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是民族毁灭的动力

——辩证法批判

导言：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一个个地倒台，那一定是它的理论出现了根本的错误，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阶级斗争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就是它出现了错误，何止是阶级斗争，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都是错误的。稍有理智的人都能看到这一点，世人也都在纷纷抛弃它。非常可怕的是，最近大陆却刮起了一股妖风，中科院和社科院又操起了马克思理论、阶级斗争、公有制到处宣扬，把那些当成真理，不知其谬误。本人实在看不下去他们的愚昧表演，只好为他们指点迷津，希望他们的心智不要迷得太深，能早日迷途知返！

事物内部真实地存在着相对立的两种特性——“和调性”与“矛盾性”

矛盾只是事物的一种斗争特性，不是全部特性，事物中还有一种特性，与矛盾的地位相等、作用相反，用“和谐”来表示最合适。辩证法者所说的同一性中部分内容其实是从和谐性中抽出来的，应该回归和谐性之中。同一性是在更高一层，它包涵了矛盾性与和谐性，同一性是形成事物的条件，可以说同一性已经约等于“事物”了。

事物内部真实地存在着相对立的两种力量，也叫两种特性、两种特征、两种属性，它们地位相等、作用相反，目的和效果完全相反的：

一种是分裂的、对立的、斗争的、相互排斥的、互相拆台的、互相为害的、互相敌对的，我们称之为矛盾斗争性——矛盾性。它是对事物的否定，使事物的离心力越来越大，推动使事物走向解体和灭亡，解体也是灭亡。它是事物毁灭的力量，是恶的力量。

一种是团结的、统一的、和睦的、相互协调的、互相帮助的、互相有益的、互相依存的，我们称之为和睦谐调性——和谐性。它是对事物的肯定，使事物的向心力越来越强，凝聚力越来越大，使事物继续生存和发展，生存是发展的前提。它是事物发展的力量，是善的力量。

矛盾只是对立性，没有统一性，统一性在和谐之中。

事物内部的和谐性与矛盾性是两种对立的特性，是两种相反的力量，处于一个同一体中，起着相反的作用，是把事物推向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要生存、一个要毁灭；一个要和睦、一个要斗争；一个要发展、一个要后退……事物就是在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作用下存在。很显然，和谐的力量是保持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矛盾的力量是把事物推向解体和灭亡。和谐是良性的力量，矛盾是恶性的力量。

从物理学中我们知道：“一个物体在不同方向的力作用下，其结果相当于各个力单独作用的总和，决定这个物体的运动方向与速度。”和谐与矛盾是相反方向的作用力，共同作用于事物，谁力量大，事物未来的发展方向与速度就由谁来决定。

辩证法者认为事物的关系是矛盾的、矛盾斗争的。那么辩证法者的家庭只有矛盾斗争，没有和睦谐调吗？这样的家庭能生存下去吗？可见，无论如何抵赖，事物的内部必然还有和睦谐调性存在。

用佛家的“缘分”来看，和睦谐调性是善缘，矛盾斗争性是恶缘。辩证法者无限度地张扬扩大矛盾斗争性的恶缘，竭尽全力地隐匿否认和睦谐调性的善缘，居心不良。

家和万事兴　家斗万事败

辩证法在阐述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无法正视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时，就不得不借助“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来搪塞和自圆其说，把社会发展的动力说成是什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和阶级的矛盾”等等，全是谬论。和睦谐调才是真正发展的动力。

马车是马与车组成的一个事物，马车前进的动力是马。辩证法说“马车前进的动力是马与车之间的矛盾”，这不是很荒唐吗？马与车之间的矛盾越大，越妨碍马车前进，越拖马车的后腿；马与车之间越和谐，它们配合得越默契（默契就是和谐），马车阻力越小，越能前进。一匹马是一马力吧，一般时速能跑15公里，马与车之间有矛盾，5公里的时速都跑不了。如果马与车之间矛盾无限高涨，马车分裂成马与车，马车这个事物就完蛋了，毁灭了，不存在了，还能前进？可见，“矛盾是马车毁灭的动力”。

对于赛马，辩证法说，马与骑手之间的矛盾是前进的动力。事实是，在赛马比赛中，想跑出好成绩，骑手与马必须非常和谐，否则，还不如不跑呢。越和谐，跑得越快。想通过激化与马的矛盾来提高名次，除了辩证法骑手，再笨的人都不敢这么做。骑手敢与马闹矛盾，不说想拿冠军，摔死都有份。别忘了，马不懂辩证法。

可见，矛盾斗争性是事物毁灭的动力，和睦谐调才最有利于发展，也可以说，和谐才是发展的动力。

再以家庭为例，夫妻之间有时有矛盾吵架，但更多的时候是和睦谐调的。没有人能否认这个事实吧，说明家庭的“和谐性”是存在的。当矛盾达到某一程度时，家庭就会破裂。只有和谐远远大于矛盾时，家庭才能生存下去，有生存才能有发展，生存是发展的条件。“家和”是家庭发展的动力，“家暴”是家庭毁灭的动力。

