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正丽披露:是她的实验室泄露了武汉病毒 |
送交者: 2020年06月16日14:40:34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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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pan style="font-size: 16px;">《世界报:石正丽焦虑失眠,担忧实验室外泄》报告:世界报4月25日发布的<br/>有关武汉病毒实验室的调查报告说,去年12月武汉肺炎爆发时,武汉P4实验<br/>室的病毒传染中心负责人石正丽陷入焦虑和害怕中,她说自己好几夜没合眼,反<br/>复回想自己的每一项研究,每一个动作,不停问自己病毒是不是从我们那些实验<br/>室泄露的?</span></p><p><br/><span style="font-size: 16px;">石正丽连续几天几夜“不停问自己病毒是不是从我们那些实验室泄露的”的情况<br/>披露:武汉肺炎病毒(下称武汉病毒)是武汉市的实验室泄露的,武汉病毒研究<br/>所在武汉病毒引发武汉肺炎人瘟前就持有武汉病毒,除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br/>实验室外,武汉市的其它病毒实验室也可能持有武汉病毒。</span></p><p><br/><span style="font-size: 16px;">石正丽口中的“我们那些实验室”当然是指她任武汉病毒研究所生物安全工作委<br/>员会主任、武汉P4实验室副主任、武汉P3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br/>病研究中心(世界报报道的“武汉P4实验室的病毒传染中心”)主任、新发病<br/>毒学科组组长(见《百度百科·石正丽》)诸职务管辖的所有病毒实验室,即武<br/>汉病毒研究所所有的病毒实验室以及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武汉大学共建的病毒学国<br/>家重点实验室,也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网《机构简介》告诉的34个学科组。因<br/>武汉病毒研究所网《机构设置》只告诉武汉病毒研究所只有30个学科组,故知<br/>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四个学科组。因武汉病毒研究所网《机构设置<br/>》告诉的30个学科组中,只有“分子病毒与病理研究中心”的分子免疫学学科<br/>组、“分析微生物学与纳米生物研究中心”的微生物耐药性研究学科组、生物纳<br/>米设计学科组、“微生物资源与生物信息研究中心”的应用微生物与基因工程学<br/>科组和“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的病原细菌学科组五个学科组的研究对象中没出<br/>现“病毒”二字,故知武汉病毒研究所至少有25个学科组是从事病毒研究的。<br/>如果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四个学科组都从事病毒研究,石正丽口中<br/>的“我们那些实验室”便有29个学科组在武汉P4实验室、武汉P3实验室、<br/>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从事病毒研究,这29个学科组都是泄露武汉<br/>病毒的嫌疑人。</span></p><p><br/><span style="font-size: 16px;">虽然不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实验室和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外,武<br/>汉市究竟还有哪些单位持有病毒实验室,但知武汉市研究病毒的单位至少还有武<br/>汉市疾控中心,也是泄露武汉病毒的嫌疑人。所以说武汉市疾控中心也是泄露武<br/>汉病毒的嫌疑人,是因为它是被誉为蝙蝠猎手和蝙蝠病毒研究领头人的田俊华的<br/>工作单位,田俊华从2012年起开始,携妻在湖北全省及周边60余个县市夜<br/>赴深山捉了近万只蝙蝠,并在2012年在黄陂采集的蝙蝠样本中发现了一种病<br/>毒,命名为“黄陂病毒”(《80后“疾控”小伙为搞研究抓虫数万只,夜夜趴<br/>地看蟑螂》,下称《疾控小伙田俊华》)。