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翔

5.

十三年的人生，薛立博基本上都是在枫林镇公社的地域度过，除了偶尔走出地界来到相邻的南山公社，外公所在地。唯一的例外发生在十岁那年，他一度走出乡村，到汉口在大舅和大姑妈家住了个多月。大舅是外公的大儿子，很小就去汉口谋生，外公得益于自己有手艺，解放初期在城市之外过的还好，就留在了山村，故乡。外公那些身无一技之长的几个堂兄弟，很多为了一份收入最终在汉口、武昌安居，做了城里人。部分的，则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忍不住饥荒，外加城市工作机会稀少，又逃回来做了农村人。大姑妈是爸的姐，兄妹四个中的老大，当年陪着大姑父定居汉口，也是基于类似原因。五十年代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强化，又将这种关系就此固化，于是，城市人和农村人就此有了两个不同的等级，有了劣等农村人的出现。

姑妈有八个孩子，住在汉口硚口附近国棉厂的职工平房，六十多平方米的地域，到处挤满了床板，有些还叠了三层床板，床板之间不足一米的上下空间只够人滚着进去，爬着出来。

平房前面左前方不远处是个公共厕所，围绕它的是十几栋类似的平房。站在门口，即使是微风，吹来的也是臭烘烘的气味，最难受的是炎热的夏天。门前不远处是几家人合用的一个水管，下面一块已经破旧有不少裂痕的水泥，水泥的边缘是个半尺深一直在流动着的臭水沟。夏天的时候，空中飞着的是成群结队嗡嗡叫着的大个苍蝇，交错而来的是更为密集的蚊虫集群，后者轻盈、安静，有时候居然会直接冲着你的脸部而来，没有躲避障碍物的意愿。

平房后面是条一直灰尘噗噗的公路，傍依着一个高出一米多，长满灌木丛的铁轨“埂子”，上面是经常笛声不断来来去去的火车，时不时的将身子下面睡着的床板震动得不停的颤抖。有时发生在夜深人静之时，一声长啸，瞬间将美梦带入噩梦的门槛。

博儿不喜欢这里甚至是感觉出厌恶，唯一的例外就是铁轨埂子上密密麻麻的灌木丛，视角屏蔽之下必然充满神秘，带给他无穷的想象空间。堂姐们喜欢逗这个乡下来的土疙瘩，还专门给他取了个绰号“不晓（黄陂人说的土话不知道）”：问他话时，他回答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字！

高中毕业的姐姐们都在国棉厂工作，多数的正在恋爱期，各自忙碌着。有次，一位姐姐狠狠心挤出时间，主动提出带他去自己工作的棉纺厂车间看新鲜。看了一次之后他拒绝了第二次，姐姐问为什么，他说“不晓（得）”。实际上，他不喜欢那里的噪音，还有漫天弥漫的飞尘。在家乡，他就不喜欢杨谷子时飞起的尘土，而喜爱干净、安静、自然。

堂哥带着他去看江，还在江水里面游泳，让他跟着。他拒绝了。问原因，回答的还是“不晓”。堂哥一群人在浑浊的江水里畅游，享受和体会毛主席所说的征服感。他只是坐在江边山石上看着滚滚江水，想着东流的去向和进入大海的欢快，猜着，它们最终的归宿会是哪里。

江水太脏，人太多，没有他家乡的水库好，那里水清、干净，人也不多。游泳累了时，他会仰面躺在水面；渴了，则会转身喝点库区的水；多数时候，是安安静静的在水面上躺着，欣赏蓝天白云，偶尔的摇摆一下脚丫，算是调整平衡。