……

那么是不是有一点点矛盾，就有好处呢？不是的，一点矛盾就是一点障碍，一点内耗，绝对是不利因素，因为矛盾是毁灭的力量。还是以100米跑为例，不但要左脚右脚配合好，身体所有部分全部都得配合好。左右手要摆得和谐（合拍），嘴巴鼻子呼吸得和谐，连外部的配件也得和谐，头发不能太长，衣服也得和谐（合体），鞋子也得是最佳的跑鞋，鞋带也得系牢。只要有一个部分没有配合到最佳状态，能跑出9秒58的世界冠军，却只跑出了10秒58的成绩，从世界冠军变成第一百名，就成了彻底的失败者。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一点矛盾，就是一点内耗，就是一点失败。矛盾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只有和谐达到最高水平，效率才能达到最高水平，发展才能达到最高水平。现在是高度竞争的时代，自己的效率没有达到最高，而别人的效率达到最高，自己只能被淘汰出局，就是失败者。

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就是事情不但大的方面要和谐好，所有小的细节都要彻彻底底地和谐，事情才能圆满功成。我觉得这不但很有道理，真是至理名言，许多大的失败，都是因为细节不和谐所导致。“书生误国”的主要原因是忽视了细节。鼓吹“矛盾是发展动力”的，就是鼓吹处处不和谐，真正目的是鼓吹自我毁灭。

百米跑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矛盾与和谐的作用：和谐是正的作用力，像+1，+1，+1这种；矛盾是负的作用力，像-1，-1，-1这种。作用力的方向不同，结果不同。有一点矛盾，肯定跑不出自己的最高水平（100%水平）。也就是，没有100%的和谐，跑不出100%水平。

又譬如，两个电视机厂生产相同的电视机，A厂和谐的好，造价380元批发430元，赚得盆满钵满。B厂内矛盾多多，各个环节都没和谐好，造价达到450元。B厂很快被淘汰，所有员工都等着下岗（失业），都是受害者。

人类社会现在正处于高度竞争的时代，内部矛盾必然影响自我的效率，削弱自我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使得自己处于劣势。哪个民族发展速度快，一定得益于他们的“和谐”发挥到高的水平。

从这点可以看出：和谐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内部成员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事物毁灭的动力，毁灭的不仅仅是矛盾的各方，而是这个事物中的所有成员，包括和谐之中的所有成员。

事物成员间的斗争必然会造成相互伤害，严重的会导致灭亡。无论任何事物都是由小部分组成的，一个个小事物组成大的事物，大的事物组成更大的事物。小事物的被伤害必然影响到整个大的事物，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个人组成家庭，家庭组成村庄，村庄组成地方，地方组成民族，民族组成国家，国家组成人类…现在有“地球村”一说，就是说地球只是一个村，里面装了全人类，我们人类只能同命运共患难，人类历史是一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史，世界是一个整体，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家和万事兴，家斗万事败”，这是千古颠扑不破的真理，内斗永远是毁灭的力量。

所有的斗争都是窝里斗

和的双方或者多方，可以是距离很远，够不着也可以和；各行其是，互不相干。但是，斗争的双方或多方必需够得着，也就是说处于同一体中，所以，所有的斗争都是同一体内的窝里斗。夫妻斗争是家庭窝里斗，阶级斗争是民族窝里斗，民族斗争是国家窝里斗，国家斗争是人类的窝里斗。窝里斗是推向毁灭的力量，一定使整体受到创伤，通常是两败俱伤，有时是一死一残，还可能是同归于尽。鼓吹“斗争有益论”实际就是鼓吹“窝里斗有益论”，必然后果是欺骗人类走向毁灭。

具体地讲：

夫妻斗争是家庭毁灭的动力；

阶级斗争是民族毁灭的动力；

民族斗争是国家毁灭的动力；

国家斗争是人类毁灭的动力。

夫妻斗争（矛盾）是家庭毁灭的动力

夫妻是家庭的成员。“家和万事兴”是千古颠覆不破的真理，那么家斗必然是万事败了。“两人一般心，有钱堪买金；一人一般心，无钱堪买针。”在号称“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的那个荒谬年代，大家不敢公开讲“家和万事兴”这句话。一个家庭是一个事物，夫妻是家庭中两个最主要的成员，当然夫妻有和谐也有矛盾。

夫妻越和谐，做什么都顺，家庭的生存就越好，也就越能发展，“和谐”是“良”性的力量，它能导致家庭发展。由此可见：“夫妻和谐是家庭发展的动力”。如果夫妻经常闹矛盾，其必然向心力越来越小，离心力越来越大，发展下去，最后只能离婚。以一个“王张”之家为例，分离后变成新的“王”家与“张”家，原来那个“王张”之家就灭亡了。矛盾更加激烈者，夫妻一方结束了对方，剩下一方被枪毙，不但“王张”之家灭亡，“王”家与“张”家也都不存在。夫妻吵架，做什么都不顺，你不找麻烦麻烦来找你。小矛盾小祸害，大矛盾大祸害，矛盾越大，祸害越烈。矛盾是“恶”性的力量，它必然导致恶的结果。

众所周知，夫妻吵架，不但危害自身，还毁灭下一代。在父母吵闹中长大的小孩，就是问题儿童，心里灰暗，性格比较孤僻，难以教育，对社会仇视，将来犯法和为害社会的机率非常高。这种小孩也缺乏自信，将来的生存很是问题。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比这还惨。我的理解是：缺乏（长辈的）爱是根本的原因。

