,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合法性的声明和致共产国际的信,该行动很快就自行终止,罗章龙为此被开除出党。

第五次路线斗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夺取了中央领导权,在党内实行教条主义统治,唯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把“立三路线”打入右倾行列并进行反右倾斗争,使“肃反”严重扩大化,最后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退出瑞金苏区。王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免去中央领导职务。

第六次路线斗争: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其主要“错误”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拒绝中央北上抗日方针,最后导致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张国焘于1938年4月离开中共投奔国民党,被中共开除出党。

中共自1949年建政之后又发生了从第七次到第十次路线斗争,它们分别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彭德怀反党集团,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反党集团。对于毛来说,这四次路线斗争的实质都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饶、彭德怀和刘少奇是彻头彻尾的右,林彪则是“形左实右”。当毛掌握了党内无所限制的最高权力时,他和斯大林一样,已经不是关心党内的左右之争,而是关心党内的权力之争——谁会夺取他的最高权力?至于他给党内的潜在竞争对手戴上什么帽子,是戴上“左”倾机会主义帽子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则完全取决于党内斗争的需要。

事实上,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就左右之争的真实性而言,都是需要重新审视。史华慈在他的研究中对中共党史指控陈独秀犯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陈独秀所谓的“右翼”错误基本上是子虚乌有,这一方面是因为陈独秀在他领导中共的时期一直遵循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即中共必须在国共联盟的框架内进行活动;另一方面,陈独秀在国共合作期间一直主张保持中共的独立性,甚至主张由共产党来领导国民党。从这两方面来看,后来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指责陈独秀犯下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是没有确凿根据的。同样,在史华慈看来,中共党史指控王明犯下“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由也是不足,因为王明既没有像毛后来所说的作为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统治中共长达四年时间(从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按史华慈的说法:王明“于1932年回到莫斯科,标志了他在中国共产运动中真正永久地失去了权力。”他在中国期间也始终没有真正“掌握了一支军队、一块根据地和一个统治机构的坚实基础”;所以,要王明承担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的主要责任,是没有道理的。

给党内的不同派别或对手戴上“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夸大他们的错误,把党内的左右之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都是为了证明党的正确路线代表取得并垄断党的最高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按照毛自己的解释:“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而正确路线的标志是不“左”不右,或既反“左”又反右。以毛的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左右之争的确具有超前性和现实性、激进性和保守性、斗争性和妥协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左”往往代表前者,诸如瞿秋白和李立三领导的发动全国暴动和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的政治路线,具有左翼特有的激进主义特征。而“右”代表着后者,诸如王明在抗战期间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具有右翼特有的现实主义特征。这两个对立的政治路线的确未必有利于中共保存自己的政治实力和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毛能够取代二者而成为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表明他至少从策略上比他的党内对手高出一筹。但是,从根本上看,毛作为党内斗争的最终胜利者是党内丛林法则的结果,这取决于他所掌握到的各种政治资源——共产国际的授权,红军将领的支持,党内政治同盟的形成以及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包括个人的禀赋和决断力,所有这一切要素才实际决定着毛从党内斗争中脱颖而出而成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同时成为党的错误路线的终极审判者。

1936年12月1日,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全面失败,他带着残兵败将来到延安,输尽了政治资本和军事资本的他不得不面对来自党的严厉审判。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给“国涛路线”戴了三顶帽子:“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9]随后在延安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批判张国焘运动,被批判者深刻地体会到“向失意者发挥一下斗争的残忍性”。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觉得世界上甚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张国焘最后决定出走延安投奔国民党,既是他个人的主观选择,也是中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当时参与激烈批判张国焘的党的高级干部——王明、张闻天、刘少奇、凯丰、博古、彭德怀、贺龙、林彪、高岗等,均在后来的党的路线斗争成为被批判者。刘少奇曾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党内斗争,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必须向这两方面斗争,才能保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幸的是,这位中共党内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和指挥者,也没有摆脱党的路线斗争轮回的魔咒,最终沦为了他所倡导的党内斗争的牺牲品。

中共基于路线斗争的党史叙事在1945年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全面清算了中共历史上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认为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最为严重,“给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损失”,决议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始终代表着党的正确路线,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决议最后指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这份决议无疑是毛在中共“七大”正式确立其全党领袖地位的合法性证明,中共在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似乎也证明了毛代表着党的正确路线。即使对毛的政治品格给予诸多质疑,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毛的确比他所打倒的那些“左”倾和右倾的战友们更多地具备着领导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能力,当他通过一批御用的理论家把自己的思想奠定为党的正统意识形态时,所有和他相对立的思想都被当作“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而被置于党内的非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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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十四大”通过的党的章程修正案,在总纲中增加了一个新的说法:“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说法源自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它之所以被置于党的章程之中,而且在以后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被保留下来,表明中共依旧坚持着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确立的思想原则——将同时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党的正确路线的前提。之所以把反“左”置于比反右更重要的位置,是基于中共建政前的历史经验。毛曾经反复在党内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性要远远大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按照刘少奇的说法,在“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党的力量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重点就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彻底清算。但是,在中共建政之后,党内的路线斗争则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消失了,那些先后和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的负责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都曾经分别被毛定性犯了右的错误。毛于1956年曾严厉批评周恩来和陈云在推行“反冒进”政策时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在1958年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发表指示:“以后反冒进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15]林蕴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中认为:“由此,只许反右,不许反左,就成为中共党内的一条定律。”

中共建政前主要是反“左”,到中共建政之后主要是反右,思想路线上的这个重大转折,不仅体现为党内斗争已经完全失去了左右之争的逻辑,党内所有不同于毛的思想的现实和潜在对手统统被打入到右派行列,而且党内的反右斗争扩大到了党外,延伸到社会的经济、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共建政之后先后在全国掀起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反右。1957年的反右运动,原来货真价实的左翼“民主人士”在反右斗争中成了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作为左翼思想主要载体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持续不断的思想改造中整体沦陷,不复产生任何批判性思维和独立见解。反右是左翼的整体性毁灭,取而代之的是在革命党内形成了极左的思想路线,这条极左路线在史华慈看来,已经颠覆了整个党的系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极左政治在党的领袖与底层群众的互动中把党视为攻击对象,使党的结构和机制处于混乱之中,在摧毁党的统治机器的同时也在摧毁党的路线斗争的左右分类标准。

贯穿于革命党路线斗争史的左右之争,完全超出了西方政党政治的范畴,也超出西方左翼和右翼的思想与价值观之争的基本框架,“左”被打上了引号而在性质上等同于右,左倾和右倾作为错误路线在党内没有任何合法性与正当性,之所以还有左右之分,是因为它们作为错误路线的两极为党的“正确路线”的存在提供了历史证明。革命党内部的路线斗争和左右之争,既不是宪政民主意义上的左右政党之争,也不是平等和自由意义上的左右思想及价值观之争。在由一党执政的体制下,根本就不存在着左右分野的政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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