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安澜

一个运动，一定要在一本书、一个纲领中产生它的精神结晶。1895年，西奥多·赫茨尔写了《犹太国》这本小册子，进一步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其时，在很多人看来，犹太人复国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情。人类社会，一些边缘思想，逐渐的变成主流思维，跟历史机运、跟无数人的努力和牺牲是分不开的。

我看过几本写以色列的书，书中提到，一些犹太富翁，在以色列立国前后，舍家弃业，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上，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以色列的活动当中，其中很多人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这里，“清教徒般的生活”令人喟叹。我们知道，人从低处走向高处，享受的是春风得意的快感，但从高处走下来，要放弃许许多多已成的东西，没有信仰的支撑，是不可想像的。很多富翁本可以在所在国过着优渥的生活，却甘愿回到贫瘠的巴勒斯坦土地，集结在这里开始重建家园，这里面令人感动的就是新教伦理孕育出的清教徒精神。也就是路德开启，加尔文承继的新教改革以后诞生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成果。没有对信仰的虔诚，人就会沦为自我的奴隶。就像李嘉诚，在对财富的索取上越走越远，但在对真理、道德、价值观的社会重塑方面毫无建树，和黎智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读过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都知道，可以说，没有新教改革带来的自由主义观念，就不可能诞生美国和以色列。《独立宣言》就是清教徒精神的体现，民主自由才会深入人心。所以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对破除中世纪以来对教皇的盲信，否定封建主阶级的出身和特权，完成宗教改革产生了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这本在一版再版过程中不断被修正的包含福音派教义的经典著作，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像《拿破仑法典》一样的圭臬。但《异端的权利》恰恰是批评加尔文在完成宗教改革以后，对思想自由和言论的打压的不遗余力。一个异端，在完成了它从边缘到主流的华丽转身之后，露出了它狰狞的面孔。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的迫害，烧死塞文特斯，对异端思想的排挤，其手段、其态度、其行为令人发指。

写到这而，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些熟悉。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是的，这跟1921年6月在上海石库门房子里聚集的那一群人很有些相似。有那么一群人，开始于异端邪说，当异端邪说成为主流声音后，就再也容不下不同声音了。这和加尔文在日内瓦对卡斯特利奥和塞文特斯的迫害何其相像。可以说，从古至今，“异端的权利”是用生命和热血抗争得来的。加尔文虽然是个清教徒，但他对“异端思想”却从不仁慈。加尔文成为了新的宗教独裁者。

自由的观念来自于自由的思想，有千种人，就有千般思想，所谓的“统一思想”，无一不是受制于强权，最后形成万马齐喑的死局。茨威格说，“独裁者一旦动用了强权，就会将强权运用到登峰造极”。推翻独裁者，解开死局，人们不得不面临又一次大革命的痛苦。思想的自由随着政治形态的轮回必然也跟着发生轮回。人类最好的形态就是对思想自由的宽容。这需要一个民主解构作保障。蔡英文说，“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台湾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在自由社会中，只有在不同声音中寻找平衡的落脚点，才有可能在反对声浪中产生制衡的力量。

2020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