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小兵的博客：

　　中国在三十多前开始了一场“语言革命”，这是人人都感觉到的，但却很少人知道它是如何开始的。当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华访问，邓小平问他中国是否能学新加坡搞民主宪政，李光耀犹豫片刻，答：“新加坡是前英国殖民地，所有法律都以英文写成，全部官员都说英语，否则根本无法维持这个法制结构，中国搞民主宪政无此条件”。邓小平听完，沉默半响，然后把烟头狠狠按灭，说：“明白了，那么还是让大家先学电脑吧，学习电脑要从孩子抓起”。至今，李光耀依然坚持这个论调。

　　近代杰出的中国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意识到了汉字和汉语的弊病，毛泽东曾大力推动汉语拼音化，胡适，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傅斯年等都对汉字的社会的阻碍作用深恶痛绝，然而，秦始皇这份遗产却一直牢牢捆绑着这个巨大的民族，乃至今天它已经成为政治危机的导火线。

　　最近读到一位朋友在台湾自由行丢失钱包被送回手中的感人故事，恰好也在台湾开会，于是就近向台湾朋友了解本次学运的来龙去脉。我问一位一起台湾男青年，他也是我的读者，最喜欢谈国际大事：“我一直非常好奇，大陆青年人总喜欢谈中国如何大，比如，那个朝代版图最大，那个时代GDP最大等等，而台湾学生却喜欢谈台湾那个时期最有情趣，最有温情这类话题?”，那位台湾青年人笑了笑，说：“国家版图大不大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更关心我的女友美不美，我的大学会不会给我好工作，我的政府有没有给我自由权力，我们的总统有没有给我们尊严”。难怪台湾青年一代都都其乐融融于自己的那个小小天地里头。台湾人喜欢用许多闽南和日语词参杂在讲话中，让他们之间格外“窝心”(是大陆“窝心”的反义词)。

　　更让我触动的是一位台湾女学生。我看到她举着一条标语：为台湾四百年历史正名。哇噻，这还了得，为何连五千年伟大历史都弃置不顾，而要这区区四百年历史?我用闽南语向她问：“难道中国历史不是五千年吗?”她看了看我，反问：“你是中国大陆来的吗?”她显然听出我闽南话不够准确。我告诉她“是”，她马上用国语给我一番教训：“我们台湾有自己的历史，不愿意和你们的那乱七八糟的五千年混淆在一起。我每次听到大陆学生说我们没胸怀，没气魄，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连自己的做人权力都没有，还谈什么大胸怀，说话大口气是自不量力”。台湾学生在这次运动中是主导者，而他们的对手大多是中老年人群，显然这意味着未来某种发展趋向。

　　西方哲学深信“文化是语言现象”这个论点，台湾与大陆之间文化差异越来越大，语言差异也是主因之一。有人会反对，他们说“大家不都说闽南语吗?”其实，这是一种误会。现代台湾语言是闽南语，国语，日本语和英语混合而成，闽南语是家常用语，也夹杂国语使用，但与心灵相关的事情(祷告，宗教语言，情感语言等等)都用闽南语，老一代本土精英阶级的思想与学术沟通常常用日本语，国语只限于政治领域，更贴切的说法是“国语是用来吵架用的”。闽南人很难在国语中找到自己的真实感觉，反而觉得用来发泄和歪曲对方比较实用。这次学运从某种意义上表现的正是台湾当局人物与台湾新一代之间的沟通困难。

　　大陆与香港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就更大了。大家也许还没有忘记不久之前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的事件，其导火线就是香港人不让大陆游客的孩子在地铁里小便。香港是英国文化熏陶近一百年的社会，从英国君主立宪体系下放到香港总督体系，层层法律严谨不说，行政体系包罗万象，人民素质在亚洲首屈一指，地铁中小便是会引起公愤的，但偏偏有人骂“狗”引起港人公愤。记得有位香港教授感叹道：“香港人移民外国的越来越多，满嘴“狗”字的人来的越来越多，就如古希腊被土耳其大换血一般，在短短十多年中，香港的英语文明就被汉语文明边缘化了”。

　　香港人会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也都喜欢动不动骂“狗”，当然，他们是骂那些和孔庆东同类人。这对于香港人同样是悲哀的，因为骂“狗”的人必须和“狗”看齐，自己便失去了真实的人类尊严，这就是香港面临的文明陷落。民粹主义短期在香港爆发是以此为背景的，虽然英国法制文明传统依然努力挣扎着求生存，但人们看到日益增多的“中国暴力文化”出现，无论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右派，都在积极用汉语相互歪曲诋毁着，这些人不是那些懂英语的一代人，也不是留学英国的技术官僚，而是讲粤语和普通话混合语的新一代香港愤青。

　　香港人对此十分悲观，有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学者说：“英语世界依靠英语文明不断推动世界民主文明上百年了，它的语言中承载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正义感与逻辑思维，而汉语一直是个不讲形式逻辑的语言，是一个谁有权都可以任意滥用的语言，三十年后，华人世界将会失去香港这盏法制明灯，只有新加坡的华人英语文明可以幸存了”。另一位香港学者说：“中国历史造就了骂狗的语言，也造就了甘心做狗的人群，因为他们被灌输狗的思维方式，狗的贪婪和凶残，狗对于主子的忠心和顺从，于是那里的人类几乎没有分享文明的希望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看不到今天了，但他们毫无疑问早就预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