他不喜欢姑妈一家人的势利和对他的歧视，看不上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感觉不出他们生活上的优越在哪里。对于几个哥哥姐姐的自以为是，他更是不以为然，甚至觉得可笑。姑妈一家十口人，除了姑父，大哥大姐外，其他人都喊他“不晓”作为他的名字。他没有申诉，也没有抱怨，唯一的对抗就是沉默：你不用我的名字时，我装作没有听见！他越是这样，姑妈和那些哥哥姐姐们就越是觉得，这个乡下孩子傻，也叫的更起劲。那次离开之后，他再也没有在姑妈家住过，即使后来在武昌上了大学，偶尔过江来拜访，也只是坐坐，几个小时而已，那时候，还在喊他“不晓”名字的只有姑妈了，她觉得那就是亲热，她的孩子们却为她觉得尴尬。

在姑妈家住了十多天又转到江岸的大舅家，舅妈对他的感觉照顾的细腻多了。大舅和舅妈都在机务段上班，大舅做木工，有车床。他喜欢看大舅使用车床将原始的木材，转眼之间打造出漂亮的物件。只可惜，大舅不肯经常带他去车间玩，说是有规定，还不安全，那里噪音也挺大。

大舅家只有四个孩子，住在有三层的小楼房里。里面的高层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围着一个狭小的中空向上加码。走在三层狭窄的楼道里，面对没有栏杆的过道，他感觉害怕：晚上睡眼惺忪的不小心走出小小的房间，从三楼掉下去，会摔死人的。他不想死。

因为比较了，才知道差别所在。见识了繁华的武汉，他觉得远没有人们羡慕的语言所描述的那样值得让自己羡慕。在武汉的生活不好玩，那么，在哪里的生活才有价值才值得拥有？那一阵子，他满脑子的都是这方面的疑问。可惜，山哥回答不了他，或者说，山哥觉得他的感觉很奇怪。但是，他自己明白：想要一个内心丰富的世界！他喜欢思考，喜好探索，想多读几天书！

小姨说，两岁的时候他嘴馋，喜欢吃生花生。花生精贵，是做种子的。他也精贵，超过花生。每次见到剥花生，他都要，给他又没有，不给让他伤心，大家又不忍。最终，大家想出一个躲的办法。可是，他极为聪慧，总能基于谁应该在视界内却不在，判断出一定在做躲着他的事。再基于声音，来准确定位。这样的躲避，在外公家都不得不使用。那次，就是找到牛房的阁楼，爬上梯子，结果不小心有了事故。乡下的房子通常内空比较高，有条件的家庭，会在中间用木板搭个阁楼，条件好的家庭，在每个卧房都搭上，既有效使用了空间，又带来了美观和干净、整洁。

在外公家玩时那次，他从阁楼摔下，好在下面是堆牛粪，救了他，摔下的时候后背朝下，不然就是满嘴的牛屎。就是那次之后，小姨说：我欠你一条命，差点摔死你！

今天，不让自己饿肚子，虽然依然很难实现，但是已经不再是他人生第一目标。冥冥之中，他的固执，他对读书的渴求，最终改变了他的命运，是他没有想到的。

到农场的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来了位被校长称作老张的男子，五十多岁，脚有点瘸，背有点驼，寡言少语，走路总是低着头，似乎是在寻找丢失的物件，看上去黝黑老成的脸，让他看上去显老。一直没有在意老张长相的博儿，有天近距离的看了眼，觉得这个人的面相和普通农民有很大不同，眉宇间缺少老农民特有的土气和对命运的妥协——无神的死鱼眼。老人的眼中，放射着从自己昔日喜爱的数学老师眼里看到的那种光芒。老张负责打杂做饭，校长对他说话还算客气，但是，博儿能够听出一种威严和居高临下。老张则唯唯是诺的服从着，显得极为温顺、听话。

