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許生”到“催着生” 趙晗2018年09月14日 中國西北某縣王牌計劃生育（下稱“計生”）幹部張寶強的人生，在2016年1月1日突然調轉了方向。那一天起，中國開始實行全面二孩政策。 “2016年以前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天天出去抓超生。現在主動服務人家生二胎，以前這（些人）都是被管理的對象。”張寶強時常想起往昔輝煌：在他的領導下，縣裡曾憑“結紮最多，超生最少”，連續五年排名全鄉第一，出去開會倍兒有面子。 進入2018年以來，中國各省紛紛出台各類鼓勵生育二孩的政策。《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評論稱“生娃是家事也是國事”，呼籲落實全面二孩政策。在生育率連創新低的背景下，放開生育的呼聲此起彼伏。 政策掉頭的同時，全國近八百萬計生人員也開始艱難轉型：從“追着人做結紮”變成“追着人做孕檢”，從強勢不許生、變成“低三下四”求人家生。曾經刷滿農村牆面的“打出來！墮出來！流出來！就是不能生下來！”變成了“放開二孩政策好，生對兒女好養老”。這些變化令計生人員無所適從：不是說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必須長期堅持、絲毫不能動搖嗎？不是說資源緊缺、人口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沉重壓力嗎？三十年來，他們為祖國發展想方設法限制生育，如今又是怎麼個說法？他們今後該怎麼辦？ 貼錢請人做孕檢，依然完不成指標 張寶強現在的考核指標是：每年催生200個二胎，完成100個免費孕前優生體檢。 2015年底，張寶強所在的縣鎮計劃生育辦公室在名稱前加了“衛生”二字，和婦幼保健部門正式合併。張寶強的主要工作變成宣傳二胎、優生孕檢和產後母子保健。 為了鼓勵生育，縣裡申請經費買了一台四維彩超儀和唐氏篩查儀。張寶強拿着一份花名冊，上面記錄着他轄內符合條件的育齡婦女信息和聯繫方式，重點宣傳對象是新婚和第一胎產後兩個月的婦女。張寶強恨不得天天打電話求着人家，承諾優生、唐篩、B超檢查全免費。爽約常有發生，說好了又不來，免不了又要打上幾個電話。 張寶強他們還開通了微信公眾號，成立了微信群，經常在群里宣傳：“好消息！計劃懷孕夫婦，縣保健所提供免費體檢。請相互轉達。”群聊和私聊都服務到家，有信必回。 入戶宣傳一直是張寶強的強項。過去是四五個人坐車去，先把計生對象一家人震懾住。現在則是自己一人登門拜訪，帶着印有二孩政策的宣傳小書包，挨家挨戶發送。 或許是擔心人們不太適應突然鼓勵生育，宣傳小冊子還特地對人口和資源的關係做出了解釋：“據有關部門測算，我國的能源、糧食等供給都在可承受範圍之內，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不會影響國家既定資源環境戰略目標的實現。”此外還預測了全面二孩政策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直接拉動對婦幼健康等領域消費”、“有利於穩定經濟增長”、“盤活存量、優化配置”。 但無論張寶強怎樣努力，每年100個孕檢指標還是難以完成。政策放開了，可每年自願生二胎的，只有不到60個。剩下的40個指標，給誰檢查？ 相比過去指標明確規定“計生政策符合率95%以上”，全面二孩的評價標準顯得更加微妙。張寶強揣測，“什麼叫全面？全面的意思就是百分之百的生二孩，符合條件的都應該生。”但他也明白，“百分之百生二孩，必然百分之百做不到。”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在全面二孩政策首次實施的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1786萬人。到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下降到1723萬人。