由此可见：“夫妻斗争是家庭毁灭的动力”。

如果谁还迷恋辩证法，认为家庭矛盾是家庭发展的动力。那请他回家与老婆无理取闹地搞矛盾，日均吵架3小时以求得发展，看他老婆不把掰了才怪！

阶级斗争是民族毁灭的动力

阶级是民族的成员。这里必须特别提到“阶级斗争是民族毁灭的动力”。

如果阶级是存在的，那么必然是在民族内部划分阶级，把一个民族划成两个敌对的、相互仇杀的阶级。从逻辑上讲，这就是分裂民族。搞阶级斗争就是唆使甚至强迫民族内部一部分人迫害另一部分人，使民族内部相互仇杀、民族窝里斗，这就是毁灭民族。阶级是民族内部的成员，它们的相互斗争必然导致民族自伤、瘫痪甚至灭亡。凡鼓吹“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者，无论其出自什么目的，其客观效果必然是导致民族走向灭亡。所以高喊这句话的人一定是民族之奸，在中国就是汉-奸！

搞阶级斗争，对民族起到强烈的分化作用，而分化就是弱化；我们弱化了，敌人就得到强化；就相当于帮助敌人。搞阶级斗争与通敌类似。

中国近代的问题不是阶级压迫问题，而是民族压迫问题，是外来民族奴役中华民族、迫使中国签署许多不平等条约，让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灭亡。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搞阶级斗争，必然削弱民族的力量，无异于自我毁灭！特别是9.18日本侵略东北之后，有的党派高喊“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军队起义，武装保卫苏联”，无论它出于什么目的，它的理由表面上如何富丽堂皇，其客观效果必然是削弱中国的力量，帮助日本侵略者！

划分阶级实际是分裂民族，搞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搞阶级迫害、群体迫害。如果某种政策制度性地迫害别人的时候，那么受迫害的人群就当然有权反抗，有权推翻这种迫害人的制度，那么这个民族可能在相互斗争中毁灭。一旦这时外族入侵，受迫害的人群（阶级）为了活命或为了公平很可能就投向外族，这就是制造汉奸的机制，讲阶级就是制造汉奸。中国自古就讲“仁义礼智信”，从来没有讲过阶级。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有不少苏联人站到纳粹那边去。中华民族是比较追求公平的民族，也是比较有造反精神的民族。抗日时，在北京西面，仅杨成武部队，大的收编就收编了赵侗（11000多人）、孟阁臣（7000多人）、刘玉昆（5000多人），最终孟阁臣被中共干掉，赵侗跑掉后也被杀，赵玉昆见机不妙，带一些人投靠日军。我们臭骂汉奸的同时，更应该铲除制造汉奸的机制和理论。收编人家的队伍，却把人家干掉，这种事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只有那个号称先进的党才玩得如此之欢，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这么壮大的。

无知的人甚至高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日本侵略军也是无产阶级队伍——由日本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和小知识分子）组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与日军联合，这是卖+国口号。日本皇帝连姓氏都没有，可以说是最最彻底的无产者，要不要与他联合受他领导，去完成“大世界共荣圈——共产主义”建设？

人民应该是平等的，一些理论竟然宣称某个阶级是先进阶级，并且要当领导阶级，要实行阶级专政。这是宣扬社会不公，准备建立不平等的制度。更加可笑的是，这个所谓的“先进阶级”还是一个文盲阶级，竟然是既先进且要当领导，这不是很荒谬吗？文盲都那么先进，我们还要读书干什么？我们还要学科学技术干什么？越学越落后？这不是误导社会倒退吗？难怪当年曾经高喊“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这个理论作的孽。

划分阶级是在民族内部划分的，阶级革命的敌人必然也在民族内部，损害的是自己的民族，损伤多了就毁灭，所以说：“阶级斗争是民族毁灭的动力”。没有“阶级斗争有益论”者的窝里斗，日本人是不敢侵略我们的，可以说，我们牺牲了三千万人的大祸是“阶级斗争有益论”者招来的。孟夫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用《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话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 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搞阶级斗争就是自伐其国、自毁其家。王熙凤都能看到这一点，现在人为什么不懂呢？相信阶级斗争的人其智力实在不如王熙凤。

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军阀斗争，最后都达到战争的最高形态、以战争来决定胜败。中国是农业社会，对稳定的依赖程度远比游牧民族高。每次战争，人口流动，耽误农时，饥荒遍野，人口急剧下降，社会倒退。所以，斗争与战争是社会倒退之源，“内斗是毁灭的动力”。

战争是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战争时期，中国人有一个专用的名词——离乱。这时，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文明被毁灭，人民死亡巨大，人口急剧下降，中国自古就有“离乱人不如太平犬”这一定论，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痛苦经历得到的智慧结晶。可见，人民对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是何等的厌恶。也再次证明：“窝里斗是事物毁灭的动力”。

所以说：划分阶级就是分裂民族，搞阶级斗争就是毁灭民族。古今同理。

中共的阶级革命对保卫民族有利吗？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各地的罢工潮风起云涌，严重摧残了中国幼稚之工业，给这个正艰难走向工业化的落后农业国，杠上了致命的一击，给日夜窥觑中国的外国豺狼，带去了明媚的希望。

汉冶萍公司是当年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是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工人众多。被“阶级斗争有益论”者相中，要把它建成“工人运动的基地和无产阶级的大本营”（看清楚啊，不是因为工人辛苦，而是人多好利用。其实当时农民生活更苦）。中共组织了汉冶萍总工会罢工和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安源煤矿是汉冶萍主要厂矿之一，文革时看到，毛夹着雨伞去安源组织罢工的巨型画像。