看上去，老张比校长老很多，虽然他们年龄相仿。校长一脸的细皮嫩肉，白嫩嫩的像个小白脸，老张则黝黑，粗糙，额头上还有不少的皱纹。

中午还在担心的吃的问题，在老张到来后变的自解。每次准备做饭前，老张会敲响一个小铃铛，听到铃铛后，人们会带着自己的蒸钵，到下面的池塘里去淘好米，放上自己想要的水量，个多小时后，香喷喷的米饭就会准备就绪。自来水的使用历史还没有开始，所有用水，都来自山坳下面的一个小池塘。走近池塘，老远就能闻到股鱼腥味。池塘里的水不多，需要走过干枯的部分底部泥地，走向中间的一个小水坑。泥地上散落着一些小死鱼的尸体，应该是它们和泥土在烈日考晒之下蒸发出的味道，在制造着这充满诱惑力的臭鱼腥味。

第二天中午时又来了些人，一个戴着厚镜片的男子邓老师，带着七八个和自己差不多年龄的男孩。三个年纪相仿的成年人，带着九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们，开学了！

这里确实是公社中心中学的一部分，堂外公是中学的副校长也是这个农场的负责人，开始时客气了几次，让大家喊他副校长，叫着别扭，也就“校长、校长”的顺畅了下来。

校长对老张威严有加，对邓老师却客客气气，而邓老师却对老张客客气气，对校长不冷不热，对学生却很温和，充满耐心。在学生面前，校长的架子一直很大，且缺乏耐心。

在上小学和初中时，也有校办农场，都在学校附近不远的山上，那些荒郊野外的几小片薄地，是附近生产队贡献的，自然也没有值得派人去守的意义。全国上下都在学工学农，都在为着这个伟大的政治任务，寻找、建立着大大小小的示范和榜样。

王村河公社中学，是县里特别树立的学农榜样，自然需要特别的气派：一个公社级别中学的农场，拥有好几栋新建的平房，还专门派个副校长级别的大官来驻守。

这些房子很新，应该是刚修建不久，甚至可能就在这个夏天。这些房子，比他家乡的那所柿子中学可豪华多了，柿子中学的房子都是泥土砖累积的简易房，而且没有一个完整的窗门，更谈不上窗玻璃。巨大的窗户只有框架，下雨的时候，就用稻草编织个窗户门挡雨。转回去之后，窗户成为博儿主要的进出通道，那是后话。

排房面对着极度贫瘠的黄土地，和布满麻古石的小山头。山头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棵小松树，艰难地活，歪歪扭扭的苟延残喘。散散落落的杂草也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眼见所及，只能说是比寸草不生好些。

只要有学上！我来了。这点艰苦对我算不上什么！薛立博暗暗的立志。

他随后在这里足足呆了两个月，没有丝毫报酬。每天的工作就是抬大粪，挖土石方，在坚硬无比的碎石与黏土混合的土壤上，试图用人定胜天的意志，来改造出一片良田。每天十个小时的工作之余，就是学习主席的语录，改造自己的灵魂。平时时间，同学之间不允许交头接耳，相互制造谣言、流言蜚语。

薛立博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对于书本、文字上的东西，有着天然的喜爱。一本小红宝书，他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不做农活，眼睛还能睁开的时候，他都会拿出红宝书津津有味的读着，体会和记忆、理解。很快，他就能将整本书的内容，一字不差的背出来。

看在眼里的校长觉得，这孩子有出息，是在认真的接受改造，有潜力成为榜样。

听到夸奖后的小姨说，外甥聪明，是自己的功劳，走的是牛屎运。

几十年后他才意识到，自己不错的文笔，应该就是得益于那时的启蒙：红宝书里有不少充满哲理的语句，比那些每天报纸上见到的假大空八股文强很多。按照他所理解的农业知识和经验，这样的土地是不值得如此折腾的，浪费时间。可校长却反复强调，越是困难的越是要做，人定胜天，让盐碱地里长出好的庄稼，才是革命者应有的气概。