出生率、自然增長率均開始下滑。據經濟學家梁建章和統計學家黃文政預測，到2050年前後，中國出生人口可能萎縮到每年約800萬人，只占世界全年出生人口的5%。 張寶強認為，低生育意願，主要和高昂的教育、住房成本有關。所謂“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張寶強所在的地方還比較落後，但城裡的房價已經漲到四五千一平米，和他的月收入不相上下。與此同時，在孩子教育方面，誰也不願意落後，隨便上幾個興趣班，每個月也要幾千塊。 結紮，講究“一個都不留” 上世紀九十年代，張寶強從醫學院專科畢業，在醫生和計生幹部間選擇了後者，到鄉鎮計生辦公室當了一名宣傳員。一起畢業的同學中，有三分之一幹了計生，有的在鄉鎮搞計生宣傳，有的在計生醫務室做結紮、上環（指在子宮內放置節育器）和引產手術。計生工作在當時是一份美差，待遇好、地位高，可見國家對計劃生育的重視。單位領導說了：“每年都要建計生服務站，要創星級鄉鎮站”。 張寶強所在的鄉鎮計生辦公室，輻射周圍一萬多人。過去，他的主要任務是宣傳“少生快富”，重點盯防蠢蠢欲動的“純女戶”（即家庭所生均為女孩），帶婦女去計生站做結紮。 按規定，夫妻雙方都是農業戶口，可以生兩個。一方為非農業戶口，只能生一個。當時的口號是“一環二扎”，意即：生完一個必須戴環，生完兩個必須結紮。農村戶生一胎和二胎間隔必須滿4年，否則“超間二胎”也算超生，影響計生考核指標。 張寶強治下的結紮，講究“一個都不留”——對生完兩胎的農村婦女實行強制結紮。他一直將鄉里的計生政策符合率保持在95%以上。對於已經生了兩個女孩，就盼着一個男孩的高危戶，他們好說歹說，連哄帶嚇，逼着做結紮。這工作量可不小，每年全鄉有二十多“純女戶”，動員一戶至少要二十多次，一刻不能放鬆，“一不留神他們就懷孕了”。 在華南某縣，計生服務站的何秀虹幾乎是計生政策的同齡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直干到現在，專做計生宣傳、結紮和引產工作。 和張寶強一樣，何秀虹的計生服務對象主要是女性。因為男的結紮後，往往心理壓力很大，回到鄉村，會被嘲笑，性功能隨之出現障礙，於是就轉為給女性做輸卵管結紮。 湖北計生幹部段玲，在計生的榮譽上也不遜色。上世紀九十年代，她從衛生學校畢業後，進入計生服務站工作。九十年代末是計生管控高峰期，段玲連續幾年每年流產兩三百例。 段玲負責的地區，做引產的很多。因為當地被群山包圍，有的村落本身就在高山上，超生孕婦不易被發現。二者，即便發現了，周圍也有着絕佳的躲藏條件。這樣一來，找到後往往要施行引產手術。不論懷孕幾個月，不論怎麼央求，“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是一道紅線，是一票否決”，孩子絕對不能留。在深山老林發現目標，靠的是告密者。把孩子解決掉，告密者會收到一筆獎勵金。 孕婦被送去手術室，搶人的兩隊人馬已在門衛對峙。家屬知道孩子引下來很可能是活的，一旦聽到孩子的哭聲，馬上衝進去把孩子搶走。另一隊人馬——計生部門安排的公安和警察也等在門外，再次從家屬手中把孩子搶回去，“弄死”。 “跨省追捕”也是張寶強的家常便飯。因為有專項經費抓超生人員，張寶強一旦收到消息，便組織村幹部等一行十餘人，迅速出發。若在臨近省份，就包車前往；若遠，就搭火車，趕到超生家庭打工的地方，根據線人提供的線索，連夜“抓捕”。超生戶如果配合，就帶去附近的醫務室，該流產流產、該結紮結紮。但後者通常都極不配合，那麼就不客氣了，一行人把目標強制帶回老家，動手術。 在張寶強、段玲這樣的計生幹部的齊心努力下，中國的人口增速得到了有效控制，每年新生兒數量從1990年的2800萬，下降到1999年的1500萬。 不敢一個人下鄉工作 張寶強心裡也犯過嘀咕：“幹這個和心裡有點違背，結紮不人道，學醫的是知道的。但是每年都有結紮任務、指標。” 按照規定，農村戶口家庭生完第二個小孩後，就要結紮。有幾個婦女，結紮剛做完，小孩夭折了。 張寶強所在的鄉鎮非常落後，村里還流行着一種看法：誰家沒生出兒子就是報應，是因為沒有積德行善。不生兒子的婦女會被人辱罵，“斷後”是極大的不孝和恥辱。