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出炉，宛如将一块巨大巨大的石头投进一个巨大巨大的粪坑，一石激起千层屎。一个星期以来，俺已经被这样的壮观场面给看呆了。就像电影《地道战》里汤司令说的那样，“我倒要看看，这中华民族的大粪坑里，到底能盛多少屎！”

热闹看完了，也该坐下来总结一下俺的感受了。我的第一个感受是，除了中共之外，竟然还有这么多的中国人竟然也是如此不明是非，蛮不讲理，即便是已经出国多年的万维博主，其蛮憨的劲头儿，与当年的义和团农民仍然没有显著的差异。感受之二：中国人用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指鹿为马，自欺欺人等手段整人的能力，也许是世界上最强的。这不能不拜托咱们的“蔫尬蛊动坏”文化。感受之三：中华民族的阿Q 数量，不应当低于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即７亿左右。感受四：中华民族对土地似乎格外地贪婪。即便是几经坐拥９６０万了，但是为了争夺一个小小的岛礁，仍然可以不惜死上十亿人，并且觉得这样做很划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块巴掌大的领土，似乎比阿Q眼中的吴妈还要值钱。一旦开始想了，就必须跟她睡觉，一夜也不能少。感受之五，上帝的确是公平的，它总是把贪婪和愚蠢这两样看似毫不相干的礼物，捆绑式地赠予那些贪婪的民族。对此现象，中国古人司马迁也曾有察觉，所谓“利令智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之所以南海仲裁会让这么多的中国人丧失理智，只有一个解释，这个民族太贪婪。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中国人对南海问题的一面倒态度，进一步印证了我过去的一个看法，即中国的问题，绝对不单纯是中共的问题。从统计意义上说，中国人的民族性，也就是中国人的总体智商绝对是有问题的。具体说，在贪婪这一点上，中共与国人的国民性是一致的。虽然中国人普遍痛恨贪官，但是一旦涉及国际领土问题，官家和民家的贪婪本性一拍即合。近代历史上，中国人已经受尽了世界列强之苦，如今原本应当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不肖于欺负弱小邻国才对。看来，可怜民族必有可恨之处。

然而，在我对照了仲裁结果原文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内容之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无需仲裁，因为《公约》本身，已经对九段线做出了足够明确的否定。这次南海仲裁，只不过是对海洋法公约的一次实例性的例行解读而已。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仲裁庭是否具备法律资质，或者法官的国籍是什么，甚至或者法官是否嫖过娼。除非这个世界上除了联合国海洋法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部精神上与之相反的匪理，那么对于九段线来说，无论是谁来判，结果都是一样的。国际海洋法的法理背后，包含着整个世界对公海的所属性质，即“海洋属于全人类”，这一重要理性精神的共识。虽然中国人大可按照习近平的路子，对仲裁法庭玩选择性反腐或者选择性嫖娼，但是，要想在法理精神上推翻仲裁法庭的判决结果，比登天还要难。

虽然联合国海洋法的内容繁多，但是同九段线有关的部分却是十分地简单明确，总共不超过三句话：１。任何国家不得对公海的任何部分声称主权。（No State may validly purport to subject any part of the high seas to its sovereignty.(Part VII, Section 1, Article 89）)；2。一个国家的领海（territorial seas）自海基线算起不得超过十二海哩（Part II, Section 2, Article 3）；３。一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自海基线算起，不得过二百海哩（Part V, Article 57）。按照海洋法所划定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总共占去了世界全部海洋的大约三分之一。因此公海(high seas)，或者叫国际水域，就是指除去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全部海洋。当然也包括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九段线的实质，是划公海为领海，不仅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先例，而且与海洋法精神存在着刚性抵触。与其他任何国际仲裁案例不同，九段线主张完全不存在胜算的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世界都不可能单独为中国开这个先例。

要想把国际海洋法的真实地位说清楚，就不得不聊几句国际政治。我这里尽量使用最简洁通俗的语言。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反映在国际政治方面，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所谓现实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的。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常态。世界能够维持和平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实现两极或者多极平衡。打个比方，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一个没有政府，没有城管，没有居委会的生活小区。邻居之间为了争地盘和各种其他利益大打出手是不可避免的。维持邻里和睦的有效手段，是在小区里打出两个或者多个黑老大来。其余的家庭，只要紧紧团结在几个黑老大周围。就能实现谁也不敢打谁的和平局面。