安源煤矿罢工胜利后，工会获取了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的警察及监狱等。工人还要求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当然什么都得管）。工会工人更牛，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12小时减至4小时，以致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不听管理人员、工头指挥，自由行动；没人敢管，导致减产。要算工人的幸福指数，古今中外都算在内，这时的安源煤矿工人算第一。汉冶萍总工会罢工和安源煤矿工人罢工，这两个罢工，致使经营异常艰难的汉冶萍更加雪上加霜，最终停产。最后汉阳铁厂仅留下200余人看厂，其余工人遣散。汉冶萍公司名存实亡。

这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受到损失的不仅是厂家，工人也损失很惨——没有了工作，最大的损失还是国家，汉冶萍是国企，如果汉冶萍正常运转，将巨大的支撑国家的各项建设，并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奠定军事基础。同时期与汉冶萍相似的日本八幡制铁所，为日本的国力与战争提供了巨大的支撑。其实处心积虑想关掉汉冶萍的应该是日本人，无论从经济角度、战争角度和世界格局考虑都应如此，某些组织做到了日本人该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不是汉Ｘ胜似汉Ｘ。

正常罢工应该是经济斗争，当时的安源煤矿工人工资待遇并不低，共产党领导的罢工全部是政治罢工，是打击资本家的罢工。汉冶萍等于是国企，安源煤矿的管理层连股份都没有，也应该属于工人阶级，反对管理层的罢工斗争是没有道理的。第一次罢工时，提出“日工资低于4角者，直接加2角”，后来又提出“凡薪资每日在1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工资者，照原薪增加5％。”当时1元可以购买150斤谷子，够一个人一月的费用，在当时全国小地主普遍破产的情况下，这真是天上工资。在1976年前后，中国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在黑市上（黑市才是正常的交流市场），买不了150斤谷子（多数地方50斤都够呛）。就是说，当时安源煤矿工人的日工资超过毛时代工人的月工资。1元的日工资加上4小时的工作时间，还可以“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这是古今中外最幸福的工人。只是用“工人”这个词合不合适？是否更应该用“工老大”、“工霸”或者“打工皇帝”？我充分理解一个词“贪婪”。汉冶萍是国企，可怜的中国人民，被卖了。

安源煤矿罢工成功的原因，是工人来源集中，乡土观念浓，比较团结。上海工人罢工不成功的原因，是工人来源复杂，致使不能团结。罢工起作用的因素不是阶级因素，而是乡土因素。乡土是地缘问题，阶级是经济问题，阶级与地缘是两个不同概念又相互排斥的东西，用乡土观念搞起阶级斗争；可见真正的阶级是靠不住的，只能靠中国人的乡土之情。乡土情放大就是民族情，可见中国人的乡土情、民族情才是真感情。从这里可以看出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

　　整个安源煤矿罢工过程及其后都在刘少奇的领导之下，他是个比较理性的人，都无法改变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纪律，他向厂方作出退让，想改善工作纪律和稳定产量，都无法实现。（社会）整个形势要求工会实行退却与防御的方针，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具体的环境条件，确定了安源工人运动“立取守势”的策略，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要遵守协议，保证矿区产量”，工人却要求进攻（获取更多利益）。这种情形使刘少奇“苦闷欲死”（注6：《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中共十大元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可能是因为刘的这种不全部按照工人的要求、要与厂方磋商，和想改善工作纪律和稳定产量的做法，几十年后，他被打成“工贼”。

铁路工人罢工也给中国这个准备大力建设铁路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危难。

北伐开始以后，工人运动如野火乱烧，某些地方更加疯狂。陈赞贤在1926年下半年到赣州从事工运，把一万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进行各种罢工并要求加薪。要求某些商店店员的工资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还要求“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累计各项收益，店员们要求的收入增长实不只10倍”（注7：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158页》）。当时，100元的工资，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是非常罕见的高薪（毛在北大图书馆当馆员工资才8元）！通常只有洋行与公司的高级职员才能拿到。陈赞贤领导罢工后，随之而来的物价飞涨，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地方混乱，两个多月陈都不愿意退让。1927年3月陈被北伐军第一师枪决，当时报纸控制在左派与中共手中，全国声讨该师，蒋介石只得把军官撤职。按照这种标准，今后没人当土匪，直接当陈的工会会员。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任主席，由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左派许多是地下共产党）联合执政，执行了苏联指示下的所谓“反帝反封建”的共产党工农政策。受工潮的影响，武汉企业倒闭潮、老板跑路潮涌起滔天巨浪，不少老板连厂都不要就跑掉逃命，跑慢就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粹，仅迁入武汉租界免难就多达3800户，40000多人。柴米油盐日常用品奇缺，价格陡涨。工人失业人口空前高涨，达十多万人（汪精卫估计30万），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致使共产党丧失了威信和在城市中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

很明显这一切是罔顾人命、罔顾公平的极左路线造成的，而这个路线出自斯大林，引起托洛斯基的批评。斯大林为了推卸罪责并打倒托洛斯基，就把中国革命的失败的原因说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成了替罪羊。斯大林坚持了他的错误路线，以致中国各个根据地和红军后来才有非常惨烈的“肃反”运动，中国人又经历了巨大的劫难。托洛斯基更左，他掌权死的人会更多。

