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50年前“五月风暴”随处可见这些口号：“想象力当权！”“禁止‘禁止’！”“自由即参与！”“能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就是自由！”“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越是做爱就越想干革命！”有几分符合中国文革意识形态？有多少恰好是中国这边正要横扫？


　　老高按：抓住“红五月”最后的尾巴，我想推荐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的一篇介绍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文章——中国人乐于与“五月风暴”拉近空间、心理和社会运动的距离，称之为“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今年整整半个世纪，值得纪念和反思。
　　钱钢文章中的一个主角，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白夏。半个月前，位于纽约的中国研究院筹备一场题为“西方世界的造反风暴：文革的国际影响”的研讨会，一度试图设法联络白夏，想请这位法国“五月风暴”的参与者、亲历者通过远程视频参加、发言，后未果。钱钢这篇文章弥补了这个缺憾：他请白夏带着他到当年造反抗议的现场踏勘“走读”，更为真切也更为全面。
　　钱钢告诉我们，尽管抗议运动一爆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给它贴上了一个“法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标签，中国《人民日报》更放大音量，高调宣称它“是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但我们不能被这个标签给误导了：这场不到一个月就骤起骤停的抗争，其实与中国的文革，仅仅是部分形似而已，正如钱钢所说——
　　2018年的“走读”使我确信，并不存在什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使用语词的原意，“五月风暴”倒真是文化的革命，但它和那种从奉旨造反到全面专政的“文革”是两码事。


　　“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关于1968“五月风暴”的“走读”

　　钱钢，尽知天下事

　　（2018年4月，巴黎拉丁区，书店摆放了多种有关1968年“五月风暴”的书籍）

　　法国与文革

　　50年前此时，“法国五月风暴”的消息传到文革中的中国。当时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电视机，人们从广播听到、从报纸上读到法国的新闻。
　　5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反对现行腐朽教育制度抗议当局镇压学生运动 巴黎一万多学生教员举行声势浩大示威》；
　　5月9日、10日、13日，该报持续报道法政府“血腥镇压”和师生的“英勇搏斗”；
　　5月16日：《法一千万工人总罢工支持学生斗争 巴黎八十万群众大示威震动全法国》。
　　5月22日至25日，人民日报连续4天的头版头条都与法国的事态有关。27日，头版头条刊登社论《伟大的风暴》，高度评价法国学运工运。

　　1968年，“法国”一词在人民日报标题上出现100次，其中5、6两月的77次全部与“五月风暴”有关，年度和月度语温都达到“沸”级。
　　《人民日报》将法国“五月风暴”和中国文革连在一起，强调它“是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开展，加速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西欧、北美的传播，在这些地区的学生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的人正在不断增加。巴黎大学有些学生在校院内挂起毛主席画像，升起中国国旗，张贴毛主席语录，表现了他们对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热爱。（《人民日报》，1968年5月27日）

　　西方媒体上出现了一个新词语。

　　5月18日，《经济学人》以“法国的文化革命”（France's cultural revolution）为题，报道“五月风暴”。“法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词语在1968年后的半个世纪中广为流行。

　　去现场

　　2018年4月6日，我在巴黎，请“五月风暴”参加者白夏（Jean-Philippe Béja）带我到当年的抗议现场。阳光不错，街边到处是喝咖啡晒太阳的人，但春寒犹在。白夏见我带着羽绒服，穿了脱，脱了穿，冒出一句法国俗语：
　　“4月一丝也别脱，5月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很快明白，这后一句其实也是50年前的流行语——我在拉丁区小书店摆放的纪念1968的书籍上看到它。
　　拉丁区，中世纪就是大学区，因那时大学使用拉丁语得名。1968的“青萍之末”是巴黎郊区的农泰尔文学院。3月，抗议学生占领学院行政楼。5月初，位于拉丁区的索邦大学（即巴黎第四大学）开始骚乱。

