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开篇即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强调“习”是成学乃至修礼达仁的重要途径。“习”为何解？《说文解字》释：“数飞也。从羽从白。”“数飞” 的“数”代表反复的频度，而 “数飞”这个动作本身就象征着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前进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实践状态。“习”在经史中本有“实习”、“演习”之意。《礼记 射义》中有“习礼乐”、“习射”之教。据《史记 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可见，“学而时习之”既有对知识时时温习回顾之意，更强调了一种积极投身实践中、把知识运用于实 践、在实践中求真务实的精神。

　　此后，“习”的概念在历代学人的提升中衍生出新的哲学内涵。他们通过对历史规律和客观经验的总结、通过对“习”从哲学学理上的辩证探索，指出“习”至少有三种新的内质，即“习知说”、“习性说”、和“习行说”。

　习知说由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李觏提出。他认为：“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人的认识是由 于“耳目有得”的感性认识在心中反复地被归纳提炼，上升至理性认识。所以，“居山者不知渔，居泽者不知猎，习之之异也。”人的知识、思想、觉悟等等，不仅 在于所学的理论，更在于平日自己的习行践履，只有踏踏实实地去实践了，理论知识才能转化成内在的能力和成事的动力。所以，“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 自知，必有见也。习之是，而见之广，君子所以有成也。”不但工作能力需要在反复实践中才能加强，而且人的品性也要在亲身经历的大大小小事情的锻炼中才能成 熟，最终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可见，“习”不但是求知，而且是成人的基本途径。

　　习性说强调习对于人性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 想中渊源已久。《尚书 太甲上》记录了商代伊尹对太甲的教导，他说：“兹乃不义，习与性成。”这就是说，当一种“习”形成的时候，这种“性”也就随之形成了。这里的“习”有两重 含义：其一是指在人在有意识的情况下主动地去学习和模仿，其二是指在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一个人要提高自己的能力 与精神境界，不但要有意识地向高尚的人学习，而且要重视自己所身处的环境，时时刻刻保持清醒，有意地自觉抵制种种不良因素对自己的干扰。孔子在《论语 阳货》中教导弟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明代哲学家王廷相则更进一步地发展了习性说，他说：“凡人之性成于习，圣人教以率之，法 以治之。”这不但肯定了“习”对于“性”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指出执政者要因势利导，用教化来引导好的社会风气，防微杜渐，用法律来遏止不正之风。

　习行说是清代思想家颜习斋毕生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他认为“习”是影响人生的最重要因素，遂自号以“习斋”。“习”就是实践、就是实干，“习行”，就 是“身习而实践之”，踏踏实实地去身体力行。“心上想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依旧是所习者出。”“尽有千百义理，不如身行一理之为实 也。”他指出知行之间最重要的是“习”，反对“居不习兵农礼乐之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的唯心主义先验认识论。

　　这种“实学”思想深 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等一大批近现代革命家，在1917年《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就特别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三人为文武兼备、德智 体并重的教育家。颜习斋在《四书正误》中说：“如此菔蔬，虽上智、老圃，不知为可食之物也，虽从形色料为可食之物，亦不知味之如何辛也。必箸取而纳之口， 乃知如此味辛。故曰：手格其物而后知至。”毛泽东也在《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同颜习斋的话不但命意相同， 连措辞也颇为相近。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提出：任何一种文化在接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时，它都不是站在零的基点上的。无论 如何，它不可能脱离文化传统积累这片土壤。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与中国文化传承相反应的结果。知行观作为中国哲学 中的重要命题，《尚书》中就已提到，近代，魏源、谭嗣同、孙中山等都继续过对知行观的讨论，但在这一点上，都未能超越颜习斋的“习行说”。直至毛泽东运用 马克思主义思维、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伟大的“实践论”。

　　在研究实践论的著作里，毛泽东较为集中地展开专门研究的有《实践论》与《人 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这两篇。《实践论》深入探讨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详细分析了实践贯彻于认识的过程，并且提出了认识作用于实践的重要性等重要观点。在 此基础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着重指明了实践、特别是社会斗争实践检验思想的主题，还提出了正确的认识是从群众实践中来，又要回到群众实践中去 检验的观点。

　　“习”的哲学思想既有明显的实践性，又有强烈的思辨色彩。这对于当前的学习、尤其是政治思想学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