理想主义，也叫自由主义或者理性主义。理想主义者认为，娘西皮！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咱人类不就跟亚马逊的猴子一模一样拉吗？难道人类真的就找不到一个比猴子更聪明的办法维持和平吗？理想主义第一次取得大胜，还要归功于二战。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到二战开始，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一直是占上风的。那时，理性主义简直就是乌托邦的同义词，而且还是个贬义词。

大体上说，二战胜利之后的国际秩序，是理想主义者们利用人们对战争的残酷性余悸未消的机会，趁热打铁，迅速地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包括联合国组织以及海洋法公约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别说，这趁热打铁的办法还真的很管用。如今已经有一百六十多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公约。不得不承认，对于理想主义者们来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国际法的公信力，首先在于规则的公平性和说理性。例如，这个世界上除了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拥有很长的海岸线的国家之外，还有四十八个像蒙古国这样的所谓“陆锁国“。将公海规定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自然会受到这些陆锁国的支持。瞧，不用抢也有俺一份。如果用功利主义的语言来解读（因为中国人只懂这一种语言。如果说别的语言，怕被人骂俺狗屁不通，真是没办法呀），那就是，海洋法反映了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南海的问题，不在于哪个国家能否靠着军事实力获得一时的占领。而在于占领完了之后怎么办。尤其是，当中国公然挑战现有的并且非常成熟的国际秩序的时候，就必须考虑中华民族的长期预后问题。近代史上，对世界文明曾经造成，或者将有可能造成极大破坏的极端主义思潮，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类：１。极端宗教主义，例如ISIS;２。极端种族主义，例如纳粹德国；３。极端贪欲主义（Avarism），例如成吉思汗。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都具有原教旨的特点，属于极端理性主义的一种。即个体的牺牲，并非是为了纯粹的物质利益。而是为了某种超越物质的理念。也许这个理念是反动的，甚至是反人类的。但是，二战后，德国人通过自我反省，实现了民族的再振兴。我相信，将ISIS同普通穆斯林彻底剥离，并最终消灭之，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相比之下，蒙古民族的兴衰历史，有点像当年的恐龙如今退化成为一只普通的鸡一般。像中国和当年蒙古这样的没有理念，没有宗教的贪欲主义文化，属于一种绝对的世俗文化。这种完全不受的约束的放荡不羁式的贪婪，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是不相容的。就像非洲猎狗，人人讨厌。中国一旦发动战争，那么龙变鸡，肯定也将是中华民族的宿命。

爱国主义总是将自己的国家利益，同国际秩序对立起来。我发现，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有点像兔子发情，哪天想交配，哪天懒洋洋，是一件很没谱的事儿。就连人民哪天可以吃肯塔基，哪天不可以吃，也都要由他们的激素水平来决定。例如，昨天吃肯塔基没问题，今天吃就是汉奸。爱国贼不仅发情期像兔子，就连胆量也跟兔子一样小。例如，他们从来不敢到给肯德基发放营业执照的政府部门去闹，只敢跟普通老百姓和消费者较劲。这算神码胆量。

将当年的五四运动，与当今的保卫南海运动做一个对比也很有意思。我发现，在通向民主的路上，所有的中国人都要面对一个似乎是无法超越的悖论，我管它叫“赵家楼悖论。”首先，中共很纠结。一方面，它们总是企图把屁民的造反情绪直接引导到太平洋上去。不幸的是，在在屁民和太平洋之间，还隔着一个赵家楼。中共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让屁民在不火烧赵家楼的前提下，直接奔太平洋撒丫子而去，然而这几乎是办不到的。从这一点来说，习近平的水平，无论跟毛泽东相比，还是跟北洋政府相比，差的都不是一点点。之所以毛泽东赞美五四运动，是因为他自己不住在赵家楼里。之所以北洋政府不主动忽悠学生搞爱国运动，是因为他们知道引火烧身的道理。相比之下，我认为习近平的智商肯定是有问题的。其次，爱国愤青们也很纠结，一方面，中共通过媒体的一面倒的煽动，先给愤青们灌上一肚子气，然后又不让他们上街撒气。就让他们这样憋着。您说中共他损不损？太不人道了吧。最后，我个人也很纠结。一方面，我常常骂愤青们一脑子屎。另一方面，我又很同情他们。因为他们都是中共洗脑的受害者。得，俺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爱国愤青们能够在化作炮灰之前，顺手也把赵家楼给烧了，那么咱们之间的恩怨也就扯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