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梁子

1989年以北京为中心的学生运动已经过去36年了。运动发端于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持续了近两个月，至6月4日被中共军队镇压而结束。自此之后，每年的春夏之交，总会有不少纪念和反省89学运的文章出现在网络平台上，至今未有断过。虽然文章的观点各式各样，甚至对89民运的评价截然相反，但都认为89学运失败了。

去年这时节，我写了一篇关于89学运的文章《89学运的起因主要是知识分子对物质待遇不满》。今年再加思考，忽然意识到，如果说89学运的主要目的是知识分子要求提高物质待遇的话，那89学运其实最终成功了。

中共的改革开放初期，最先受益者是农民、城市个体户、有特权的官员和权贵。从事科技、医疗、教育和文化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干部收益很少。大学生、知识分子与普通干部有很大的交集。恢复高考制度后，大学生毕业生陆续进入体制内。大学生就是未来体制内的干部。闹学运的学生与刚进入体制内的大学生具有相当高的共识与利益。当时北京企事业单位的年轻人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支持学生的示威和集会。因而，89学运的主要起因就是知识分子群体对物质待遇不满。借由胡耀邦去世引导学生对中共发难，表达不满。学生提出的七大要求之一就是“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这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群体和学生的主要诉求。但如果单独提出来，或者突出这个诉求，就不那么冠冕堂皇。就得再加上几条义正词严的诉求掩饰和包装一下。当然，运动中肯定有少数真心向往和追求民主的人士和学生，但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对中共不利于知识分子的利益分配政策不满而参与运动的。人的心理机制是非常复杂的，人不仅会欺骗他人，还会欺骗自己。许多运动的参与者可能自以为是追求自由民主，但深层次实际上是对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公不满。

这有些像小孩向父母要东西，自己觉得不太理直气壮，不明说，就找些借口与父母闹别扭，“会闹的孩子有奶吃”。父母满足要求了，就消停了。但闹过头了，惹得父母下不了台，就得挨顿打。挨打后，孩子不闹了，但生闷气。长期下去，也不是个事儿。这个孩子比其它孩子对父母的帮助最大。最终，父母还是满足了孩子的要求，给了他想要的东西。

学运被镇压后，知识分子丧失了参与经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热情。最终，中共拗不过，还是通过调整分配政策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极大地依赖知识分子的参与，知识分子对经济建设的作用远大于工人和农民。邓小平92南巡之后，知识分子群体的劳动报酬就逐步转向市场化分配，劳动价值得到应有的体现。文艺界人士开始可以“走穴”；随后朱镕基推行教育、医疗、科技产业化，知识分子的待遇得到大幅度提高。与之相对应，农民的相对收入下降，国企工人下岗，农民和农民工的待遇下降。知识分子从事复杂劳动，本来理所当然收入应高于受教育较少的工人和农民。但教育和医疗不应当产业化，应当用财政收入来提高教师和医生的收入，或者公立学校和医院，与私立学校和医院分开管理。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有积极性了。不少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一切向钱看”；大多数民运的参与者，都放弃了对中共的批判，反身积极加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为之献计献策，贡献力量。这反证自由民主并非89学运的主要目标。参加89学运的大多数人，都没将自由民主作为主要目标。如果是的话，就不会放弃。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一直以自由民主的原则为准绳，坚持批判中共的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89学运其实成功了，最终实现了它的主要目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物质待遇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