10年后，刘少奇对当年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他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对中国工运的独特性有所总结：“中国工人的流氓式生活，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不顾及将来与前进地行动。”(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注9、注8、注10）。

其实情况比刘少奇所描述的还要糟糕，据郑超麟回忆：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国焘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性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简直不敢说”，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注10）。工厂是生产是商业行为，竞争非常激烈，内部“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那样，工厂能不亏本吗？还不如自己“歇业”。

更加惊叹的是，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即使如此这般地让工人占尽便宜，工人也不向往共产党。至1932年1月，中共组织的红色工会组织遭到重创，全国红色工会会员只剩下3000人。向忠发叛变，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叛变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我觉得，看了上面的乱象，不投降国民党的就不是人）。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死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后来叛变并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79岁时被中共秘密杀害）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敢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从此这个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层，再难以见到真正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的党蜕变成了小知识分子与小地主的党。可见，中国的事情往往就坏在某些无良书生手中，“书生误国”千古遗训。

无产阶级革命这个词，放在中共的身上是很可笑的，因为这个党的主要成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是小知识分子与小地主，是他们混进革命队伍中来把天下弄成这个样子的。就凭这一条，斯大林的剑就时刻悬在这个党的头上，何时开宰只看斯大林的心情，中共内部的每次大清洗也都用了这个借口。

农民运动也失控。毛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间的恐怖现象”。湖南等地农民运动异常激烈和极端，许多北伐军的亲人被极端迫害甚至杀害，造成各界恐慌和极端仇视，引发社会动荡，影响军队稳定，几乎断送北伐，这也是军人后来那么涌跃追随蒋介石“清党”的主要原因。在1927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陈独秀都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

陈独秀当时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承认湖南农运“过激”了，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罗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 , 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注9）。

当年北伐军的大部份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了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

当被抓被打被抢财产的所谓“土豪劣绅”及家属被北伐军解救出来后，回到家乡对农会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本来就基本和谐的农村，从此陷入血泊之中，双方结成世仇。非常可怕的是，仇人就在你的周围。农会会员没有想到这一点，当初对别人打、砸、抢、杀的时候，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下去，结果招来报复。地主们即使不为了刚刚受的冤枉，为了自己将来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也只能这样，我们更应遣责农会的打、砸、抢、杀行为，是他们挑起了仇恨。共产党的划分阶级是以经济为标准的，打击对象当然就是有钱人，不把这些潮流压下去，有钱人能活命吗？难道有钱人活着是为了被别人宰的？哪世界上谁还敢创造财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会受到极大的打击。都是阶级斗争理论惹的祸，实际上把整个民族推入血泊之中。如果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把被迫害的所谓“土豪劣绅”解救，可能不少人会为了活命和报复而投向日寇当汉+奸。

据国民党方面调查5月间湖南情况说：“先是共产党大捕彼辈所认为土豪劣绅者，各地监狱为之充满……各县乡村，同时宣布戒严，凡无农会工会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则视为奸细，或土豪劣绅逃亡者（连逃亡都不行，多恐怖）。于此时也，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卫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气愤地说：“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注9、注10）。本来对红色革命持有幻想、偏袒共产党的汪精卫，从此走上一辈子反共的道路，最后当了汉+奸。

梁启超对“大革命”更加排斥，他在家书里这样描述：“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党军（北伐军）可爱，党人（共产党）可杀’这两句，早已成为南方极流行的格言……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注10）。听说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中共枪毙，导致王国维自杀，使世界失去一位水平极高的大师，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拷问着活人，向扰乱世间的党人抗议。

在蒋介石执行蔡元培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清党”（4.12清党）指示后，武汉政府这边的北伐军和各界纷纷响应，汪精卫只得也清理共产党，倒向南京，最后并入南京国民政府。可以说，大革命的失败原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是“左倾屠戮主义”，是共产党的“左倾”工农运动造成的，左派的武汉国民政府被左派的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所摧毁，武汉也失去了成为首都的机会。

可以想像，如果按照中共当时的工农路线走下去，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反抗日本侵略，其实不用日本攻打就已经自己完蛋。政治罢工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有巨大危害，“阶级斗争有益论”者看不到这一点，非常可悲。而罢工者提出的诉求，全是巨大的流氓讹诈（如长14倍工资、4个钟头工作制、一年5个月休假、十分之二分红），在号称无产阶级代表的中共执政几十年后的今天都看不到一点点实施的行为甚至是意愿。列宁上台后却是“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全国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注11）。”列宁所创建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啊！却让无产阶级吃苦受累。

日本的工业更发达，产业工人更多、比例更高，也就是日本的无产阶级更多、更集中、更广泛。如果日本人也搞工运，今天罢工明天罢工，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侵略中国。日本全体国民几乎都支持侵略，他们不懂阶级。如果想救中国的话，应该到日本宣传马列主义，造成日本八幡制铁所罢工、并最终关掉，中日战争就不会发生，中共用力用错了地方。哪一个国家想祸害中国，就派人去宣传“阶级斗争有益论”，让他们窝里斗，看着他们在窝里斗中灭亡，中国人坐享太平，多好？中国的“阶级斗争有益论”，首先是由日本传过来的，看来也不是安什么好心。

