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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钟摆将借着病毒向左摆动重回专制?
送交者:  2020年04月07日11:33:47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不论是中国、俄罗斯、菲律宾还是匈牙利,独裁者和准独裁者们,纷纷以抗疫为名伺机收紧和扩大权力。许多人担忧,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可能会演变成“新常态”——尤其是若新冠病毒真会像某些科学家所预言的那样将长期存在下去的话


  老高按:人类正在与新冠病毒进行空前规模的对抗,于此同时,正在进行另一场空前规模的竞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哪一方的的抗疫能力更强、更有效?
  抗疫恶战的第一回合都还正在殊死进行,远没结束,尤其是造成的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竞争,各自抗疫战略短期和长期的有效与否,也都还在未定之天,眼下其实很难评判输赢利弊。
  但是中国的官媒和追随者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大肆宣传其体制的优势和成果。而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奉者、捍卫者们,则感到被动,甚至由于病毒仍在肆虐,抗疫进展迟缓而越来越感到被动。
  不管怎样,与整整一百年之前一样,专制与民主制度之间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下的世纪交锋,正在启动,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有人说过,历史像个钟摆一样,摆过去又摆过来。上个世纪上半叶,钟摆向左,兴起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到了上个世纪下半叶,钟摆往回摆,以苏联为首的红色专制帝国相继垮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宪政制度取得最终胜利;在这个世纪,是不是钟摆又将向左摆动(当然不会是完全复制百年前的轨迹,左派和自由民主派都在吸取历史教训),但又将有一两代人之久的历史潮流了吗?
  下面转发德国之声和《纽约时报》的两篇短文,写得都不算好,但涉及的问题却是很严峻的。


  新冠危机:老百姓的危难,独裁者的机遇?

  德国之声中文网

  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有人猜测这场危机可能会危及到中共的政权。尤其是武汉医生早在12月对疫情发出警告却遭到训诫的消息传出后,举国愤怒。然而,中国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习近平却得以扭转乾坤。他开始“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并得以很快展现成效。湖北当地官员遭到问责,成为替罪羊。过去数周以来,中国捷报频传:鲜有本地新增确诊病例。疫情在全球许多国家肆虐的同时,中国逐渐恢复常态。中国宣传机构将习近平打造成战胜新冠疫情的国家领导人。

  加强监控

  中国在鼓励复工的同时推出所谓的“支付宝健康码”。该健康码通过个人填报和政府后台信息对比,产生红黄绿三个健康码:绿码者可以通行,红码和黄码者需要自我隔离。但是软件开发公司和中国官员都没有详细解释该系统是如何对用户进行分类的。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中国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向《纽约时报》表示:“冠状病毒爆发将会是中国开展大规模监控历史上的裡程碑事件之一。”根据该报对软件代码的分析发现,该系统不仅可以实时判断某人是否具有传染风险。它似乎还与警方共享信息,为新的自动化社会控制方式设定了模板,在疫情消退后可能会长期存在。
  不仅在中国,电子监控在许多其它国家的抗疫措施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非政府组织“隐私国际”(Privacy International)专家奥马诺维奇(Edin Omanovic)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指出:“目前我们看到的监控浪潮是前所未有,比911事件之后各国的反应还要强烈。”

  极为严厉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3日报道,莫斯科已启用新冠肺炎患者监控系统。莫斯科信息技术局局长雷先科(Eduard Lysenko)介绍:“根据市长法令,莫斯科首次启用社会监控技术,对选择居家治疗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所在地进行监控。为此采用了多种的定位技术。今天,首名确诊患者拿到了预装‘社会监控’应用的手机。该款应用仅面向患者,不会对莫斯科所有居民使用。”
  此前,俄罗斯议会已批准一系列“反病毒”法案,其中包括违反隔离规定最高可判处七年监禁等严厉措施。俄罗斯知名反对派人士古德柯夫(Dmitry Gudkov)将最新法案称作“暴政”,他认为:“新冠病毒加快了俄罗斯成为独裁国家的进度。居家隔离固然重要,但是这里存在滥权的问题。他们为所欲为。”
  然而,防疫措施没有最严厉,只有更严厉。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菲律宾封锁了人口最多的吕宋岛。隔离措施期间,岛上发生抗议活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本周警告抗议者,不要破坏隔离措施,并对警察下令,如果有人发起暴动并威胁警察生命,就“枪毙他们”。

