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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儒家说几句 z
送交者:  2015年02月12日10:33:14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特有理

2015-2-11


多次看到刘云枫网友关于鄙视儒家的文章。文章的逻辑批判我大都赞同,不赞同的,是文章的态度。我始终认为:必须明确区分儒家与儒教。儒家思想,作为一家之言,一种思想,放在几千年前的知识平台和社会环境中进行评估,其文化的先驱性和启蒙性是不容否定的。当我们现在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现在人类头脑中的知识信息是一个多么浩大的自然规律体系?在航天飞船的发射平台下,前人的思想就是那一个个支撑的基石。下面是我以前写的文章,其主要目的是探讨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原因,当然也包括了对儒家的分析。对儒家的评判,应该将其放在足够完整的系统空间中才能得到相对客观的结论。

社会发展的关键 生物对环境的自然适配

“存在即合理”始终是有争议的哲学话题,但是只要把存在放到足够大的概率空间中,存在的“合理性”就会相当明显,哪怕是黑暗相对于光明、野蛮相对于文明、无耻相对于尊严。当人们痛心疾首人类社会的黑暗面时,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黑暗的根源。以中国社会为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国社会的文化、科技、道德水平、哲思能力始终处于一种大幅震荡、缓慢发展的状态。这即有人类自身因素,也有自然因素;而且在远古时期,自然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自然环境对中国发展的作用

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的生态区域,以及水系所覆盖的辽阔的大陆平原,加之温和而鲜明的四季,使得中华民族在发展初期获得了极好的环境优势。因此,中国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不但从人口,更从文化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世界人口发展曲线Historical demography 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ical_demography#mediaviewer/File:World_population_growth_(lin-log_scale).png


根据维基百科提供的数据,中国战国末期(公元前230年左右),人口已发展到大约3000万,是当时世界总人口的16%,而中国当时的领域面积不到地球陆地面积的2%。而且,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加速度最大的时期,也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和走向。

可以分析得出,在当时以城郭为核心节点的文化地理分布环境下,社会文明的分布落差是与城郭的距离成正比的。较之现代社会的城乡差别,加入文化信息传播的科技水平因素,当时的社会文明分布差异从整体上必然比现代社会更加明显,斜率更加陡峭。

在从原始丛林竞争模式向农耕封建模式过渡的历史过程内,以集权为特征的精英统治文化就是全世界当时必然的政治模式。原因是因为初期的原始文明并没有形成足以协调群体的社会规则体系,以首领为核心,以暴力手段进行维持的社会管理模式,就是从野蛮时代继承下来的唯一有效手段。但是当人口分布的物理距离拉大时,简单的发号施令就很难有效协调社会的运作。由于当时城郭文明的快速发展,文化精英们不但积极开发自己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也开始不断尝试用知识和思想成果来交换社会利益空间。其主要形式就是出谋划策于王权家族,并跻身进入对社会进行知识化管理的士大夫阶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现象,正是由于当时人口发展的规模以及分布的广度对社会管理所提出的自然性文化需求,也就是当时人口及地域发展规模对社会管理规则体系和思想软件的需要。

诸子百家中的几个主要思维方向

归纳春秋战国时期历史记载比较详细的几大思想体系,有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有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有以墨子、禽滑厘为代表的墨家;有以管仲、韩非子、李斯、商鞅为代表的法家。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道家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哲学思维的基础。道家的思维模式是先寻找宇宙规律的原点,也就是所有本质的本质,因而归纳出宇宙“阴” 、“阳”的存在与相互作用方式,并总结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自然发展规律。道家的思维方向是从自然规律的起点出发,再通过已发现的规律找出相互的逻辑关系,进而进行规则的梳理和逻辑体系的建立。老子的《道德经》是从宏观角度对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哲学解读。由于道家追求真理的玄妙,超脱具体的存在现象,所以并不追求把自己的思想与现实社会融合,也尽量回避于世纷争的感性因素。并且,老子也提倡抑制民众的思想发展来保持社会的稳定,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因此道家思想没有与利益集团产生厉害冲突。所以在中华文化几千年的的逆向淘汰中保留了一席之地。

墨家是中国最早具有科学思维形式的群体,着重自然规律的认知和具体规律的实践。墨家崇尚知识、崇尚规则、提倡仁爱、鄙视虚伪,因而失去了社会的生存土壤。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墨家主张选择贤能者为君王,这是人类最早的民主意识萌芽。墨家群体的行为特征展示出他们是当时社会文明层次最高的一类人。但是由于其思想层次与社会大众的平均层次差距太大,群体数量又太少,最主要的,是墨家 “选举君王”的理念直接威胁到了当权者的根本利益,因此被当时的社会逆向淘汰掉了。