斗争的双方必需处于同一体中，所以所有的斗争都是窝里斗，鼓吹斗争有益实际就是鼓吹“窝里斗有益”。斗争不但会向上延伸，从阶级斗争延伸成民族斗争和国家斗争，我们看到的马克思国家都是如此；斗争还会向下延伸，从阶级斗争延伸成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我们看到的马克思国家也都是如此。斯大林就不说，他杀了2000万苏联人民，列宁比他更利害。中共的内部清洗也是很利害的，大家都知道张国涛，他在红军内部搞“肃反”，杀了许多红军，连女红军长得漂亮都是被杀的罪名。张国涛不是最利害的，他是反派人物，总有人拿他说事。中央苏区抓“AB团”杀的共产党干部和红军比张国涛多得更多。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杀了10万红军，根据地总人口减少百分之二十。贺龙红军肃反，把三万红军杀剩三千。从数量上和比例上来看，张国涛都不算不上第一。中央苏区与贺龙红军肃反所使用的罪名绝对比张国涛更令人乍舌。

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更利害，杀掉了三分之一国民；无论如何看，这都是毁灭民族的巨大灾难。红色高棉头子的中国导师却夸奖说：“你做得好啊，一举消灭了阶级。”真是愚昧之极！

可见，“窝里斗有益论”其毒无比，相信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阶级问题是经济问题，民族问题是血缘与文化问题，两者是不相干的。要让相信阶级斗争的人为民族奋斗，实在太难。

翻开抗战史，经常看到中共关键时刻打击国军的事例。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的死就是其中一个事例。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在抗日时代表中共与日军签过秘密合约，文革时被红卫兵揭露出来，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由于同意下属孙宇亭、赵雪瀛等人到秘密档案馆查证，被迫害坐牢多年。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一本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这段可能是对曾山的，也可能是对潘汉年等人的。

延安离黄河边只有80公里，它的对岸是日本兵重兵把守的山西，可以说，延安是抗日的最前线。研究二战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最大特点是睚眦必报。奇怪的是，日本兵为什么不进攻延安？如果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话，日本人会不进攻延安吗？长江都不是天险，太平洋都不是日本人的天险；进攻长沙、衡阳时，日本的兵舰就在江面上助攻；中条山之战时，日本兵舰封锁黄河；一号作战时，日军四十万过黄河。渡过黄河对日本兵来说易如反掌，为什么不做？

清兵就是从那一带过黄河进攻南方的，日本人不知道吗？国民政府怕日本人也从那里过黄河，特意把胡宗南几十万兵马调到西安驻守。延安那点人力、那点兵、那点破枪、那么差的战斗力，日本人派一个旅团就能打败。问五毛们一个问题：日军为什么不进攻延安？

不但不进攻，日本人对延安连像样一点的轰炸都没有。运城是日军的大机场，轰炸兰州和许多地方，多数是从那起飞的。延安就在运城和太原附近，两边都不到一个小时的飞机旅程，为何不轰炸？延安好像也知道日军不会轰炸似的，各种各样的集会，大白天的毫无顾忌，为什么？心心相照？心照不宣？抗战八年，延安整风四年，哪是在抗战？

阶级斗争是祸害民族，是祸害民族最惨的窝里斗，一定会对民族的敌人有帮助，只是中共这样做，太直接了。

由上可知，阶级斗争理论是汉+奸理论，一是执行者祸害的是自己的民族，执行者就是汉+奸；二是迫使受迫害的人逃到敌人那里找帮手反迫害，使被迫害的人当汉+奸。

俄罗斯的咒语“我们败给了战败国”！

一战时，当俄国与德国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列宁接受德国的大力支助回国搞阶级革命推翻自己的政府，使自己国家战败，鼓吹“战败引起革命”、“变外战为内战”；推翻的还不是沙皇而是民主共和的俄罗斯——现在的俄罗斯政权（张闻天也鼓吹过列宁的这些事迹）。当列宁拿到政权后，力排众议，签定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向德国投降并割地赔款。

1917年底当列宁想退出战争之时，美国已经参战半年多，德国在被世界群殴之中，战败已经不可避免，傻子都能看出来。苏联抛弃与之同盟的其他国，独自与敌国集团签定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使德国得以从苏联调回二百万军队用于西线作战，也未能挽救德国战败的命运。总之苏联不退出战争，德国战败得更快更彻底，苏联也不至于丧权辱国，并失去许多国土、物资和人心。

一战刚开始，连懦弱无能的中国北洋政府都看到德国必败，选择支持协约国集团，给他们派劳工，并最终参战，为中国获取了丰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是一次辉煌的外交胜利，是中国终于走出腐朽没落清朝的开端。而列宁却向几乎已经战败的德国投降，丧失国家利益、信誉与民心，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全面失败，他的水平不如懦弱无能的北洋政府。

苏联是幸运的，几个月后，德国被打败，英法的停战协定有一条就是让德国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列宁也据此宣布废除它，和约虽然废除，苏联已经送给德国大量物资、割让的领土大都没有回来。