  紧急状态恐变常态

  另外,随着疫情蔓延,不少国家祭出紧急命令,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被认为无可厚非,但是许多紧急命令几乎没有落日条款,引发人们对政府可能滥用权力的担忧。
  例如,在民主制度摇摇欲坠的匈牙利,国会近日通过紧急法案,赋予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近乎不受制约之权力,包括无限期紧急状态、国会选举中止、总理以法令形式执政、发放“假新闻”及“谣言”者最高刑罚监禁五年、违反隔离令者最高监禁八年等。
  在匈牙利国会对该法案进行表决前,人权观察曾警告这项法案将对民主自由构成威胁。该人权组织发文表示,尽管许多国家都为病毒疫情实施特殊措施,匈牙利这部法案并未说明各项措施是否仅为因应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且有严格必要性,恐将为政客攫取权力大开后门。
  面对外界有关滥权的批评,欧尔班回应道:“如果你们在现在的危机中无法帮助我们,那么请至少克制自己,不要伤害我们为了防疫所做的努力。”

  疫情催生独裁和滥权?

  《纽约时报》在本周发表的文章《新冠疫情在全球催生独裁和滥权?》中也提到匈牙利的法案。文章援引联合国反恐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奥蕾茵(Fionnuala Ni Aolain)指出:“我们可能也会见到,疾病流行过后不久——甚至可能紧随其后——是专制和镇压的流行,”新法律扩大了国家的监控,允许政府无限期拘留人民,并侵犯集会和言论自由,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里影响公民的生活、政治和经济。
  该文在开头还提到其它例子:以色列总理关闭了法院,并开始对公民进行侵入式监视;智利派军队前往曾被抗议者占领的公共广场;玻利维亚推迟了选举。文章作者写道:“"随着冠状病毒大流行使世界运行戛然而止,焦虑的国民要求采取行动,全球各国领导人正在动用行政权,在几乎没有阻力的情况下抓住了实质上的独裁权力。”


  面对疫情,专制比民主更有优势?

  Serge Schmemann,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0年4月3日,翻译:晋其角、邓妍