田俊华团队在2020年前的5年内<br/>发现了包括蝙蝠病毒在内的病毒1445种(见《武汉有个“昆虫痴”,所在科<br/>研团队5年发现1445种病毒》)。因1899年人类发现第一个病毒——烟<br/>草花叶病毒至今“已有超过5000种类型的病毒得到鉴定”(《维基百科·病<br/>毒》),假设超过5000种类型病毒种数包括了田俊华团队发现的病毒种数,<br/>超过5000种当作5000种计,田俊华团队发现的病毒种数便占人类发现病<br/>毒种量的29%=1445种÷5000种(《我国科学家5年发现1445种<br/>新RNA病毒,武汉专家承担近六成样本采集》的“在此之前,人类数百年来发现<br/>的病毒仅2284种”说法有两个错误:一是人类发现病毒的历史没有数百年,<br/>只有一百二十年;二是人类发现病毒的种数不是2284种而是5000种以上<br/>)。田俊华团队发现的病毒必然储存在他的工作单位中的病毒库中。</span></p><p><br/><span style="font-size: 16px;">然而,武汉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治所也没有泄露武汉病毒的嫌疑,因为<br/>田俊华团队发现的病毒都是湖北全省及周边60余个县市的病毒,也不知包括“<br/>黄陂病毒”在内的取自湖北全省及周边60余个县市的蝙蝠病毒中有无冠状病毒<br/>。即使有,也未必有SARS样冠状病毒,它们的基因系列与武汉病毒的基因系列相<br/>似度也比石正丽团队在云南一个洞穴发现的中华菊头蝠冠状病毒的基因系列与武<br/>汉病毒的相似度低8个百分点,因为《陈焕春院士: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病毒有<br/>79.5%相似度》告诉:武汉病毒与蝙蝠中发现SARS相关病毒拥有87.1%<br/>的相似度,云南蝙蝠样本当中发现相似度高达96%:SARS相关病毒即SARS样冠<br/>状病毒,云南蝙蝠即石正丽团队在云南一个洞穴发现的中华菊头蝠冠状病毒。</span></p><p><br/><span style="font-size: 16px;">然而,96%是96.2%的省略值,因为《新冠病毒直接来源于蝙蝠吗?这些<br/>问题需要解答》告诉:石正丽团队在云南省一个偏僻洞穴中发现的中华菊头蝠体<br/>内的冠状病毒基因序列相似度达96.2%。《到底在怕什么?英媒爆武汉P4<br/>实验室偷刪“零安全防护”蝙蝠实验照》(下称《怕什么》)则进一步告诉:基<br/>因系列与武汉病毒基因系列的相似度达96.2%的中华菊头蝠病毒分离自中华<br/>菊头蝠粪便。</span></p><p><br/><span style="font-size: 16px;">然而,石正丽团队在云南的一个蝙蝠洞分离到的中华菊头蝠病毒株不是一株,而<br/>是不同类型的十多株:2013年后,“我们持续在这个洞里进行了五年的监测<br/>,每年取样两次,结果发现了十多株不同类型的SARS样冠状病毒。尽管没有发现<br/>和SARS病毒完全一模一样的病毒,但我们发现了一个SARS病毒的天然基因库”(<br/>《石正丽:这些野生动物的病毒怎么就到了人类社会?》,下称《石正丽》)。</span></p><p><br/><span style="font-size: 16px;">然而,“十多株”的实际数是“15株”【见《“超级病毒”来自哪儿》、《1<br/>5年后,SARS病毒追击者终于找到了源头的那群蝙蝠》《“蝙蝠女侠”团队找出<br/>SARS病毒源头》(下称《蝙蝠女侠》)】。</span></p><p><br/><span style="font-size: 16px;">需要顺便指出的是,TG13就是中华菊头蝠冠状病毒的代号,如《科普:穿山甲<br/>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二传手”吗》中的“石正丽团队近日在英国《自然》杂志<br/>上报告说,新型冠状病毒与来源于蝙蝠样本的一株冠状病毒(简称TG13)基因相<br/>似,两种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的“TG13”就是中华菊头蝠冠状病毒的代<br/>号,因而《穿山甲?菊头蝠?nCoV—2019源头宿主到底来自于哪里?》则直<br/>指TG13”是中华菊头蝠冠状病毒的代号:“武汉病毒所通过对新冠病毒基因组<br/>序列的比对,发现nCoV—2019与2013年从中华菊头蝠中分离出的冠状病<br/>毒RaTG13有96%的相似性”。