列宁号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要借“战败引起革命”推翻了俄罗斯民主临时政府，他虽然打出“现在就要和平”的旗号夺权，但两国交战中“和平”可不是一方能说了算的。长期以来只做“反战”(还不是和平主义的一般“反战”，而是“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政府战败”这种单方面损害本国战争努力的极端“反战”，甚至极端到鼓吹与外国敌军“联欢”、枪杀己方军官并倒戈进攻本国政府!)功夫的列宁一旦上台面对德国人，比沙皇和俄罗斯民主临时政府自然更加不堪一击，垮得更惨，以至于他很快下决心力排众议，签订彻底屈服于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实际就是战败条约。此约一签，俄国不仅丢掉几乎半壁江山，而且剩余版图内也顿时叛乱蜂起，用苏联时期的话说，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时期”变成“全面内战的艰苦时期”，新政权一度几成孤岛，岌岌可危，其实这仍然是“战败引起革命”的逻辑，只不过如今这逻辑是冲着列宁自己来了。当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大多数也反对签订这一战败条约，并不是由于他们“爱国”(他们与列宁一样当时都是信奉“国际主义”和“工人没有祖国”的)，而是害怕承认对德战败会引发推翻新政权的又一轮“革命”(用他们的话说是“反革命”)（注5）。

如果德国战败来得不那么快，使得《布列斯特和约》很快废除，那么苏联政权会在俄罗斯人民的反抗中被推翻，列宁及苏共将被人民的怒火焚毁。“战败引起革命”的击鼓传花游戏恰巧在列宁掌权的一棒中止了。显然，协约国方面如果提前一年获胜，或者，无论沙皇还是临时政府如果能够熬到1918年终战，列宁得以夺权的机率就极小；大战如果比实际结束日再拖延一年，列宁政权能够延续的可能也不大（注5）。

十月革命就是为了暴力夺权。列宁不跟德国打，是为了集中兵力，全面镇压国内的反对派，保权力才是第一位的，就只能出+卖国家了换取自己党的利益。它们把沙俄从一战的战胜国，变成了战败国，还割地赔款、污辱国格。

现在大陆主流媒体还赞扬说，列宁为了给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有喘息的机会，使新生的苏俄政府有了巩固政权的时间，为此后维护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在失败的时候在敌人枪口下签定的，不算卖*国，夸列宁英明。

按照这个逻辑，满清没有卖*国，满清也是在枪口下签不平等条约的，保住了第一核心利益。50、60年代对越南、朝鲜、缅甸送的领土，虽然不是枪口下签定的，但也是为了革命友谊，也不能算卖*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统治者可以用卖*国一词来定义。只是，抗战的时候，中国打得那么惨烈，蒋委员长为什么不签定和平条约？他不知道向列宁学习吗？

当时，德国如果不是过分贪婪，逼迫苏联签定异常污辱国格的丧权辱国条约，不但浪费了4个月时间，更重要的是无形之中煽起敌国的士气，逼得他们不得不同仇敌忾、抵死战斗；德国如果在列宁开始抛弃盟友之时就与之签较为平等的条约（降低协约国的抵抗意志、煽起协约国与苏联当时及战后的矛盾，过后还可以再收拾苏联），提前4个月调回二百万军队猛扑英法联军，在美军大力进入欧洲之前，把英法打败，那么第一次大战胜利者就是德国。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各国更难抵挡德国，那么德国可能又是二战战胜国，世界将被法西斯统治，人类将堕入黑暗之中。

苏共不只是出-卖俄国、让苏联丧权辱国，他简直是出*卖世界、把人类推向危险之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我们败给了战败国。我国输给了这场战争的失败方。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我们输给了战败的德国，事实上是向它投降，后来它又向协约国投降。这是当时的国家领导背叛民族行为的结果。”

普京还说：“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Ｘ。”

据俄罗斯官方历史书《二十世纪俄国史》记载：苏联政府实行“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全国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1991年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

契卡们（秘密警察）奉有列宁的指示：“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注11）。这是民族大屠杀、是人类大屠杀，是反人类罪行。

苏共不搞阶级革命，这一切就不存在，阶级是在民族内部划分的，搞阶级革命就是搞民族窝里斗，伤害的必然是自己的民族。

可见，鼓吹“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学说，其真正的目的是毁灭民族。

2017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前苏联时期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落成。普京出席了揭幕仪式并发言。他说：“当时各个阶层、全体人民：工人、农民、工程师、军官、宗教界人士和国家公职人员、学者、文化界人士都遭遇了残酷的迫害。大清洗不吝惜人才，不吝惜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不吝惜对祖国无限忠诚的人，每个人都可能以杜撰的、荒唐的罪名被指控。几百万人被控为‘人民的敌人’，被枪毙或遭受精神折磨，饱受监狱、集中营和流放之苦。这段可怕的过去不能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任何最高的所谓人民的利益为名而正当化。”

“我们败给了战败国”，这个咒语久久地在俄罗斯的天空中回荡。

民族斗争（矛盾）是国家毁灭的动力

民族是国家的成员。一个国家一般由多个民族组成，如果民族不平等，必然造成民族纠纷甚至仇恨、残杀。仇恨一旦形成，一般百年内难以化解。国家就会在民族斗争的内耗之中自我毁灭。现在非洲也现出了这种情况。解决这一问题的临时办法是国家分裂，分裂成几个新的国家，原来的国家就灭亡了。国家即使分裂也很难化解仇恨。

在汉族内部，也经常出现村斗——村与村的械斗，怨恨代代相传，久不久又发生械斗，要解开怨恨真的很麻烦。人类不但文化与血缘是继承的，爱和恨也是继承的。

公平是我们应该倡导的。父母对儿女不公平，是造成儿女纠纷的最重要原因。本人见过一些父母偏心，导致儿女心中抑郁不平，许多在父母去世多年后虽然化解，谈起来还是感叹不已。可见，父母偏心，尽毁兄弟情，为人父母，千万别偏心。卢旺达的民族大屠杀就是因为民族不平等造成的。

