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文化到底是福还是祸？其实并没有确定答案。传说苍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天上往下掉小米，是好事，知识带来财富；但是鬼夜哭则不是什么好事，八成祸事来了。知识既可带来财富，也可带来灾祸，就人类整体而言如此，个体的人也如此


　　老高按：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十九届班子新鲜出炉。这次新中央委员名单揭晓后，网络上、微信上立即出现许多统计、盘点、排行：中央委员的省籍、出自哪所大学，出自本省、本校的有谁谁谁……十分有趣，也十分无聊。其中有个统计，却让我若有所思。这个统计是说，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曾经是工农兵学员和夜大学学生的比例很高，有人甚至贬之为“夜大学工农兵学员常委会”。
　　“工农兵学员”这个概念，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说的是毛泽东在发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之后，大学逐步恢复招生，但是废除过去的高考招生制度，改用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的方式。据统计，从这时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10年间，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万基于推荐制的大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
　　所谓“夜大学”，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为适应广大青年求学的需求，各大学挖掘师资、设备的潜力，经教育部门审批而开办的，得以让许多没有考上正规大学的青年，进入夜大学学习。
　　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学历、受教育背景如下：
　　习近平博士：1975年，获得推荐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1998－2002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李克强博士：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8－199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栗战书硕士：河北师范大学夜大政教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生学历，哈尔滨工业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汪洋硕士：1979－1980年，在中央党校理论宣传干部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9－1992年，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班党政管理专业在职学习；1993－1995年，在担任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期间，在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研究生课程班在职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
　　王沪宁硕士：1974年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法语。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1981年获法学硕士学位。
　　赵乐际硕士：1977年2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
　　韩正硕士：1983－1985年，在复旦大学大专班在职学习；1985－1987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夜大学政教系学习；1991－199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在职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小计一下，七位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博士，五位硕士，相当亮眼！
　　细看一下，其中习近平、王沪宁、赵乐际三位当过工农兵学员，栗战书、汪洋、韩正是夜大学和在职学习——他们当时都身居官场高位，这种学习的知识含金量，人们心照不宣，如果说也相当于“工农兵学员”，恐怕八九不离十。
　　比较一下前两届政治局常委：
　　中共十七届政治局常委九人，多数（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贺国强、周永康等）是文革前上大学（有的未读完就遭遇文革）；只有习近平是工农兵学员出身；李克强在文革后考入大学。
　　中共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七人，习近平、李克强的情况如上；其他人，王岐山、张德江是工农兵学员（张被公派去金日成大学留学），刘云山是1964－196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师范学校学习；俞正声和张高丽是文革前考入大学，但都是学到一半，就遭遇文革停课。
　　文革中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有一句话：“老九不能走。”——“老九”指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为何被称为“老九”，老毛为何这么说？原来，当时有“黑五类”的说法，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是明文确定的“革命对象”“专政对象”，文革中，又增添了三类：叛徒、特务、走资派，于是革命对象被称为“黑八类”。有人将知识分子也当成打击对象的第九类，非正式地斥为“臭老九”。当时革命样板戏中《智取威虎山》中的英雄杨子荣打入匪巢，被委任为“八大金刚”之后的“第九大金刚”，剧中有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于是毛泽东就以此来表达：知识分子也还是我党需要的，不能一概斥之为“臭老九”而贬抑、驱逐、打击。
　　很少有人知道，“臭老九”这个概念还有更深远的来历：大元帝国，等级森严，其社会等级的排序是：“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赵翼《陔余丛考》）；榭枋得在其《叠山集》中也排序为：“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尽管毛泽东说了“老九不能走”，但是，这种說法本身就有恩赐意味，而且同时仍带有很大的贬义——“老九”还是“老九”，只是开恩允许“不走”而已。

　　文革结束，中共宣布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但从毛泽东开始，中共领导层并未真正形成尊重知识的传统。这一届政治局常委的文化知识基础，相对来说，是最差的。这当然有时代的原因，我们不能苛求：五十年代出生者，求学阶段遇到文革，其中佼佼者只能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也注意到，这些人都在领导岗位上在职学习，说明他们知道时代的逼迫和呼唤；而且我更清醒地知道：学历与政治才能根本不能画等号。但是，我不能不忧虑：这样一批“前工农兵学员”，是否能真正理解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否会从其多年形成的观念出发，制订他们自认为最好的政策？
　　读到中国大陆学者张鸣教授的一篇文章，与我们这里谈到的话题有点关联，转载于下。