校长必须成就不可成就之事！

每天夜晚，博儿不得不在老鼠的打闹声中入眠，那是他唯一习惯了的音乐。

开始时他有点害怕。深夜老鼠上蹿下跳，相互追逐、嬉戏闹出的动静，他早已习惯。只是，这里的老鼠似乎更大，更不怕人。他担心，这些疯狂的老鼠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将自己吃掉，第二天天亮时，人们看到的自己将会是一堆白骨。开始时的几个晚上，他都是睁着眼看着漆黑的夜色，直到实在是熬不住才挣扎着闭上双眼。起初，他还试着打呼噜睡觉，有人告诉他，呼噜声会吓跑老鼠，他试着做却做不来，周边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则让他极度困乏都难以入眠。

早上起床，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身上是不是少了什么部件。过了好几天惊心胆颤的日子，才慢慢开始习惯。后来觉得蚊帐可以保护自己，将老鼠隔离在蚊帐之外，于是，将所有重要的物件都藏着蚊帐之中。结果，置放在蚊帐内的大米口袋，不仅没有保住自己，还给蚊帐带来很多大大小小的洞口，于是，他又不得不和趁机偷袭的蚊子抗争。

就这样，原本就不足果腹的大米，不得不和饥饿的老鼠分享。带着咕噜噜叫唤的肚子，做着成年人般的重体力活，每天的日子在煎熬中度过。他最盼望的是周末到来，会有两天假，可以赤脚走五十里的山路回家吃顿饱饭，第二天再赤脚走五十里回到学校，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想“读”书的愿望。

6.

九月九日，主席去世的噩耗传来，很多人都哭了，悲伤中带着对未来的忧虑。主席一直是咋们的红太阳，这没有太阳的庄稼该怎么活？一夜间，校长宋秉义老了很多。他一定是在怀念毛主席老人家，薛立博觉得。记忆里，还没有一位和自己很亲近的人离去，他没有亲自体验那种刻骨铭心的撕裂之痛，自然感觉不到他人的悲伤。几年前，村子里的五保户梁大妈去世，他伤心了一阵。梁大妈和奶奶的年龄差不多，辈分低一个等级。她有个女儿，多年前外嫁他乡，梁大妈曾经去跟着女儿生活了段时间，回来后就很少离开。村里在村子中央位置给她建了个很小的有里外两间的房子，里面刚够放个单人床，外面几乎同样的面积则是厨房和吃饭空间。每年村里会按时给她提供些必须的生活食品，是大家分摊的结果，她自己则种一小块菜地作为补充。她是村子里唯一不受割尾巴影响的人。

外婆去世那会，六岁的他紧紧地拉着妈妈的衣服，正哭的死去活来的妈妈，还是忍心丢下他，自己一个人哭哭啼啼的奔向十多里外的外公家。奶奶说，妈妈太伤心，天又黑了，带着你走那么远的山路还要过两个水库，不方便、不安全。他不觉得奶奶的话有道理，认为自己可以走！他想外婆，外婆爱他。

没有亲眼见到，自然痛感不足。爷爷在他出生前几年就被饿死，他也只是听奶奶说，每一次提起，奶奶都会满眼泪珠，低声哭泣。

主席死后，最大的变化是邓老师。

博儿从小就很顽皮，生性乐观。主席逝世后的一个中午，他睡不着，也觉得很无聊，就想到处走走瞧瞧。说来难以置信：来农场已经三个多星期，都不知道排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白天很早就起床去地里干活，又脏又累，每一分钟都是煎熬都在拼着生命中最后残留的那点力气。中午，有时还得表现意志坚强，改造自己决心的坚韧，继续顶烈日战斗在棉花地里。土地过于贫瘠，用心呵护种植的棉花，产量有限。

过程重于结果吧。邓老师说。口气听起来怪怪的，带着不屑和讥笑。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古人曾经如此的训告。他吃得苦中苦，也吃了很多的苦中苦，却看不见人上人在哪里，也没有那方面的奢望，那里没有他的世界。他天生就属于社会最低端的一份子，命中注定。他只是想活着，理想是活的更开心点。