  中国和它的一些信徒认为,北京成功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是对威权主义统治的有力证明。
  该论点认为,尽管起步不佳,中国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遏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将疾病控制在其境内。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可能是历史上最具挑战、最敏捷和最积极的疾控行动”,中国当局很快将其转化为对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的歌颂。中国外交部长说:“只有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才得以有效管控住这场突如其来而且传播速度相当快的疫情。”
  是这样吗?民主制度是否因固有的低效率和政治分歧受到阻碍?或者它们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否能更有效地帮助动员全体人民,及其所有私人和公共机构?
  其他亚洲国家对冠状病毒采取了相对有效的防御措施,最明显的是韩国和台湾,这些都是活跃的民主国家,它们在限制出行、积极组织检测和实施严格隔离方面行动透明。他们的反应无疑是吸取了相对较为近期的流行病的教训,尤其是2002-2003年SARS暴发。但这并不需要铁腕措施。
  而同样的“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也是令冠状病毒开始传播的关键原因。政府否认了最初的证据,并让传递坏消息的人噤声,其中最悲惨的是武汉的眼科医师李文亮。等到北京做出回应时,冠状病毒已经向世界范围进发。
  那些赞美民主优势的人往往会引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场饥荒是发生在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的。”森认为,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必须面对选民。他们有防止灾难发生的强烈意愿。
  然而,他的论点与这样一个事实背道而驰:当今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如奥班·维克多(Viktor Orban)、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来说——都是通过民主程序上台的,而且似乎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然而,他们的行动准则更像是“每一次饥荒都要好好利用起来”。
  匈牙利总理奥班已经不断积累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他很快看到,在整个欧洲实施的严厉措施是实现真正独裁政权的完美掩护。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由他的青民盟(Fidesz)控制的立法,实际上等于让他可以开始进行法令统治,取消选举,并惩罚散布“虚假”信息的人。直到永远。
  没有哪个领导人有如此放肆的夺权之举,但有的也已在疫情中找到了政治优势。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执政多年后似乎不可避免要面临着耻辱的终结,但危机让他得到了喘息。他命令大多数法院关闭,推迟自己的腐败审判,并设法操纵在三次无说服力的竞选中挑战他的本尼·甘茨(Benny Gantz)加入紧急“团结”政府,该政府迅速摧毁了甘茨的联合执政。但是以色列不是独裁国家:内塔尼亚胡的举动在媒体和社会中产生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此刻国家正在为了应对冠状病毒武装自己。
  其他政府也已利用这次危机采取了一些本应遭到强烈抵制的行动。印度封锁后,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府颁布法律,方便印度人成为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永久居民。
  环顾世界各地,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防疫过程中存在权力过度扩张。在菲律宾,平时冷酷无情的铁腕领导人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攫取了更大的力量来对抗这种病毒,包括威胁监禁传播冠状病毒假新闻的人——这一措施可以用来对政府的批评者实施刑事惩罚。土库曼斯坦可以说是中亚最专制的国家,对信息控制采取可能最为严厉的措施,甚至逮捕了在公开场合讨论疫情的人。在泰国,2014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总理巴育·占奥差(Prayuth Chan-ocha)宣布,他正在行使紧急权力,包括“如有必要,可审查或关闭媒体”。
  无论专制制度制定的疫情应对措施能够提供的优势有多大,当铁腕领导人选择拒绝威胁存在或提供不一样的叙事时,专制的真正危险就显现出来了。掌握巨大权力的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已允许该国的足球超级联赛如期进行,并且辩称“恐慌比病毒本身对我们的伤害更大”——这与特朗普总统的“对策不应该比问题更糟”相呼应。几乎每个政府都在敦促人们待在家里,卢卡申科却不这样做,反而建议白俄罗斯人每天喝伏特加,定期去桑拿房,以及下地辛苦劳作一番。
  在邻国俄罗斯,普京总统加强了对疫情的防御,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政权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可疑的统计数据。截至周四,俄罗斯感染人数超过3500人,但数周以来,官方报告的数字低得出奇。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俄罗斯也一如既往地加入了中国和伊朗的行列,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这种冠状病毒起源的虚假消息——包括来自北京的一种论点:这是一种美国疾病,可能是由访华的美国军人带来的。
  最后,关于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抗疫能力的比较,很难得出一个确定结论:大流行还远远没有结束,除了治理风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一个国家的财富和资源显然在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往有疾病流行历史的国家,在应对新出现的流行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然而,民主国家似乎仍拥有明显的优势。当中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就能建起一座新医院,而纽约市的医院床位正迅速耗尽时,这一点似乎并不明显。但在美国,信息的流动和公众的互让,可能有助于不断调整对抗这种疾病的策略;错误的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以很快被揭露。台湾一位官员指出,透明度是其政府应对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对1960年以来所有流行病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家。”文章说,一个原因是专制政权“不适合处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动,以及公民与统治者之间需要公开对话的事务”。如果白俄罗斯拥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卢卡申科就不太可能坚持自己的鲁莽立场。
  在这场辩论乃至美国政治图景中的其他许多辩论中,特朗普政府扮演着什么角色,取决于人们在激烈的政治分歧中站在哪一边。美国民主的多样性——地方政府、多样的医疗服务、强势的新闻媒体和诸多宗教团体——可以预防中国式专制统治的形成。但是独裁者利用危机的倾向绝不应被忽视。

  Serge Schmemann1980年加入《纽约时报》,曾任时报驻莫斯科、波恩、耶路撒冷以及联合国分社社长。2003至2013年期间,他在巴黎担任《国际先驱论坛报》的社论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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