　　不识字的好处

　　张鸣，博客

　　人能用符号表达意思，到底是福还是祸？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传说苍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天上往下掉小米，是好事，知识可以带来财富，殷墟甲骨文，多为巫师的手笔，“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缠兮？”人家识字。但是鬼夜哭则不是什么好事，小时候听大人讲鬼故事，听到鬼夜哭，八成祸事来了。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就人类整体而言如此，个体的人，也如此。
　　闲来无事，翻了一本老红军的私人回忆录。此人虽然级别不高，但在延安期间，由于学过厨师，长期在后勤部门工作，因此见过的事多，见过的大人物也多，由于级别不够，没有组织上给他配人撰写，只是由他个人口授，儿子记录下来的。因此就没有那么多顾忌，读起来，可以了解延安生活的诸多细节，值得一说的事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却是老人有关识字的经历。
　　老人是个红小鬼，12、3岁，就跟上红军，他所在的川陕红军，在张国焘领导下，肃反肃得凶，红军里凡是出身差一点，就有危险，而检验出身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人识字多少。当然，北大毕业生张国焘是不在其内的，因为他是最高领导。虽然识字多了有危险，但军中却办识字班，教那些文盲战士识字，我们这个红小鬼学习很卖力，成绩突出，但是识字教员偷偷跟他讲，不要这么卖力，识字多了，当心被当反革命抓进去，他正在疑惑，识字教员就被肃掉了，识字班无疾而终。从此而后，红小鬼再也不敢识字，到了延安，给首长当公务员，首长教他识字，不干，送他去学校学习，不干，最后，只学了一手厨艺。结果，到了延安整风期间，不识字的好处显出来了。他回忆道：“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属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负责人之一的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同志（回忆录作者），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李耀宇口述《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这是何等的幸福，众人皆囚，我独逍遥。不许外出的人，不是挨整，就是整人，整人者复被整，被整者再整人，自杀的，跳井的，鬼哭狼嚎，独独自家可以置身事外，如果优越本身就意味着幸福的话，那么这种鹤立鸡群，独获自由的感觉，大概人世间没有多少人能得到。吊诡的是，得到这一切，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
　　出身寒苦＋大字不识＝忠诚，这样的等式什么时候建立的？大概很早，唐明皇信任安禄山，原因之一就是他出身苦，不识字，不懂礼仪，连饭桶裙带宰相杨国忠都看出安禄山要反，唐明皇还是信任如旧。安史乱后，唐朝藩镇割据，节度使们却犯唐明皇一样的毛病，所用的牙兵，即宿卫，都是粗豪而不识字的精壮汉子，时间一长，尽管好吃好喝好招待，牙兵却大有不稳之势，逢年过节，节度使要打着牙板，给牙兵们唱小曲解闷，这也不行，牙兵说反就反，换领导，就像换自己的破靴子。
　　唐明皇不傻，在唐朝皇帝里面，老人家要算聪明人，各个藩镇也不傻，相信老粗忠诚，易于操纵，也不全错，在老粗被任用之初，甚至可以说相当对头，老粗朴实，忠厚，少假恩义，人家可以忠诚得像狗一样，一副死心塌地的模样，有哪个统治者不为之心旷神怡？糟就糟在，人是会变的，朴实的老粗，一旦发达之后，很容易发生变化。民国的军阀中，冯玉祥最喜欢用老粗，不喜欢用军校学生，招兵的时候，一看脑后有没有小辫，二看手上有没有老趼，选军官，更是如此挑选，平时狗子，厚儿地叫着，想骂就骂，说打便打，亲昵得如自己家的儿子孙子。冯系的军队没有坐大之前，军队的凝聚力大得了不得，北京政府撤掉冯玉祥这个混成旅长，全旅官兵一致反对，新旅长就是没办法履任。可是，到了这些狗子，厚儿都混出模样来了，他的话就不灵了，在蒋介石金钱美女、银弹肉弹的攻势下，一个又一个离他而去，害得他感慨道：西北军朴实能打，但是，就有两样不好，一是见不得钱，二是见不得女人。
　　不过，固然有两个见不得的毛病，聪明的统治者依旧喜欢老粗，只是要提醒一下他们注意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让某文人写本甲申三百年祭，留神别做李自成和刘宗敏。当然，即使这些老粗真的做了李自成和刘宗敏，也不打紧，杀威棒高高举起，多少会管点事。怎么感觉，还是靠着他们踏实——道理很简单，这些人对上面，不会有思想的歧意，不会怀疑领导的正确与英明，赞美起皇帝的新衣来，显得那么诚心诚意。
　　所以，识字的，必须整，思想改造，多少次都没有够，活到老，改造到老，有些倒霉的，到不了老，就见了马克思，那也没办法。但是老粗就没事，基本上用不着改造，就是犯了错误，也多半赖别人——被资产阶级拉拢或者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是唯一一个长时间完不成干部知识化的国家，其干部队伍，所谓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长期共存，后者领导前者，后者改造前者，后者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自豪感，有事没事，胸脯一拍，老子是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怎么样？
　　任何国家机器，都存在忠诚和效能的矛盾，造反的时候，忠诚优先，可以理解。轮到自己当家作主了，依旧忠诚优先，不顾效能，多少有点令人不解。唯一的解释是，国家在某些人眼里，其实不算个什么东西。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十月图片主题：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