　　（索邦大学，2018）

　　5月6日，街垒首次出现。白夏把我带到索邦大学门前。这里的道路至今仍用小方石铺成。1968年，学生就是撬起这样的石块，筑起街垒。

　　洛朗·若弗兰著、万家星译的《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称，“巴黎的革命者有撬铺路石的传统”。19世纪，巴黎市民曾用街垒阻挡政府军的骑兵和子弹。20世纪，构筑街垒更像一种仪式。正如5月的口号所宣称：“街垒封闭了街道却开辟出道路”。当然，铺路石也是武器。5月6日，学生的石块，警察的催泪瓦斯，构成第一次交战。
　　白夏当时和一位女生在圣塞菲林街上，看到警察压来，他们装作旁若无人拥抱的情侣，看着警察从身旁通过。
　　更大的冲突发生在学生占领拉丁区的5月10日夜晚和11日白天。洛朗·若弗兰称其“巷战之夜”：“临近巴黎大学南端的街道全被应急的街垒切断了”，“掀翻的汽车，锯断的树枝，成堆的桶罐、拔下的路牌越来越多，有的竟然达到3层楼那么高。”
　　石块、棍棒、自制燃烧瓶与催泪弹、震爆弹激烈对抗。这是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

　　法国电影导演让-克劳德·卡里耶尔目睹了催泪弹的威力。他在《乌托邦年代》一书中写道：“在圣日耳曼德佩车站，我看见一百多乘客哭着搭乘地铁，人人都用手绢捂着脸。原来警察在街上投掷催泪弹，结果滑进通道，滚下了楼梯。连检票员都泪流满面。”
　　白夏带我走过盖-吕萨克大街、圣米歇尔大街、圣日耳曼大街，踏勘半个世纪前他亲历的“战场”；走过“巷战之夜”后被抗议者占领的戴奥翁剧院，走过示威队伍多次经过的卢森堡公园。
　　现场观察，有助估量当时冲突的规模。规模最大的冲突，从5月11日凌晨2时警方突击街垒开始，清晨5时半结束，共3个半小时。洛朗·若弗兰称，街垒总数30个，当时《人民日报》报道，街垒有50个。这次“交战”有数百人受伤，无人死亡。整个“法国五月风暴”，共死亡5人，两个学生，两个工人，一个警察分局局长。
　　让-克劳德·卡里耶尔说：“在今天大多数来自那时的照片和电影镜头都与暴力有关。”暴力是真实的。但在“取景框真实”之外，还有别的。

　　为什么？

　　1968年，法国人的日子过得不错。《1968：撞击世界之年》（马克·科兰斯基著，洪兵译）一书称：从1963年到1969年，法国的实际工资增长了3.6％。1968年，法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于1950年相比，提高了两倍多。
　　没有经济危机，为什么爆发社会危机？
　　1968年，白夏18岁，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学生，同时在记者培训中心和东方语言学校修课。他曾师从一位旅法华人学习中文，对中国感兴趣，熟悉中国的红词红歌（比如在示威学生中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学时代的白夏）

　　他投身五月风暴的原因是什么？是对教育制度不满。“教育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是教育‘为什么’的问题。我们不想当资产阶级的走狗。”
　　其实白夏的父母不是劳苦阶级，父亲在企业，母亲是秘书。“我很遗憾，我没有划清界线的对象”，因为中产人士父母并不反对他“造反”，妈妈只是担心他在街上挨打。
　　正如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端于小事，追溯“五月风暴”起因时人们会提到农泰尔学院的“游泳池事件”。简言之，当时法国大学禁止男生拜访女生宿舍，学生不满。青年体育部部长到那里视察新竣工的游泳池时，一位棕红头发的小伙子达尼埃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请他谈谈学生的“性问题”。接下来的对话有若干版本，马克·科兰斯基的版本是——
　　部长：“长了你这副尊容的难免有些问题，我建议你跳到水池里消消火。”
　　达尼埃尔：“现在总算有答案了，你可以当希特勒的青年部长。”

