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6.26指示”。
“6.26指示”的内容是丰富的。
除了要求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实现转移之外，还对医疗教育、医疗作风、卫生制度的改革等，都指明了方向。
分量最重当属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主席这段颇为激愤的严厉批评，实际上点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医疗卫生不能成为精英自我服务、自我享受的领域；
2、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农民作为人民的主体，他们理当成为医疗服务的重点；
3、这是一个人民共和国能不能名至实归的政治性问题。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人民共和国就会蜕变为老爷共和国。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毛主席的批评对不对呢？他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呢？
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二
由于“6.26指示”的口气相当严厉，所以人们一般会认为当时医疗卫生工作非常差，其实不然。
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行业是发展最快、进步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
建国后，霍乱很快在我国绝迹；
1955年，鼠疫就基本得到了控制；
1959年，性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被消灭；
60年代初，天花宣告灭绝，比天花在世界范围灭绝早了十余年。六零后基本就没有“大麻子”了；
到1965年，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250例/10万人下降到40例/10万人；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
1965年，农村接生员的队伍已经增长到685740人，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得到了充分保证。
以人民公社为中心形成的三级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网，在改善农村卫生环境，保障农村群众健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医疗卫生工作的进步，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由于死亡率的急剧下降，人口迅速飙升，以至于可以“毛泽东阶跃”来形容。
但相应的农副产品增长率却跟不上人口增长率，加上“高积累、低消费”的工业化政策及帝国主义的围堵，“吃不好”甚或一定时期内的“吃不饱”，成了许多过来人的印象，以至于今天还成为许多人妖魔化毛泽东时代的借口。
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如此明显进步，依然被毛主席严厉批评，这里的原因是复杂的。
一方面，从医疗保健制度的覆盖范围上看，农村与城市仍然很不平衡。
当时城镇职工、干部、教师和大专学生等，只需个人缴纳挂号费、出诊费，其他医疗费用就基本由企业或国家负担。同时，企业还为职工的直系亲属负担医疗费用的二分之一。
但这项制度并没有惠及农村。
尽管党和政府也对农村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实行了对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免费治疗和对贫困户的医疗救助等，但农村基本还在持续着农民自费医疗的制度。
另一方面，从医疗卫生资源的分布和投入上比较，农村与城市相差甚远。
“6.26指示”被传达后，卫生部在送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报告中，深刻检查了在这方面工作上的失误——
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
农村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
在经费使用上，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亿5千余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这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当然，“6.26指示”的最根本动因，还是反修防修，保持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性”。
进入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毛主席将反修防修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他深深担心，曾经和人民群众有过血肉联系的执政精英集团，有可能蜕变为凌驾于人民之上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殊集团。
医疗卫生部门服务性强，又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因此，毛主席对卫生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医务人员的革命化问题尤为关切。
1964年8月10日，他就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在他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消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
在“6.26指示”中，毛主席再次批评卫生部是“城市卫生老爷部”，忽视了对农村群众医疗卫生的关心，留在城市里，坐在医院中，隔断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冷落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