大家都在酣睡，除了知鸟时不时懒洋洋的喊几声外，只有烈日烘烤大地发出的丝丝声，还有空气中独特的烘烤味。再有，就是门外静静站着已经有一会儿的博儿，和室内坐在床边埋头看书、写字的邓老师。

平房面对学校棉花田的方向，山顶那边，有个走道，为在不同房间走动的人遮阳挡雨。和校长办公室对立的另外一头，还有个房间被安排为老师的卧室。只有教室三分之一规模的卧室里，并排着四个木板单人床，里面只有一个床上有凉席，其它的都空着。邓老师在一个空床边，坐在小凳子上，用床做桌子。

过了好久，邓老师才意识到，还有人站在门外好奇的看着自己。

就是在那天，他第一次从邓老师那听到“英文”这个词，第一次看到有人在如此大热天，还如此认真的旁若无人的读着厚厚的书。那书得有一寸多厚，是他人生见到的最厚的书。以前他见识过的厚书就是《毛泽东选集》，家里一本也有一寸厚，那是他除了课本外读得最多的一本厚书。其它的杂书虽然也读了一些，包括曾经非常流行的几本手抄本，和没有封面的苏联小说。但是，邓老师的书更大更厚。

他只是这么想着，没有说出来。否则，很可能因为这种对比，意味着“贬低”主席，就够送到劳改农场呆上好几年。因言获罪，是典型的犯罪之一。

对读书的渴望，在那一瞬间被老师看在眼，疼在心。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就这样相识，却无缘相处长久。否则，如果从那时就有这样的老师教导英文，博儿日后的日子会过的非常不同。

机缘只能碰，不能选。

此前，校长曾经多次警告过，不可以随便走动，更不可以随便和同学、老师说话。

他不懂，但知道，听话是必须遵守的规则之一。他想遵守规则，可是做不到。

邓老师非常耐心的，给他介绍和解释书里面的内容，英文和中文的不同，还特别讲了几个英文字的差异。几十年之后生活在美国的他，什么都没有记住，除了老师所说的“的”字的多样性，和莎士比亚文集几个字。却对莎士比亚是谁，没有概念。

什么样子的人会使用如此怪异的文字？这可能是他当时唯一的体会和好奇。像拼音又不是拼音，他自己连拼音都没有学过！

由于副校长的限制，也由于农活实在是太重太累，没有时间和精力，他最终没机会和邓老师产生更深的交集。记忆中谁说过：邓老师非常有学问，曾是大学老师，厦门大学的高材生。他对于大学，厦门的，都没有太在意，那些名词和他太遥远。那时他唯一在意的是自己的白米安全，是该如何对付个头巨大的老鼠。他当时最想要的是一种武器，能准确击毙老鼠，再将它们烧烤着吃掉！既解恨，还饱腹。

他不仅知道那些大米对父母的代价，更明白它们对自己依然日日咕咕叫的肚皮的意义。叔叔做的，觉得应该是万无一失的松木盒子，居然也被老鼠攻破。只花了几天时间，盒子就有了大洞，里面的袋子也破了，烂了。几十年后在美国，他还时不时会做噩梦：梦见老鼠偷走粮食，孩子们正在饥饿、哭泣。虽然那时候，事实上他的房子里是进不去老鼠的。

排屋面相山坳的这边，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阶梯排列的旱田，生长着绿油油的红薯，旱田之下，是正长得欢的稻谷。离开邓老师的卧室，他走向红薯田，用手挖出几个小红薯，在附近的水田里洗一洗，吃进肚子里。生长期不足，红薯还没有长大，有点像自己，也只好勉强将就。随后，他按照事先打听到的方向，向公社所在地走去，他想去看看他日思夜想的校门。