　　（五月风暴中的达尼埃尔）

　　白夏概括当时学生的三大诉求：教育改革；性解放；全盘民主。至少对白夏而言，这最后一条受到了文革影响。他当时神往于中国的“大民主”，认为红卫兵是自发组织，中国已开始直选。
　　1968年的法国学生和工人，诉求迥异，但一致反对让人受不了的各种“纪律”。喜欢中国的白夏当时竟然不喜欢解放军——“我不喜欢服从命令。”

　　怎一个“左”字了得

　　“五月风暴”也是一场词语革命。从白夏口中，从相关书里，我了解了50年前那些随处可见的口号：
　　“想象力当权！”
　　“禁止‘禁止’！”
　　“1968，自由即参与！”
　　“能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就是自由！”
　　“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越是做爱就越想干革命！”
　　这些口号，有几分符合文革意识形态？或者说，有多少恰好是中国这边要横扫的腐朽思想？
　　所有喊这些口号的人，都反对资本主义，都戴着左派帽子。“左派包罗万象，有若干流派”，白夏说，“每个大流派里又有许多小流派”。

　　听了白夏细致讲解，我才明白，在1968年法国左派眼里，“马恩列斯毛”并非整体。
　　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就不认同马，认为马的国家理论背叛了革命。他们在“五月风暴”中有很大号召力，“游泳池事件”的主角达尼埃尔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后来成为风暴中出镜率最高的学生“代言人”。
　　赞同马，反对列的，有“革命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列宁背叛了马克思。这群人接受罗莎·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是“卢森堡主义者”。
　　运动的另一中坚是托洛茨基派。托派组织包括“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革命学生联合会”。托派认同马列而反斯——反“斯大林主义”。托派的传单是这样的：

　　这些组织，大多松散，成员的倾向也含混易变。白夏起初和托派组织有点联系，“运动一爆发，我就离开了”，他说他的思想接近“卢森堡主义”，“再加一点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比较典型的68年参与者！”
　　当时的法共，被中共斥为“法修”。他们听命于苏共，对运动规行矩步，因而失去话语权。而亲华的毛派（“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则从另一角度反对街头抗争，他们要学生“到人民中去”，和工人结合，把运动推向真正的暴动，追随者不多。“毛派组织也无法控制所有的同情者和成员，”白夏说，“虽然有人想把它变成一个很严肃的列宁主义组织，但是面对群众运动，他们很难强迫成员不去参加。这个运动不是被任何组织领导的，而是一个自发的、涉及到全社会的运动。”
　　许多派别打红旗（红旗本来就是法国革命的标志），都唱《国际歌》（这首歌也出自法兰西，并不独属某派）。运动中有小红书，最常见的语录是“造反有理”，但造神运动那里没有。我见过一幅学生制作的马恩列斯毛木刻画，上面写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上帝不是，卡斯特罗不是，毛也不是。”

　　“左派”帽子，罩着色彩驳杂的思想。马克·科兰斯基的书里有一段让我讶异，他说对于一般的“五月风暴”参与者而言，记忆中最清晰的不是暴力，而是法国人最热衷的消遣——交谈：
　　……人们在交谈。他们在街垒旁交谈，在地铁里交谈……在他们占领了奥黛翁剧院后，它就成了一个不分昼夜充斥着法式交谈的狂欢之地。有人会站起来，开始讨论革命的真实性质，或者巴枯宁主义的优点，以及格瓦拉体现出的无政府主义，其他人则长篇大论的予以反驳。