这里想向世人呼吁：公平的制度是最美好的制度。专政的政权鼓吹的是反公平，世界上那些阶级专政的政权，都是最不公平的政权。专政是独裁加上了暴力，是最暴力的独裁。阶级社会与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都是人类最黑暗的制度。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以致我们要不断地追求公平。只有达到某种程度的公平，矛盾就减少，社会就和谐，就能生存和发展。民主制度是现在较为公平的制度，所以我们要追求民主。

国家斗争（矛盾）是人类毁灭的动力

国家是人类的成员。人类是由一个个国家组成的，如果部分国家总是相互打战，怨恨越来越大，最后，一方首先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方报复，瞬间互扔核武器，于是人类就灭亡了。斗争的最后手段就是战争，斗争的最高形式和最剧烈状态是战争，战争的最后手段就是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降低斗争动力，战争无法避免。连不打战的、很和谐的国家也跟随人类一起灭亡。人类是一个整体，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我们需要的是全部国家的和谐，而不是部分国家的和谐。

由此可见：国家斗争是人类毁灭的动力。

矛盾斗争性是事物毁灭的力量

内斗——事物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它是事物灭亡的根本原因，灭亡的不仅是矛盾的各方，而是事物和事物中的所有成员。内斗是毁灭的力量。

事物内部存在两股力量，矛盾性与和谐性，和谐才能使事物生存，生存才能发展。和谐越好，发展越快。

将帅不和容易坏事！中国历史中，战争中有一条规律，就是将帅不和、内部的不和谐非常容易被敌人钻了空子，从而自我毁灭。

斗争是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斗争产生仇恨，仇恨加深矛盾，反过来推动斗争。形成一个循环，不断升级，如果不回头，一定会把事物推向毁灭。仇恨是深层的原因，是关键的东西，是动力的源泉，矛盾和斗争是表现，毁灭是结果。可以说，仇恨使事物毁灭。

1927年至1937年，被喻为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当时中华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为后来的卫国战争打下了物质和精神基础。当时日本已经侵略中国东三省，中国内部的阶级革命正如火如荼，某党正在进行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军队起义的阶级革命战争；地方军阀也搞割据，内战不断，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地盘狭小；在这种内忧外患、处境险恶，又几乎没有外国投资的情况下，获得近10%的经济增长。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战争年代，都是人民生活困苦、人口巨减的年代，但是当时虽有内战，人口却在增加，经济却在发展，科技也在进步，各方面成果巨大，功德无量。说明当时的战争是局部的，社会的整体还是和谐与进步的，并不是“万恶的旧社会”。如果是没有内忧外患的和平环境，国民政府又能控制巨大的地盘，再有外国投资，我看2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能达到，抵抗日寇就更加容易。

和平环境，人有精力能力和心情搞发展。斗争斗到最后是战争，人类最剧烈的斗争手段就是战争，那时人首先考虑的是活命，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哪有可能搞发展？战争是最大的毁灭，和平才是发展的动力，战争是毁灭的动力，这是常识，中国与世界上多少文明毁于战火！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破坏是巨大的，造成生产力倒退。开历史的倒车。可是辩证法者把斗争、战争当成发展的动力，真是太愚昧。二战时，中国的文史科学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再获30年和平时期，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未必是美国，极有可能是中国，中国的科学技术也会有长足的发展，中国人对人类的贡献将是巨大的。八年抗战，中国打到山穷水尽、玉石俱毁的地步，与日本两败俱伤。日本人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的发展，是战争毁了中国梦。

矛盾和内斗是事物毁灭的力量，这是非常显浅的道理，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非常奇怪的是，我们为什么反过来相信呢？相信了什么“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不是非常诡异的事情吗？

斗争的双方必须够得着，也就是它们必然处在一个同一体中，所以，所有的斗争都是窝里斗。和睦是正能量，谐调是正作为、正的作用力，是+1、+1这种；矛盾是负能量，斗争是负作为、是反作用力，-1、-1那种。“家和万事兴，家斗万事败”这是千古颠扑不破不破的真理。无论是辩证法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还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都是宣扬“家斗万事兴”的学说，已经是说反了，而且还令那么多的人、那么多年令坚信不疑，这种事不是很邪吗？！文革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家和万事兴，家斗万事败。”估计不死也得脱一层皮，真是不可理喻。

和谐是事物发展的力量，矛盾是事物毁灭的力量。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无论是出自什么原因，其结果必然是毁灭事物。可见辩证法有多邪。

注5：金雁、秦晖：20世纪初俄国的歧路

http://cul.sohu.com/20151113/n426375499.shtml

注6：（《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中共十大元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

http://www.my285.com/zj/jl/zgws/050.htm

注7：（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注8：(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注9：1927年蒋介石为什么突然向中共大开杀戒

https://news.qq.com/a/20110411/000314.htm

注10：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

https://szbbs.sznews.com/thread-3575458-1-1.html?from=indexlink

注11：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http://bbs.tiexue.net/post2_4551830_1.html

（注：本文摘自《金剑：荒谬的辩证法之二、对立统一规律是逻辑陷阱》，题目是另加的）

金剑

2018年2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