他终于看到了。在公社政府所在地，在高中校门百多米外的一棵大树下，他安安静静站了好一会儿，一动不动，一眼不眨的看着校门内进进出出的同龄人。他幻想着，哪一天，自己也能再次坐进教室，聆听老师的教诲。如果能，他一定不再调皮。

那天回去时，太阳靠近西边边际已经没有多高。校长狠狠的训斥了他一顿，连偷挖农民的红薯一事也被揪了出来：一定是谁告状了！

九月中旬柿子中学才开学，所有划片范围内的初中毕业生，都被允许无条件入学。

得到消息的他催着妈妈去问，校长说“不行”！理由是，因为他已经上学了，只能转学。

那天，他像个做贼被抓现行的小偷，羞涩的跟在妈妈身后，害怕遇见昔日的同学。他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人家都是顺顺当当，大摇大摆的来上学，自己却必须如此的费尽心机，绕好大一圈，还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劳改。

远远的，他看见了自己一直思念的秀秀，他最好的异性朋友。看到她的一刹那，他更深的躲进母亲的背影。他喜欢秀秀，她也喜欢他。他们两个人，一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他第一她第二，除了语文，有时她占先。但是他知道，他们之间不可能有未来。他和任何一个女人之间都没有未来。四叔说的，四叔的儿子松哥也如此的教训过自己，他是博儿初二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四叔的爸爸和博儿的爷爷，两个兄弟间有历史积怨：当年几兄弟中相对富裕的爷爷，因为最终没有抱养四叔做儿子，让四叔能够就此拥有家里几十亩良田的愿望落空。原因是，准备领养的前夕，奶奶居然怀孕成功，随后有了姑妈，再有了爸爸和叔父等孩子！对此，四叔一家恨死了博儿的父亲和这一家人，更是恨死了奶奶。这样的逻辑，博儿一辈子也没能理解。

博儿用视野搜寻刘鸿志的身影。那天去的早，离上第一堂课还有半多小时，不远处来来往往的学生，手里拿着陶制饭钵，去山坳中的池塘里淘米再送到办公室不远处斜坡下面的食堂。他们这是在准备自己中午的食品。多数来这里读书的孩子都得走三几里山路，中午休息时间不过两小时，来来去去再等着吃饭，根本来不及，在学校吃食堂，还可以享受一个小时的午睡时间。这种仗势和他在王村河中学的农场所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远看池塘的水质，和他在农场的也强不到那里。而且，被水田环绕的池塘，在雨天之后，田间的化肥、农药，很多会就此流入。池塘的水也因此变成浑浊橘红色，没有选择的学生们，只能将它们送进自己的肠胃。此时的他没有想这么远，他在奇怪，鸿志为什么不在这里？在初中毕业班，最想继续读下去的，只有他和鸿志！

年长近两岁的鸿志是博儿的好友，很多时候，是他站出来为博儿打抱不平，对付那几个无理取闹欺负博儿的同学。博儿的身子瘦小，不到一米五的个子，看上去好欺负。鸿志一米六，是班上数一数二的高个，虽然也很瘦弱。鸿志的视力不是特别好，为人乖巧懂事，老师以他个子高大为由，将他安排在靠后的位子上，害得他经常因为看不清黑板上老师的字迹而犯错。不少的时候，是博儿帮他改正错误，来来去去的两个人就成为好朋友。

几乎所有主科成绩都排在第三位的鸿志，经常被博儿称作三哥。鸿志倒是大度，从来都不对博儿生气，也只有博儿会这么称呼他。鸿志也喜欢秀秀，偶尔，他们两个大男生，还会因为想讨好秀秀而闹出别扭。鸿志看得出，秀秀更喜欢博儿。

鸿志的家庭成分更复杂，他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曾经是临县文化局的干部，据说，后来因为大鸣大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来又加了个历史反革命，说是和他爷爷有关系。