</span></p><p><br/><span style="font-size: 16px;">然而,武汉P4实验室病毒库不是只有15株不同类型的中华菊头蝠冠状病毒株<br/>,而是具有50种以上的蝙蝠冠状病毒株(见《石正丽去年3月蹊跷发文,预警<br/>蝙蝠病毒大疫》(下称《蹊跷》)。</span></p><p><br/><span style="font-size: 16px;">这就表示,武汉市只有武汉P4实验室拥有与武汉病毒基因序列一致性高达96<br/>.2%的多达15株不同类型的中华菊头蝠冠状病毒株基因库或拥有50种以上<br/>的蝙蝠冠状病毒库,泄露武汉病毒的单位只能是武汉P4实验室。</span></p><p><br/><span style="font-size: 16px;">然而,中华菊头蝠病毒与武汉病毒的基因系列相似度只达96.2%,表示它没<br/>与武汉病毒匹配,不是武汉病毒,怎能认定泄露武汉病毒的单位只能是武汉P4<br/>实验室呢?何况,从中华菊头蝠的粪便分离出的冠状病毒是自然宿主的病毒,而<br/>不是中间宿主的病毒,是无力感染人类的病毒,这是包括石正丽在内的许多病毒<br/>专家的共同看法。石正丽认定取自自然宿主的冠状病毒不能感染人类的证据有:<br/>一,《蹊跷》告诉:2019年3月2日,石正丽研究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病<br/>毒》发表了一篇题为《蝙蝠冠状病毒在中国》的评论性论文,它旨在预警中国将<br/>大规模爆发蝙蝠冠状病毒疫情,预警的根据是蝙蝠冠状病毒从蝙蝠传播给人的方<br/>式是人类宰杀食用野生动物,而中国人宰杀食用的野生动物不是蝙蝠而是蝙蝠冠<br/>状病毒寄生的中间宿主,因为,居住在中国的中华民族没有宰杀食用蝙蝠的生活<br/>习性。二,《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用生命担保:疫情不是源自实验室病毒泄露!》<br/>告诉:石正丽在今年2月2日下午3时左右在自己的个人微信朋友圈发文:“2<br/>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武汉病毒暴发<br/>于武汉的情况表示,“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是指武汉人宰杀食用野生动物的生<br/>活习惯,而不是宰杀食用蝙蝠的生活习惯,但武汉人宰杀食用的野生动物不包括<br/>蝙蝠,因为别说武汉,就是当代全中国都无宰杀食用蝙蝠的传统生活习惯,因而<br/>全中国都找不到买卖、宰杀活蝙蝠的市场和烹煮销售蝙蝠食品的餐饮业。</span></p><p><br/><span style="font-size: 16px;">石正丽团队所以敢认定蝙蝠冠状病毒不能直接感染人类,除了她坚信蝙蝠冠状病<br/>毒感染人类需要“自然宿主→中间宿主→人类”的传播路线的理性知识外,还有<br/>以身试毒而无恙的切身经历为坚实基础,石正丽团队以身试毒而无恙的切身经历<br/>,就是他们在2011年—2018年的八年间在云南寻找蝙蝠洞穴、钻洞探秘<br/>蝙蝠洞穴、黄昏在蝙蝠洞里的地面铺上承接蝙蝠粪便的布、傍晚在蝙蝠洞口支起<br/>捕鸟网、夜里从捕鸟网上取下落网的蝙蝠并在野外临时搭建的陋室中的工作台上<br/>连夜对蝙蝠进行肛拭子取样、咽拭子取样和血液样品、第二天早上收走采集了一<br/>夜的新鲜蝙蝠粪便等的劳作中几乎“零安全防护”而无恙的经历(2011年是<br/>石正丽团队在云南一个洞穴“分离并检测到了和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可以说是<br/>SARS的直系亲属的一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2013年他们又在同一个洞的<br/>样品中成功地分离到比以往发现的所有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都要接近SARS病毒的<br/>病毒即中华菊头蝠病毒,从此对这个洞持续进行了五年的监测即2013年+5<br/>年=2018年,见《石正丽》)。石正丽在2011年—2018年的八年间<br/>在云南以几乎“零安全防护”方式采集蝙蝠病毒样品的经历记载在《石正丽》中<br/>的六幅照片中:</span></p><p><br/><span style="font-size: 1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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