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

“祖国母亲”具体可感，这一隐喻因而被广泛传播和接受。但从历史来看，这种人格化的、女性化的“祖国母亲”隐喻，其出现的时间并不悠久，最多只能追溯到近代。实际上，在汉语中，现代意义上的“祖国”这个词语是在二十世纪初才出现的。在之前的汉语文献中，“祖国”只代指“  祖先以来所居之地”。据考证，中国人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祖国”应该是从清末的一批留日华人开始的。邹容1903年初在日本所作的《革命军》中多次使用“祖国”一词。秋瑾也有“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的诗句（《柬某君》）。梁启超则在新旧两种意义上使用“祖国”一词，在1902年所著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称“吾祖国前途有一大问题”。在1905年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梁启超也使用了“祖国”一词。实际上，  “祖国”一词在二十世纪之后的中国才逐渐成为现代国民国家的代称，这当中应该经过了日语的中介。

 “祖国母亲”的隐喻通过文学和艺术传播渠道，形成了一个以“祖国母亲”为核心意象的抒情话语网络，其影响也从文学领域扩散至政治社会领域。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 “祖国母亲”的隐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直到今天，它已然是我们语汇中的一种“超稳定结构”。

布莱克（Black）认为，一个隐喻包含两个主体：即喻体和本体，或称为目标域（target domain）和始源域（source domain）。隐喻意义的产生是本体和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交互通过映射（map  onto）的方式进行。“映射”可以通过“是”或“像”等语法和修辞手段唤起  “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祖国母亲”实际上包含了“祖国是母亲”和“祖国像母亲”两种意象关联。这两种关联就建立在对本体和喻体的“相似性”的唤起、建构和强化上。

作为喻体，“母亲”有多种形象和内涵，她既是伟大的，坚强的，有时又是柔弱的、悲伤的。历史地来看，“祖国母亲”的隐喻在所包含的形象与角色与“母亲”的内涵十分相似。

1949年以后，中国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祖国母亲”的受难形象开始被新的形象所代替。“苦难的母亲”的喻体转变成为“新生的母亲”、“强大的母亲”喻体。如冰心在《祖国母亲的心》一文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河山被开发了，和煦的东风吹拂着，遍地进散着新土的芬芳，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飞跃发展，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劳动双手呵！”

共产党认准了这一点，凡是需要全中国人服从的大事件，都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式紧急动员民众。  “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 ，行动的指南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政府救灾，人民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 ，先谢“党”  ，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创作于1966年，由劫夫作曲。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地震，劫夫在报上得知消息后，主动申请到灾区，期间共创作了19首歌曲，其中一首便是根据邢台民谣谱写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该曲在文革前期得到了广泛地传唱。不过，1971年因曲作者劫夫涉嫌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其歌曲被停播、停唱。

1971年10月20日，红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作者劫夫和妻子张洛因涉嫌与林彪集团有牵连，被关进了“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同时劫夫的歌曲被停播、停唱。在“学习班”，劫夫待了五年，1976年12月17日突发心脏病去世。1981年，劫夫的歌曲才被解禁。

李劫夫是谁？由于年代，也许，你已不知道他是谁。

但，你应该听过《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或许还知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那支歌；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红领巾的那阵，必然唱过“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而，这首被传唱了大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的哀婉动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就是劫夫——李劫夫。

至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批脍炙人口流唱甚广的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也都是李劫夫的杰作。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竟写就两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