两个月前，七月初，他初中毕业前几天。七年级毕业班的他们，在教室举行的毕业典礼大会上，同学们畅所欲言，谈各自的理想和对未来的期待。天真烂漫的年龄，缺心眼，富幻想，满脑充斥着胡思乱想。多数人眼里满载的是迷茫，除了按惯性过日子，没有其它有意义的想法。唯一有底气喊出豪言壮语的是桂香：上大学，做毛主席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七三年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也是她的英雄和榜样。她的哥哥，是博儿知道的唯一上大学的人，马上就该从农学院毕业。他觉得，有哥哥的榜样，做妹妹的跟随，也顺理成章，就像他最终将顺理成章的当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像个牲口。为了解放全人类，革命事业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他相信毛主席的话是真理，是发自老人家的内心，也是为了咋们好。

他天生聪慧，学什么都快。从进入学校开始，玩玩耍耍，顽皮的他，文化成绩却在年级一直是名列前茅，门门功课都是，遥遥领先。偶尔，他甚至为这种简单容易的获得感觉孤单，幸亏有秀秀陪伴，偶尔的让他觉得有竞争对手。在主科成绩排名上（如果有这样的排名的话），他和秀秀是当之无愧的老大老二。教室门外凸凹不平的土砖墙上，还贴着他写的作文散文，被语文老师松哥用毛笔写成大字报，供作范文学习。他还是数学老师眼里的最爱。数学老师曾是县师范的老师，因政治原因下放到这，来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改造。

在吵吵闹闹的课堂上，博儿坐到后排鸿志座位的旁边，轻轻的推了一把正聚精会神读毛选的鸿志。似乎是被人从梦中推醒的鸿志，看着他尴尬的笑了笑，算是回答。

你的理想是什么？毕业后想做什么？博儿问。那时候，革命理想是个流行词。

我能做什么。你又能做什么！鸿志回答的很肯定，像个老学究。这种时刻的鸿志，就是博儿眼里最让人烦心的状态。

我知道你想继续读书，可是，听说，不让了，得回家种地。我不喜欢种地。博儿说。

不喜欢又能怎样？鸿志回答说，眼睛又回到了毛选，看上去已被他看过多遍的旧书。博儿后来对毛选的学习兴趣，很大程度上也是因鸿志的影响：能够读到的有些知识上的价值的 书，除了毛选外，还真的极少！

瘦弱的数学老师不怎么说话，过的压抑。但只要一见他，似乎就是久远阴雨天后见日出，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很多时候，下课或放学后，他会偷偷跑到住地，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他小小的脑袋里有太多的不明白和好奇，却没有几人能满足他，唯有这位一脸阴森森的老师。

除他外，学校里都是本地的民办老师。放学后，在一大片破旧黑乎乎蚊帐组成的迷宫中，有个破烂的书桌，每次博儿看到的必然是个带着厚厚镜片的中年人，在那读、写、画。而一旦房门有响声，心有灵通的老师总会知道是谁。有了这位老师，他的数学突飞猛进。有了他，数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多了不少开心。

在课堂上，博儿最喜欢和化学老师捣蛋。化学老师上课时喜欢走来走去，边走边讲边看谁在睡觉。上他的课，实现踏实睡懒觉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一般人很难得逞，连他这样的高手都不行。况且，他还是老师眼里的第一号监视对象。他的座位，不同的老师会做不同调整。化学老师让他坐在第二排中间走道左边。于是，在老师回头走向黑板时，背着的手里的粉笔会走失。回到讲台上后意识到粉笔丢失的老师，会很快的再找到一只，而且很准确的打到他的头上，那技术和准确度，不输给美国的精准炸弹。如果他不小心睡着，不出几分钟，他的耳朵会感觉到揪心疼痛，那是老师最习惯做的标准动作。

多年后化学老师说：当年的你，是老师眼里既讨厌又让人喜欢的孩子！拥有你这种天分的，我这辈子还没有遇到第二个。说这话时，出自老师手里从重点大学毕业的有两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