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转基因褒贬不一。多数人说不好，但也有人说好。媒体上有人反对，也有人鼓动。人们很迷惑：为什么会这样，到底谁说的对呢?

　　搞清这个问题不难。

　　转基因关乎物种环境，关乎种子主权，关乎人类食物、人类健康和人类生存，当然更关乎多方利益和多种利益。在转基因利益面前，有几个层面。

　　首先处于最顶层的是以孟山都、杜邦、先正达为代表的生物公司。他们研制开发转基因种子，生产与转基因种子配套的农药和化肥。凡是种子都能赚钱。转基因种子在赚钱上与普通种子相比还有很多优势。首先它有很多专利。无论你从什么渠道获得转基因种子，只要你大面积种植了转基因作物，那就必须依法付给转基因生物公司专利费。这种专利费简直就是摇钱树。如果全世界都种满了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生物公司就可以整天坐在家里数钱。这种摇钱树一般的专利暴利，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其次转基因种子采用了“终结者”技术，种子的胚胎被杀死，不能留种。农户只要钻进转基因圈套，就必须年年买种。种子本来是天然的，天然的种子农户自己可以留种，没有人能够控制。但转基因可以控制种子。天然种子经过转基因，就被生物公司霸占了，垄断了。被霸占垄断的转基因种子，其价格可以像芝麻开花那样，节节高。媒体报道印度近20万棉农自杀，就是因为借高利贷买了节节拔高的转基因棉花种子，最后破产，活不下去了。

　　并且生物公司还研制了与转基因种子配套使用的农药、化肥。种植转基因大豆，就要使用与转基因大豆配套使用的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导致“超级害虫”和“超级杂草”，生物公司就研发出更毒的转基因作物及更毒的农药、更毒的除草剂。美国孟山都每股股价经常超过100美元，相当人民币700多元，靠的就是他们搞的转基因种子及配套农药、化肥。

　　其次是种子、农药、化肥的基层市场经销商，他们处于第二层。通过推销生物公司生产的种子、农药、化肥，赚取利润。不久前陕西铲除的4000亩转基因玉米，其种子就是来自基层经销商。2005年，该经销商仅仅靠卖种子，便获利100多万元。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一些转基因专家，包括转基因安委会成员，都曾被揭露其名下有相应的经营公司，或参股经营公司。转基因专家自己也毫不隐晦地宣称，他们搞的转基因种子如果不产业化，他们就没有积极性。因为只有产业化，他们研发的转基因种子才能通过他们控制或参股的公司，变成源源不断来钱的摇钱树。种子公司金钱至上，王婆卖瓜，有奶便是娘。只要有钱赚，他们就说好。至于所卖的种子对人和环境安全还是不安全，他们不会在乎。

　　处在第三层面的是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者，包括农民和农场主。转基因作物有的含有杀虫蛋白，转基因专家说它“抗虫”，其实是杀虫。虫子吃了转基因作物，就像吃了农药一样，被杀死了。水稻、小麦、玉米、大豆都可以转入杀虫基因。种植这种转基因作物，可以不用喷洒杀虫药，因为作物本身就生产杀虫蛋白。种植者因此省去了喷洒杀虫药的工序。还有的作物转入了抗除草剂的基因。譬如转基因大豆。豆苗与杂草一起长出来，过去需要人工除草，很费力。转基因大豆不用人工除草，只要喷洒一下除草剂，草便被杀死了;大豆因为含有抗除草剂基因，杀不死。这样，种植者又省去了除草的工序。所以转基因对于种植者来说，最大的好处是省力。

　　农户种植转基因还有一个诱因是转基因专家鼓吹的“高产”。但是这个“高产”转基因专家从来拿不出真实的数据，所拿出的数据只是一个百分比。譬如转基因水稻“高产”的百分比是从虫子口中算出来的。说转基因水稻能减少虫害造成的损失。