法家是一个因秦国对中国的统一而显露出来的,具有很强政治思维能力的一个群体。法家的思想体系着重为统治阶级提供社会管理和国家竞争的系统方案。法家的思想鲜有文化的先进性,其治国方针的本质无非是强化、规则化从奴隶制继承下来的暴力统治手段。《商君书》就是最系统化、最有代表性的法家著作。法家具有对社会现象敏锐的观察力和总结能力,知道社会的根本关系就是利益的分配,也清楚了解利益分配模式形成的原因。所以,要想放大统治者的利益,就要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提倡“弱民强国”的愚民政策;通过“农战”的策略富国强兵;通过“重罚重赏”立威立信于民,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与统治者利益高度协调的状态。因该说,法家是思维敏锐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看到了民众普遍的思维能力低下,也明白暴力统治对于低智商群体的有效性,因此毫不掩饰地抛弃社会民众的利益,唯统治者的利益为上。秦能统一中国,法家的思想贡献功不可没。

儒家的思想是中国最有“系统化趋势”地阐述人性发展需要的思想体系,其仁爱之说体现了人类文明最普世的价值认同。从孔子和孟子所处的历史时期而言,儒家的仁爱思想以及系统的、详细的社会行为准则的确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巅峰。然而儒家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认清仁爱与利益分配的实际矛盾冲突,希望以礼制的强化来弥补仁爱对社会的微弱作用。可以设想,由于孔子看到仁爱在家庭范围的有效性,因而推演出“家天下”的社会统治思维,进而明确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伦理结构。

对于儒教,我想强调的是:儒教并不等于儒家思想。儒家,应该是在孔子、孟子所在的特定时期的特定群体。儒教,经过几千年统治系统的不断加工和装潢,已经从本质上脱离了儒家的思想基础,形成了一个愚弄社会民众的社会管理“软件”。概括来说,“儒家”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文明思想体系创立、发展、传播的特定群体,其本质是一种人类文化的思想体系代表。而“儒教”则是从儒家思想移植过来,用于规范社会思维的文化管理体系,其本质是统治管理的“应用软件”。

儒教在中国文化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完全取决于统治者对思想管理软件的评估。法家在成功引导秦统一中国后,其弱民、愚民的统治政策极度培育和强化了社会暴力,并造成了暴力的反噬,因而导致了秦朝的迅速崩溃。汉朝建立之后,统治者必然需要一种与法家思维截然相反,但又能保证统治者自身利益的思维引导体系。比较众多的思想理论,儒家的仁爱主张和等级观念,与打着反抗暴政旗号而得天下的汉朝皇帝形成了思维默契。从此儒家思想便成为统治者的软件工具,从一种思想体系演变成整个国家的官方文化教义。

纵观中国所有的思想体系,由于受到初始认知条件的限制,以及思想开发的社会基础薄弱,没有一个体系能够形成严谨的、无懈可击的思维逻辑基础。受到相互思维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中式思维的基本特色,也就是概念的歧义性、逻辑的混乱性、以及结论的矛盾性。以儒家的“仁”来说,仁是儒家思想的基础核心,但是这个核心连一个明确的基本定义都没有。孔子的门徒曾多次询问“仁”的定义,孔子每次都有不同的回答。其中最简洁、传播最广的,是樊迟问仁于孔子,子曰:“仁者,爱人”。孔子也曾提到:“恭、宽、信、敏、惠”,曰:“能行五者与天下,为仁矣。”我不否认一个具体概念可以是多个其它具体概念的集合,但是作为系统逻辑的第一要素,就是概念的定义域必须是收敛的,也就是要有清晰、明确的边界。然而中式的思维体系没有一个具有收敛的定义域。从“仁”字远古的初始含义来解读,“仁”是两人,及至人与人相爱的意思。但是如果作为社会普世的思想准则,“仁”就失去了客观的对象空间。很明显,仇人之间不可能相爱,敌人之间也不可能相爱。“爱敌人”的说法虽然很“普世”、很“高尚”,但这毕竟是“神”对“人”的要求,在现实社会没有广泛的可实践性。从本质来看,仇恨和敌对的根源在于利益的冲突,抛去根源的因去调和表象的果,就好像对溺水的人大谈水的纯洁、水的柔美、水对生命的重要;就好像明知地球的资源对于人类极为有限,却大谈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会在不同环境下对“仁”有不同的解释。而后人为了圆“圣人”之说,又不惜添油加醋地绕更大圈子、添加更多定义发散的概念,比如“礼”、 “智慧”。甚至把概念的歧义美化说成是“一套仁爱的理论”。同样,一套理论应该有一套理论的定义边界,而不是任他人增减概念的空间。如果这套理论需要他人添枝加叶地去解读、去演绎,那还能叫理论吗?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中所谓的“妇人之仁”之说,意为:成不了大事的“仁”,取得不了成功的“仁”。这难道就是出自所谓的“仁爱理论”?孔子是否定义过什么是“妇人之仁”、什么是“男人之仁”?亦或是还有什么“君主之仁”、“臣民之仁”?到底什么是儒家思想中全面的、完整的、不需要他人再做演绎的“仁”的定义?