有時壓力太大，受責罵的婦女會跑來找張寶強哭訴：“你不給我們結紮，我們就不受這些氣。” 結紮併發症的高發也令學醫出身的張寶強感到揪心。村里老有婦女說做了結紮後肚子疼，影響幹活。那時張寶強還沒有經驗，也沒做腹腔檢查。他曾經懷疑大量婦女腹痛可能是結紮手術造成的，直到有一天，他聽一個同學說，計生做的這種輸卵管結紮手術，發生盆腔粘連情況的特別多，但“你在做這個工作，也不能說”。 雖然已經離開了計生工作，但段玲始終不敢直面過去：“良心一直受着很大的煎熬”。 她曾經遇到過已經足月的產婦，快要生的時候，不幸被計生人員逮住了，強制送來做引產手術。她引產下來的孩子很有可能是活的，但是領導說，“你不能讓這個孩子生下來是活的。否則會影響我們的計劃生育率，會影響整個鄉鎮的工作考核！” 領導會千方百計給醫生施壓，老醫生們被迫想到很多辦法，比如在小嬰兒頭伸出來之前趕緊在頭上打一針，或者生下來要哭的時候把嘴捂住，丟進水裡……段玲一開始根本干不來這些事情，老醫生見她犯怵，就把這些活都攬了過去。 曾經，段玲他們下鄉做任何計生服務都要收錢。九十年代，給育齡婦女做檢查，一次收費2塊。此外，人流、引產等項目，都要村民自己出錢。回想起那段歲月，段玲有點不好意思，“試條檢查，一次可以收10塊錢，基本上我們想怎麼收就怎麼收。” 面對遲遲不繳納社會撫養費的，領導也有辦法。有一次，領導帶着段玲一行人下鄉，直接去超生戶家裡拿東西，還拿了不少糧食。還有一次，他們拿着鋤頭去一個生活困難的超生戶家庭，爬上房子，把房頂給扒了。 計生幹部和群眾之間關係惡劣，是長期積下的怨。何秀虹和同事們一下鄉，村民打老遠看見就跑，邊跑邊罵：“做絕種的工作！”有一次下鄉正趕上人家辦酒席。看見他們來了，酒席的主人賓客全跑了，邊跑邊發出警報：“閹雞隊來了！” 無論是段玲還是何秀虹，都不敢一個人下鄉。做其他工作的，下鄉還能有口粥喝，計生人員下鄉，連口水都沒有。雖然有車，但他們下鄉還是經常要走路。因為常有村民把他們的車攔下，不讓通行。他們的車掉進坑裡，也沒有人來幫忙，還向他們扔石頭。在其他地區，還出現過計生幹部被村民拿刀追砍、潑糞等事件。 他們也聽說過1991年山東聊城發起的“百日無孩”運動。為降低人口出生率，聊城冠縣和莘縣要求自5月1日至8月10日間，一個孩子都不許生，當地官員強令計生人員、公安、武警抓人，確保所有懷孕婦女從5月1日起強制墮胎。諸如“上吊給繩，喝藥給瓶”、“寧肯斷子絕孫，也要讓黨放心”、“寧肯流出來，不許生出來”的標語遍布大街小巷。 “計劃生育同齡人”何秀虹不會忘記，1980年盛行的“人口控制論”宣稱：若不實行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到2075年將超過40億。 無論當時和現在，都有學者不認同這種推測。《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指出，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中國的生育率也會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下降。例如從未干預生育的印度，生育率從1980年的4.8自發下降到2017年的2.18。不過，這樣的判斷至今都“不合時宜”，被國內專家眾口駁斥。 “計生工作做不好，所有的升遷、福利、住房都沒有指望了。”雖然有時受到良心的譴責，但段玲很快又想開了：“計生是第一考核指標，一票否決一切。看到再可憐的情況，在計生面前，也不能通融。” 段玲所在的湖北省曾經實行着極度嚴苛的計生政策。“一票否決”指的是，無論是誰，凡是違反計生條例的，用人單位一律直接開除。多年後，實行“一票否決”的湖北省在最短時間調轉了船頭，咸寧市率先出台了惠及二胎的政策：產假延長至6個月、允許孕期和幼兒小於3歲的女職工申請彈性工作時間和地點，在入學、醫療、住房、職稱評定、薪酬分配等方面對生育二胎的家庭“給予傾斜”。 被“卸磨殺驢”的計生幹部 張寶強現在特別想回到醫院去，卻又苦於長期不接觸臨床，早把醫學技術遺忘了。參加同學聚會，他發現當時選擇當醫生的同學，幾乎都評上了高級職稱。再看干計生的，最高評到中級，月收入差距有1000元。 