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能不能自我纠错？逻辑问题！

文：格致夫

自我纠错？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很难的事情。史书上称颂所谓“从谏如流”的明君，即使不乏夸大其词，也是少之又少，好吗？还有什么罪己诏、削发代首之类的事儿，能够成为津津乐道的美谈，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而现实中，吃瓜群众更是门儿清：海内外不计其数的专家学者、民运人士、各路观察评论者、以及网络写手，多年来，一直在不断预测中共垮台的时辰即将到来！却总是被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无情打脸和教育，他们可曾自我纠正过？“中国崩溃论”的鼻祖章家墩至今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民运人士们还在依然故我地神机妙算中共被推翻的大日子何时到来；就是一些拿偏见当真理的写手们，也仍在使出浑身解数捕风捉影，试图找补他们丢失无数回的脸面，哪曾有过自我纠错的态度？

当然，自己坚决拒绝纠错，也同样不相信中共能自我纠错，似乎也符合他们的道理和逻辑。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他们中的代表，已经有了理直气壮的“回答”。

一篇大作自相矛盾的强悍逻辑

万维林孟编译了美国学者裴敏欣发表于日媒的一篇大作，所用标题即以无容置疑的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要独裁政权自我纠错？没门”！（以下简称“没门”文）

该文首先承认：“中国领导人可能不必竞选公职，但他们仍然要为公众舆论和政权内部激烈的竞争负责。”作者相信：“中国现行的外交政策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注定危及中国的经济前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反思，不可避免地导致全面检讨习近平的内政，并发现许多可谴责的地方。”

问题来了：既然作者认定，人们看到了习近平和中共的问题所在，有“许多可谴责的地方”，而习近平“要为公众舆论和政权内部激烈的竞争负责”，这怎么看，都不是在论证中共不能自我纠错，恰恰相反，更像是道明了中共自我纠错的内外压力机制——外部的公众舆论和内部的激烈竞争。

但话锋一转，作者又从另一个方面强调：“总体上看，中国自2013年开始出现惊人的倒退。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政治上新毛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结合成为意识形态正统。领袖个人崇拜被那些为习近平抬轿子的人所复兴，但习却没有阻止他们。个人崇拜是对中共及其精英致命的威胁，因而也是邓小平及其同事努力根除的东西。更有甚者，习近平在去年的中共十九大没有按照邓的不成文规定，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今年3月，他竟通过人大会议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没门”文的主要结论是，“根据历史的经验，独裁政权对错误，尤其最高层犯下的错误，自我纠错的能力薄弱。”

作者在这里把中共极力描绘为僵化、且与世界背道而驰的政党，习近平已经成为独裁者，中共“意识形态正统”已经退化为“新毛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如果有人觉得这样的表述逻辑过于强悍，不如此这般，又能怎样？唯其如此，才能得出中共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的结论！

但很遗憾！这样的行文和论证方式，难免过于牵强和缺乏说服力，结论尤其突兀，更要命的是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且不说“没门”文对搞了40年改革开放的中共，定性为僵化、走回头路，缺乏足够的可信理据，退一步讲，即使假定作者对中共的这番定性确有道理，也与其前面的表述无法首尾相顾。试想，对于一个独裁政权而言，独裁者必然是一言九鼎范儿，反对派大可死无葬身之地！哪来的“内部激烈的竞争”可言？！独裁政权既然可以为所欲为，又哪里需要对什么民意和公众舆论负责？！

关于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问题

“没门”文一个似乎在理的说法，就是“领袖个人崇拜被那些为习近平抬轿子的人所复兴，但习却没有阻止他们。”其实，这个问题必然会得到解决。这倒不是本人要当事后诸葛亮。早在去年中共19大前的8月，笔者在《习近平班底正向危险的歧途漂移？》一文中即提出警告：习成为中共领导核心后，“能否抵挡住权力的腐蚀，特别是专权与个人崇拜的诱惑，才是执掌当下中国所有挑战中最大的考验！”

而当时本人虽然不清楚，一旦出现个人崇拜问题会以何种方式解决，但在不久后的一篇中，笔者就明确表达了进一步的坚信：“开历史倒车，从来没有好结果。”“21世纪的任何正常人，没有理由崇拜任何权威、任何领袖。在某种意义上，制造领袖崇拜，也包括崇拜领袖，与助纣为虐无异，意味着对人民的一种间接犯罪！自古以来，抬轿子、吹喇叭者之恶，集中于此！”

