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隔壁黑木崖跟我辩论的时候口出不逊，进行人身攻击。我跟他／她叫板，被封了。呵呵。跟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电灯的东西较真其实挺没劲。刚才心血来潮写了点想法。先发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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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正常人都看得出来，中国发展到今天，腐败已经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癌症。照这样下去，预后不乐观。当下的反腐，虽然显示了效果，但也跟用化疗治癌差不多，虽然可以暂时遏制癌细胞扩散，但是又有几个病人是真的因为化疗就完全痊愈的呢？再说了，化疗本身对机体也有重大的伤害。纪委这个机构如果真的能在全国各个层次和领域有效遏制腐败，说明它权利巨大而且使用权利的效率极高。从长远讲从历史看，这可未必是福音。

只要说到腐败，几乎众口一词都要提到“制度反腐”。理论上不错，所以大家都振振有词。可是实践上却没有任何新意。模仿西方的三权分立和民选未必走得通。首先是以中国目前的国情，只要不想分裂成多少块，不可能在短期内施行各级干部的普选上任。其次，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如果在中国施行普选，这个事情本身就会立马成为腐败和贿赂的最大滋生源泉。究其原因，是古话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国文化这片水土之上，非要养育拥有西方基因的政治制度，不但成活率可疑，而且即使活下来也难免是淮南为橘，淮北成枳的翻版。

我一直说，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不能再摸石头过河并且引以为荣了。是该进行一些理论思考了。而理论思考要想有效果，前提是解放思想。因为各种历史原因，一提解放思想往往就跟拥抱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内容挂钩。在某个历史阶段，这样划等号或许有积极意义。但这并非解放思想的真正内涵。思想的解放，是在思路上没有界限，让各种理论相互磨砺，从中去伪存真。在这个前提下，我提一个思路，抛砖引玉。

首先，目前的中国为什么腐败规模如此巨大如此广泛？人性的利己和贪婪当然是内在因素，但是也跟中国改开之后全面地引入西方的资本运作休戚相关。资本主义在欧洲取代封建主义，就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商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本。钱壮怂人胆，于是商人们开始要影响国家政治的走向。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就是把钱跟权挂钩。非如此，商人靠赚钱可以过得花天酒地，跟闹资产阶级革命何关？革命就是为了夺权，而权在手才能更多更快地赚钱。

当然，无论西方资本主义如何权钱一体，那是人家那方水土上长出的橘子，在人家那个环境里磨合进化，能存在能延续自然有其合理性和适应性，酸酸甜甜的吃起来有滋有味。而且就像自然界一样，一个自然演化出来的本土物种，总有一些天敌来限制你，不让你一家独大。西方权钱一体制度在西方社会里的天敌都是什么，是个有趣和有用的话题。这里不想多说（其实也是自觉没有资格多说），只举个例子。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是宗教跟权利融合在一起的。后来被新生资本壮了胆气的商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玩了一招文艺复兴，打着古代圣贤的旗号强迫权跟神离婚，然后让权跟自己所代表的钱睡在一起。所以，在西方，权、钱、神之间的有个三角关系，而宗教在当今西方社会就扮演着权钱一体制度的天敌之一的角色。

回到中国。出于各种历史原因，最终中国全心全意地迫不及待地全盘接纳了发源自西方的资本运作，其中自然就包含权钱一体的设计。于是就产生一个新问题：权钱一体到了当代中国，就像亚洲鲤鱼到了北美水域一样，突然没了天敌。不光是没天敌，而且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内在特质，比如推崇人际关系，比如喜欢通过小聪明来钻制度的空子，等等，进一步助长了权钱一体的畅行无阻，转眼间打遍天下无敌手，形成现在的大规模腐败。所以要想长期有效地遏腐败，就要在中国社会架构中为权钱一体的西方资本运作找一些天敌。

我的感觉是，从外边引入天敌的办法可能短期有效，但是后果难测，因为引进的天敌本身能否存活是一个问题，天敌本身需要天敌来制约是另一个问题。这样引来引去，说不定就把整个中国社会乃至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都给破坏了。自然界不乏这样的例子。所以引入资本之后再引入其天敌，这条路径可以考虑，但是一定要百般小心。所谓通过三权分立和普选来抑制腐败，暂时归于这一类。

最理想的办法应该是在中国社会内找到权钱一体的天敌。在当代中国，这个似乎不太容易，因为中国之所以从贫穷之中杀出一条血路，从根本上依靠的是在几个主要方面高度西化，而中国西化的的主要内容，因为目的是迅速变富变强、所以几乎都是有助于资本运作的（比如经济手段，比如现代教育，比如科学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地位）。我个人认为宗教在中国也不可能成为资本的天敌。我能看到的三个主要原因：一，宗教在中国社会中从来没有获得过地中海发源的宗教的巨大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长期稳定性。二，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宗教的聚众能力都保持敌意。三，中国民众对待宗教的态度，从总体上来说不是一种脱离现世物质利益的精神虔诚。于是才会有人人熟知的“急来抱佛脚”、想生儿子了才去拜观音等等。这种意义上的宗教，即使成了社会重要因素也会被自动用来强化权钱一体的效果。

我的建议是，参照西方文艺复兴，在中华文化的根子里寻找一些制衡权钱一体的手段。比如，中国古代传统是重农重士而轻商，商户可以穿金戴银，却不享受哪怕寒酸士子的社会地位。而且，中国社会是非常注重出身的。当然，身处当今世界，立法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大忌。但是传统中的一些合理因子不妨被分离出来，恰当地融入现代社会架构。比如，无论表面文字怎么说，在观念上和操作中把社会成员分为官、商、民（其它分类暂且不考虑）。官和民的身份可以直接转换，手段是考试和辞职等等，现在已经在实行中。民和商的身份也可以直接转换。但是官和商的身份严禁转换，而且立法强制，为商的家庭须两代为民（比如衡量收入来源以及收入水平）才可以为官。为官的家庭须两代为民才可以为商。等等。在这三个群体中，民的潜在职业选择最多，行为的自由度最大，也有最多的隐私权。官拥有权利和权利所带来的社会地位，甚至可以可以允许官的子女在入仕考试选拔中自动加分，但是官的收入仅限于工资、也只能达到民的上中等水平而且一切收入强制公开。商可以享受资本带来的奢侈物质生活，但是其社会活动范围受到法律的限制，比如不得与官私自接触，一切工作性质的接触要录像在案，等等。总之，一个人可以选择官的权利、民的自由、或者商的富足，但是每个选择都有代价，而且都会对后代产生直接影响。

换个说法：西方制衡资本和权利勾结的手段（之一）是把权利一分为三。这个方法在目前中国直接实施的可能性可以说不存在。那么是否借鉴中国古代的制度，把中国人分为三个阶层，通过这三个阶层的分立以及对其社会行为的规范，来切断权钱一体？有人可能会说权和钱有史以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强行分开行不通。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分开。但是别忘了，欧洲中世界几百年，权和神也是一体的。那个时候想把两者分开估计跟找死没区别。可是后来不是政教也分离了么？

当然，具体实施这个“三层分立”要复杂得多。比如官的非直系亲属在什么范围内可以从商。但是这属于细节问题。这里只想提出一个用中国自身文明中的某些成分、加以改造使之平衡和制约资本在中国的行为的想法。窃以为，只要广开新思路，以中国人的聪明，总能在不远的将来、找到有效制衡腐败的手段。关键是，需要避免让意识形态（包括似是而非的所谓人人生而平等——其实有人曾经真的见过生而平等么？）和个人的思维定式成为思考阶段的桎梏。当然，要做到这后一点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