部門合併後，張寶強除了宣傳二胎，還要制定扶貧計劃、指導養殖、驗收田產等，跟他的專業技術一點都不沾邊。 相比之下，純粹干宣傳出身的計生幹部，轉型起來可能更容易。反正光憑一張嘴，讓說什麼說什麼。過去宣傳“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現在宣傳“二胎家庭才幸福”。 看到2016年湖北公安縣三十多個計生幹部上訪的新聞，段玲越發慶幸自己轉行轉得早。她一直關注計生方面的新聞動態和人口形勢，判斷放開二胎是必然趨勢。與搞宣傳的張寶強不同，段玲自認沒有荒廢醫學技術。2014年，她努力調到了社區醫院，從此告別計生生涯。 湖北公安縣的計生幹部自2006年鄉鎮機構改革後，被取消了事業編制。但當時社會撫養費（即“超生罰款”，徵收對象為超生的城鄉居民和農民）還可以按30%返還鄉鎮，用於計生工作，他們的待遇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數據顯示，中國的社會撫養費年徵收規模在200到300億之間。有的小孩已經上了大學，父母還在被追繳社會撫養費。在一些地區，沒有按時交社會撫養費的，還會被列入徵信黑名單。 如此巨大的經費，使用情況一直成謎。其中可以明確的一個去向是，返還給基層政府和計生部門，或列為計生人員獎勵。2015年後，社會撫養費返還機製取消，計生幹部從中“一分錢也拿不到了”。 上訪的計生幹部稱自己“成了棄子和路人”，被“卸磨殺驢”。他們坐在縣衛計局門前，拉起橫幅“落實中央政策，保我應有待遇”、“穩定計生隊伍，還我應有身份”。計生站和衛生局合併後，往往是原衛生部門的人當一把手，原計生部門的人則感到“處於劣勢，沒有話語權，不受重視”。 據《第四次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系統人事統計公報》，截至2005年底，全國計生系統共有在編人員50萬名。另據原國家計生委2009年公布的文件，除在編人員之外，全國還有約120萬名村級管理員和600萬名村民小組長做計生工作。這麼多人，如何安置？ 實地走訪計生幹部不難得知，從計生到催生，雖然國家政策變得快，但計生幹部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沉重壓力沒有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係沒有改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必須長期堅持絲毫不能動搖”等口徑早已深入很多人的骨髓。比如何秀虹，她並不知道專家們討論的什麼人口形勢，政策的轉變令她“搞不懂了”。 易富賢也質疑這種轉型安排。他指出，發展人口並非靠單一部門能夠解決。再者，根據國際經驗，在日本、德國、韓國等設有專門負責人口政策部門的國家，生育率也不高。易富賢建議將計生人員轉崗分流，可考慮為失獨家庭、老無所養者提供服務。 陝西省已經做了一些嘗試，從2014年11月起，陝西商洛共69名鄉鎮計生幹部，通過專業培訓，轉型成為促進嬰幼兒早期發展的“養育師”。這是一項嬰幼兒早期發展干預試驗，名為“養育未來”，由中國國家衛計委和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共同推動，項目的牽頭人之一，是一直關注中國農村發展的斯坦福大學發展經濟學教授羅斯高（Scott Rozelle）。 “養育師”每周要上門完成為農村嬰幼兒定製的遊戲和活動。羅斯高希望藉此項目讓貧困農村的嬰幼兒也能獲得科學且充分的早教，縮短農村和城市孩子在閱讀、理解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 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張慶寧的團隊則在探索，計生幹部如何發揮“有人的地方，就有計劃生育”這一優勢，轉做艾滋病預防和性教育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