　　（戴奥翁剧院，2018）

　　绝响与先声

　　什么叫“革命”？有无数种理解。1968年“五月风暴”震撼法国，经济停摆一个月，“工厂、学校、邮局、飞机、火车无一幸免，仿佛所有的血管突然堵塞”（引自《乌托邦年代》）。但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革命”吗？
　　白夏说，那时的学生和工人，并没有想过推翻政权。有学生想冲击议会，立遭否决。学生不受有政治企图的各政党操纵。
　　洛朗·若弗兰在书中也写道：“学生运动将不夺权，即使有全面罢工的帮助。……五月运动只是另外一回事的造反，即反对父辈的暴动，而不是伤害父辈。五月运动将不是政变，更不是攻占冬宫……”
　　风暴期间，哲学家萨特以《观察家新闻》记者身份访问达尼埃尔。达尼埃尔说学生不寻求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我们更喜欢靠近社会的永恒改变……”
　　当局也竭力避免崩盘。警察艰难控制着使用武力的限度（这也和巴黎警察局长同情学生有关）。军队是“大哑巴”。
　　由此不难理解，五月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结局：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在经历了震怒、痛苦、动摇甚至“失踪”（飞到德国和驻德法军将领见面）后，最终凭借宪政框架（还有政治家手腕），在另一部分民意支持下，重新控制局面。启动大选。承诺改革。风暴停息。政府和工会签订复工条约。6月底的选举结果，戴高乐一派赢得72％的议席。左派的席位丢了不少。
　　“反思这场运动，主流态度不外乎两种”，2008年，“五月风暴”40周年之际，曾就读索邦大学的中国学者熊培云写道：“一部分人持否定态度，有人甚至将这场运动简化为一场‘打砸抢’、一场‘意识形态病’的急性发作；另一部分人则得了怀乡病，1968年的5月，只是他们人生中一个远逝的梦想。毫无疑问的是，1968年5月改变了法国。这与其说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不如说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过70年代的广泛自责与失落后，当历史进入80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显现。过去僵硬的社会关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对话’与‘商讨’成了法国政治中的一个常态。”（《“五月风暴”的真正遗产》；《南风窗》2008年5月）
　　半个世纪过去，研究法国“五月风暴”的著述汗牛充栋。许多人同意，那场运动就风尚而言对法国和世界影响深远。“五月加速了日常生活中的性感化”（洛朗·若弗兰），从此，女权主义、工人自治、环保主义蓬勃发展。而我希望更多了解这个国家的制度平台：为什么它能承载如此剧烈的冲突，似乎濒临崩溃却又能化险为夷？
　　2018年的“走读”使我确信，并不存在什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使用语词的原意，“五月风暴”倒真是文化的革命，但它和那种从奉旨造反到全面专政的“文革”是两码事。1968年，中国文革已进入兔死狗烹阶段，“民主”已让位于“集中”。在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看来，法国同学所知的中国文革，信息显然滞后，口号的内涵也不尽相同。话语传播原本如此：任何符号都会被无数次借用，在借用中变形、转义。
　　在港大课堂上，我曾和同学们一起比较中国文革和法国“五月风暴”。我建议从制度和文化层面辨识差异：法治，言论，甚至性观念。

　　简略了解“五月风暴”参与者们后来的去向，是件有趣的事。仅以当年媒体曝光度较高的3个人物——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秘书长阿兰·热斯马尔（Alain Geismar）、“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创立者阿兰·克里文（Alain Krivine）和那个用性问题向部长发难的农泰尔学院学生达尼埃尔·科恩-邦迪为例。
　　1968年29岁的阿兰·热斯马尔当时已是教师（他是毛派，支持学生运动；1970年因成立毛派组织“无产阶级左派”而坐牢），他后来成为物理学家，1990年担任法国全国国民教育总监，领导教育监察机构；当过教育部长若斯潘的顾问（若斯潘后来出任法国总理）；
　　1968年27岁的阿兰·克里文，托派，“第四国际”成员，1969、1974年曾两度参加法国总统选举，战绩不佳；
　　达尼埃尔·科恩-邦迪，1968年23岁，这位德裔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创建德国绿党，70年代他担任过法兰克福市副市长，后担任欧洲议会议员。白夏告诉我，他现在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给马克龙很多帮助”。

　　　　（白夏，2018）

　　白夏后来成为著名的汉学家，退休前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现在是该中心名誉研究员。我请他谈谈50年后对那场风暴的看法，这个声言“如果风暴再来，我还会上街”的老朋友，说了句耐人咀嚼的话：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是19世纪那种革命的最后一幕，是21世纪革命的序幕。”
　　（作者为香港大学荣誉讲师，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