　　问题在于，许多种植转基因的农户逐渐发现，转基因作物不但没有实现高产，而且还陆续出现了“超级害虫”和“超级杂草”。这样一来，农药的喷洒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并且“超级杂草”经过变异，对除草剂有了抗性，反而更加疯狂、更有韧性，人工清除更困难、更费工。尤其是农民失去了可以留种的天然种子，年年购买不断涨价的转基因种子，最后的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先期以为转基因好，到后来便悔之晚矣。

　　处在最下一层的是转基因产品的消费者，反对转基因最强烈的也是转基因产品的消费者。一些注意收集真实信息的消费者知道：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农民，自己不吃转基因大米，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大米能杀虫。农业部机关幼儿园及其他部委机关，都不采购转基因油;中国承办的所有重大国际活动，都严控转基因食品流入;中国出口含转基因成分的米粉，数百次被国外扣退，并遭到警示、抗议;俄罗斯和法国等多国中立科学家，都通过研究发现转基因大豆玉米使老鼠长出惊人肿瘤，还有的发现肝肾、免疫器官、生殖器官损害。因此，俄罗斯等国全面封杀转基因，欧洲和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全面抵制转基因。转基因专家说转基因作物所含的杀虫蛋白只能杀虫，不能杀人，因为虫子的肠道是碱性的，同时虫子肠道有“受体”，人的肠道是酸性的，没有“受体”。但北京大学医学院免疫学博士王月丹说，人的口腔和肠道都是弱碱性，只有胃是酸性。谁都知道，口腔和肠道都具备吸收功能。并且免疫学博士还说，三聚氰胺把人吃死了，但医学家至今也没找到“受体”。这充分说明，人的肠道没发现“受体”不等于没有“受体”。而中国医学科学院专门研究癌症的研究员周则卫则通过实验，发现转基因大豆所含成分破坏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胸腺，同时转基因大豆吸收的草甘膦及草甘膦衍生物氨甲基膦酸都是致癌物。他公开发表论文的结论是：转基因大豆破坏了“土地”，又种下癌症的“种子”。中国癌症逐年高发，与转基因泛滥有密切关联。紧接着，世界卫生组织也将转基因配套农药草甘膦定为“可能的致癌物”。如此这般，消费者中抵制转基因的人越来越多。全中国和全世界抵制转基因的人也越来越多。这种抵制迫使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转基因标识法令。2016年10月16日，有世界多国科学家、学者、农场主等组成的海牙特别法庭，经举证审理，裁决转基因巨头孟山都犯有总计11项“反地球反人类罪”。并且海牙特别法庭还发出了“生命是天赋的、神圣的，不能变成任何人的专有权”的强烈呼声。这是对转基因强奸天然种子，剥夺农民对种子的所有权的强烈抗议。所有这些，不但坚定了消费者对转基因的抵制，而且唤醒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加入到反对转基因的阵营。

　　最后要说的是管理层。按理说，管理层应该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严肃审视转基因技术，严格检验转基因产品，严格控制转基因流动。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事实上，管理者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而是选择站在了转基因生物集团的立场上。这是因为转基因生物公司体现的是资本的力量，资本可以左右经济，也可以左右政治。并且转基因生物公司财大气粗，惯于对上层实施“公关”，并且有能力有手段控制信息流，阻止转基因危害信息进入管理层视野，同时转基因主要评价机构的多数成员，有的是国外生物公司的顾问，有的是国际转基因推销组织的监事，有的参与或参股转基因生物公司，他们都是转基因运动员兼裁判员。这种转基因运动员兼裁判员的现状，当然不可能真实反映转基因的真实面目，尤其不能正视转基因的种种危害。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管理，非但不能令人放心，反而令人担心;非但不能化解转基因对社会的撕裂，反而加剧了围绕转基因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冲突，使得冲突变得越来越尖锐。

　　转基因冲突的实质是破坏天赋生命与维护天赋生命的冲突，是霸占种子主权与维护种子主权的冲突，是破坏人类健康繁衍与维护人类健康繁衍的冲突，是破坏生物多样性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冲突。转基因从科学的狂妄与科学的欺骗开始，必定会在为金钱而摧毁生命的疯狂中结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