“21世纪的今天，世界已经进入网络和信息时代。邓小平开启的中国40年改革开放，其巨大成果之一就是，在物质文明进步的基础上，让相当大部分的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与精神面貌上获得解放，其一般见识与价值观基本能够保持与世界同步。而表面上对习的崇拜，主要体现于各级官员基于利益考量，而刻意表达的虚伪阿谀奉承和吹捧。没有理据支持，21世纪的中国人还能重演半个世纪前那种对毛愚忠性质的膜拜！”

从中国政坛近期发生的种种低调变化来看，对习的个人崇拜现象已被叫停。而这只能来自习本人的旨意，当然可能由湖南女子向习画像泼墨事件所触发，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即使没有这个小插曲，或早或晚，这类倒行逆施都会被解决，区别只是以何种方式发生。据媒体报道，习核心已有一周时间没有在官媒露面了。这在一个月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看来，系统性清理个人崇拜性的东西，回归正常报道，已经在执行中。

中共究竟有没有自我纠错机制？

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判断和预测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基于历史和事实的逻辑分析问题。

自习近平上台，形成所谓“习王体制”，并开启史上空前的铁腕反腐和军队大改革以来，特别是一年前习成为中共领导核心，19大更被抬轿子者奉为“英明领袖”以来，正是那些一天到晚算命中共要垮台者，使出浑身解数论证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共一言九鼎的专权者，其权力直逼毛邓，无人能及！可是，话音未落，近期中国刚刚有点所谓的风吹草动，同样还是这帮人，又立马儿转身，毫无心理障碍地开始臆测习近平即将玩儿完，很快就要下课，云云！前面说过的话立刻都不作数了，他们从来就不需要前后逻辑一致。这种颠三倒四，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行为，对他们来说，从来不算事儿。对于中共的判断，如果基于他们的说法，什么都可能都有，但就是难有真相！

其实，笔者对“没门”文前面部分的诸多阐述是赞同的。而在中国特色环境中，中共至少表面定性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特别是攸关执政基础这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也就必然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类性质不同的纠错压力机制。外部的压力来自百姓民意、公众舆论（非官方）和国际社会。这类压力类似于一种物理上的“势能”，但在中共的特色制度里，这种来自外部的“势能”几乎不能单独发挥重大作用！该类“势能”的真正释放，有赖于内部压力的运作。

而内部压力则微妙又复杂。有党内同仁的理念与政见分歧，有派系权斗需要，亦有利益集团的博弈。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关键时刻就可能发挥重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外部压力只能通过内部代理人才能发挥作用。而一个客观事实是，在集权程度较高的体制中，内部压力趋于无能为力，外部势能也就无法发挥出来。

1989年的民运失败，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那场民运属外部势能引发，以纠正中国的政治生态为目标。而在中共内部，亦有赵紫阳这样的最高层改革派成为外部压力的同情者。但由于以军委主席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有决定性的实权在手，尽管民意、国内外舆论都不在他们一边，危急时刻，却可以通过军队控制局面。那么，“六·四”悲剧可以作为外部压力对中共纠错没有意义的证据吗？不可如此绝对。在邓为代表的红色江山派眼里，此前中共犯了“一手软一手硬”的错误，“六·四”悲剧就是一场不得已的纠错行动！何况，今天习时代的中共已经不是邓时代的中共，外部压力通过内部代理人促使中共自行纠错的机制也就不能忽视。

而事实上，中共一直都存在自我纠错机制。只要对中共历史有基本了解，就不难看清这一点。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对共党分子大开杀戒。中共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纠错，决定走武装斗争之路。通过在南昌、广州等地发动起义，中共开始掌握枪杆子。1936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主要是纠正军事策略问题，同时确立了毛的领导权威。中共建政后，在毛终身专权下，发动了反右、文革等灾难性政治运动，直至邓小平时代才得以纠正。这样的悲剧今后没有重演的理由。

进入江、胡、习时代以来，是非曲直暂且不论，中共一直都在在针对过左或过右采取自我纠正行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否认中共的自我纠错机制，就无法解释，近百年来，在国际、国内异常险恶的环境中，中共为何能够一路发展壮大，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政党；也无法解释，在中共成立不过27年后，如何能从刚刚取得二战胜利的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同样不能解释，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崩溃、东欧变天、中国发生“六·四”悲剧那种极其不利的严峻局势下，同样是马列主义的共产国家，中国如何能够独善其身，中共能够安然无恙；甚至也不能解释，在长达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何以能够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诸多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