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11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右一）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右四）前往北京市，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前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右三）会面。

研究当代西藏史，最大的困难是史料不足，重建史实必须从收集散落在各种解密档案、出版物、回忆录、口述历史中的资料和采访亲历者做起。对于收集到的资料，第一步是考证其真实性。即使是亲历者或当事人的回忆，也会有记忆的错误，更何况西藏问题从产生起就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为了掩盖史实，中共宣传部门，特别是“涉藏宣传”部门几十年来编造了许多谎言，这些谎言和宣传性的文字，以及确实发生过的事件搅和在一起，让有心了解史实的读者一头雾水。

一九五〇年后的西藏当代史资料，大部分是中文资料，除了内部档案以外，很多来自报刊书籍。分散在这些出版物中的历史信息对重建史实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当年的这类出版物，全都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产物。宣传工作是明确地为当下政治服务的，政治需要什么，宣传就怎么配合。这就给研究者一个挑战：既不能忽略这些出版物，又不能全盘相信、也不能全盘否定其中的信息，因此就必须对这些信息加以考证。这些年的研究过程中读了大量的公开和内部的“涉藏出版物”，考证了无数历史细节，期间有苦有乐，也有了一些心得。

从“劫持说”到“让路说”

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在达赖喇嘛出走后十天，新华社首次发表公报拉萨事件。这时候的中国政府需要对国际社会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后不到十年，中国中央政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达赖喇嘛要离开拉萨出走？中国政府给出的理由是“劫持说”：达赖喇嘛被“叛匪”劫持到印度去了。

此时达赖喇嘛还在印度边境附近，得知“劫持说”后，在逃亡途中于隆孜宗建立的临时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按照西藏政府的惯例，达赖喇嘛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反驳“劫持”说。中国政府以此为理由，再次宣布，达赖喇嘛是被劫持而出走的。达赖喇嘛到达印度境内第一个城市提斯普尔，大批世界各国记者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日，达赖喇嘛立即举行记者会，解释了他为什么离开拉萨的理由。至此，对西方民众来说，“劫持说”不攻自破。然而，中国民众运气没那么好，因为中国民众所得到的信息，都是党的宣传部门自酿或者挑选出来，专门喂养中国人的。“让路说”就是中国政府以后对中国民众的解释：达赖喇嘛要出走，中国政府宽宏大量，就让出一条路来让他走。这个说法至今散布于各类资料中。

“让路说”是怎么让的路

“让路说”是专门为中国民众打造的“史实”，然而，达赖喇嘛从拉萨到印度的这条步行两周的路是怎样“让”的？我至今没见到过相关报告、命令等，与“让路”有关的细节全来自于回忆录一类的资料。

比较权威一点的是原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的回忆，他说达赖喇嘛一行渡拉萨河的时候，解放军的大炮已对着河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所以没有开炮，只是看着他们惊慌地渡河。这段回忆说得很具体生动，可是问题就在这具体生动上：一九五九年三月，李觉并不在西藏，当时他在青海金银滩，负责建造“原子城”。他的“回忆”只能是对道听途说的“回忆”。这样的资料在正式编纂的官方史书如《解放西藏史》，或者官方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资料集里多次出现，都是互相循环引用。历史研究者在重建史实的时候有一句行话：魔鬼藏在细节中。把“听说”的“回忆”当原始史料拿出来的时候，就靠研究者对细节的熟悉来辨别，就像鉴定古董和赝品。凤凰网有一篇文章说得非常具体：“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那个夜晚，月明星稀，达赖等人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准备渡河时，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率部早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只要炮一响，这帮人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拉萨河畔。”这段话连语句都和李觉的回忆录相似，作者不知道的是，张国华那个时候根本就不在拉萨。

二〇〇八年以后，出现了一些“亲历者”的回忆，然而这些“亲历者”的话错得过分，使得他们的“亲历”也不可信。二〇一六年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的文章：“据一九五九年参加平叛飞行员回忆达赖出逃时，总参作战部和空军不仅有图—四远程重型轰炸机侦察、定位、指挥、引导和轰炸，在瞄准镜中几次发现由亲戚随从奴隶辎重陪伴的达赖穿着黄袍渡河和行走，但命令不许轰炸。更有计划派伞兵分队乘六架伊尔十二，每机三十人，在六千米高度戴氧气面罩、飞机发动机进行五分钟‘二次增压’来高原跳伞，在约四千八百米的樟木口岸山垭口截住达赖退路，粉碎美国CIA策划出逃阴谋。”这段资料由于提到了达赖喇嘛的穿着、CIA和樟木口岸，很容易找相关史料印证而断定那是全盘的伪造。

“不再有准确的情报来源了”

以亲历者身份的回忆中，有个名叫王圣文的前飞行员的回忆。这人当年是图——四轰炸机的驾驶员，声称自己某次执行任务时，亲眼看到一行人正在渡雅鲁藏布江，其中有个穿黄衣服的人，但得到命令不准轰炸。他说，后来张国华告诉独立四团参谋长赵吉星，图——四在空中看到的，地面上“穿黄衣服的就是达赖”，报告中央，中央说不炸。然而，有照片为证，达赖喇嘛易装出走时穿的不是黄衣服。还有一些回忆，把飞机在达赖喇嘛一行上空来回盘旋说得头头是道，却很容易根据达赖喇嘛本人和同行者的回忆录提供的信息来证伪。

相对来说，原西藏军区张向明二〇〇六年自费出版的回忆录，没有经过宣传部门审查删改，是作者晚年“留此存证”的文字，可能比较真实，他说：“从三月十日到十五日，我们对达赖的情况还能掌握到，从十六到十七日这两天，我们就没有能够接近达赖的人了。所以对达赖三月十七日的出逃，我们不再有准确的情报来源了。”

事实上，达赖喇嘛为是否出走而多次征询乃穹神谕，而神谕是在三月十七日下午才要达赖喇嘛当晚出走。所以，达赖喇嘛的出走决定是非常突然的。出走后头两天，西藏工委根本就不知道，自然也就谈不上拦截或让路。所谓“让路说”至今没有可靠史料佐证。

毛泽东确实说过，达赖喇嘛出走也没什么了不起。对于共产党要在西藏实行占领加改造的计划，达赖喇嘛是否在他们手里不会影响计划的实行。但是，毛泽东没有那样的慈善，也没有那样的计谋要“让路”把达赖喇嘛放出去。否则，毛泽东和军委后来就不会下令务必不能让班禅喇嘛出走，要把班禅喇嘛掌握在手里。达赖喇嘛当时的内外影响力比班禅喇嘛大得多，把达赖喇嘛留住，远胜于留住班禅喇嘛。只是，达赖喇嘛的成功出走，打破了毛泽东和北京的预期，他们或许没想到，对于北京来说，出走印度的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核心问题”。

《动向》2016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