秦对中国的统一彻底破坏了“百家思想”的发展和完善的机会。具有歧义的基本思想概念不但使中国人失去了严谨思维的能力、失去对自然规律深入研究和理解的能力,也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始终严重缺乏明确的原则体系。即使中国文化最重视强化皇权利益、等级制度,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思想也同样在社会上并存。“出人头地”就是中国人在各个层面努力实践的目标。

中国文化发展与西方文化发展的初始差别,仅在于中国把皇帝看做了上天的代言人,即所谓的“天子”,这实际上就等于把真理的原点定在了人的身上。这方面,道家思想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西方文化明确把上天与人在层次上明确区分开来,虽然也有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成为上帝与人类的中间人,但耶稣毕竟没有社会的实际统治权,因此西方社会始终把一切真理的原点归于“上帝”。由于世间万物归于上帝,因此真理的指向就必然趋近于自然的规律。反观中国的思想发展,由于皇帝们人性的不稳定,因而中国社会的思维必然是缺乏原则性和稳定性,并且在逻辑上是发散的。加上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社会思想的钳制,社会的思维模式很难逾越皇权的利益而探索人性之外的自然规律,但却能总结出《醒世恒言》这种令人唏嘘的、冷酷的社会生活规律,使中国社会的“真理”方向全部指向到人的私利。《指鹿为马》就是中国社会思想形态极端的,也是必然的表现。概括而言,由于中国与西方文化在真理权威性的初始化定位上有细微的差别,使得两个系统经过几千年的运行后,西方社会的利益准则从根本上是以群体为基础,因为人和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中国社会的利益准则却不折不扣地以最高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的利益为标准,因为他们是真理的化身。在古代叫“天子”,在现代就叫“三个代表”。

就是因为天子和上帝这个很微妙的差别,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西方文化成功创立了自然科学的文明体系,而中国的科技水平却始终在“四大发明”的程度徘徊。由于中国社会长期无法总结出系统化的科学规律,便将一切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用鬼神的“概念符号”来代替,致使中国成为迷信程度非常高的国度。相比宗教,宗教是一种系统化的迷信,而中国社会的迷信水平连系统化都谈不上,因此也产生不出具有社会主导作用的宗教信仰,整个民族精神层面的空虚可想而知。如果用拼图游戏来形象地解释中国与西方文化发展的差别,西方文化是在努力寻找和拼接迷失的图块;而中国文化则是在仅有拼图碎片的基础上,根据利益需求自己描绘想象中的可能图案。

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百家思想”,只有墨家具有平等、博爱的思维萌芽;而儒家则是最为推崇等级制度的文化群体,其仁爱理念从本质上都是受等级模式约束的。客观地讲,儒家思想的出现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问题是“百家思想”很不幸地很快被秦朝所终结,而儒家思想又从汉朝起被统治者劫持成为了儒教,不但使社会思维被儒教形式所控制,也使得社会的“愚民”、“弱民”模式进入到锁定状态。现实的发展就 在强权和愚民的轨迹上不断地延续。民越愚,就越不可理喻,越需要强权统治;统治权力越强大,统治者就越为所欲为,不仅社会的利益分配越悬殊,社会的自由思维空间也越狭小,因而民众也就越愚钝,社会文明的发展也就越缓慢。

我认为有必要为孔子和孟子所代表的儒家说句公道话: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儒家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整体思维环境的影响,以及其它思想学说的作用。儒家思想虽然具有自身的根本性矛盾,但从体系上看则是当时最为全面和丰富的思想成果。其“仁、义、礼、智、信”的社会文明建设原则,在两千多年前人类认知水平的基础上,明显具有非常先进的成份。任何思想体系的发展都会像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一样,需要不断地调试、纠错、完善,儒家的思想平台无论是从横向还是纵向来比较,在人类的历史中都可堪称文明的里程碑。而儒教的发展已经完全脱离了先贤们的思想环境,彻头彻尾沦为强权统治的软件工具。而孔子、孟子等儒家人物则或成为统治者愚弄社会的金字招牌、或成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这不但是中国历史人物的悲剧,也是中国整体社会人格的悲剧。儒教理论的矛盾性是明显的,其成为国学的背后,就是中国强权社会对真理的蔑视、对原则的蔑视、对权力、对金钱、对私利的无尚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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