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萬維博客    作者：高伐林

　　小者看我們身邊，誠信者吃虧，狡詐者獲利，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大者看當今世界，不講底線者動輒要挾，咄咄逼人，屢屢得手，恪守底線者自縛手腳，處境困蹙，被動不堪……歷史上出現過無數次的野蠻戰勝文明，會在今天重演嗎?

　　老高按：野蠻戰勝文明甚至毀滅文明，史不絕書。我們今天是否仍然面臨這種風險?小者看我們身邊，誠信者吃虧，狡詐者獲利，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大者看當今世界，不講底線者動輒要挾，咄咄逼人，屢屢得手，恪守底線者自縛手腳，處境困蹙，被動不堪。

　　眼看着鄙棄普世價值、堅持“特色道路”的力量急速膨脹，對於野蠻勢力可能戰勝文明勢力這種夢魘成真，已是當今不少人真實的擔憂。歷史學家秦暉最近曾經在一次學術座談會上，再次舉了“昂納克寓言”的例子(我幾個月前曾經在我的一篇文章《執政者為何宣傳“歷史必然規律”?》中，介紹過他的分析)：

　　低人權國家由於其勞動力成本被強制壓到最低，所以反而在國際競爭中具有優勢，將高人權國家的同行排擠出市場。發達國家如果要保持競爭優勢，就不得不向低人權國家看齊，也搞“血汗工廠”，壓低勞動力成本，但這樣做的結果豈不等於是被低人權國家給“和平演變”了?劣幣就這樣驅逐良幣，或者說野蠻戰勝文明的現象，就在世界範圍上演，不僅是經濟，而且還涉及政治、文化、社會……

　　野蠻戰勝文明，會在當今世界重演嗎?文明又憑藉什麼去對抗野蠻、戰勝野蠻?闕光聯的一篇文章《文明與野蠻的博弈》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列出了在這個世紀，在如今的條件下，野蠻不可能戰勝文明的論據。他的論據、論證和結論是否有道理?這篇不算短的文章，值得我們耐心地讀一讀，仔細地想一想。

　　文明與野蠻的博弈

　　闕光聯，共識網

　　共識網近日發表了秦暉、施展、許章潤等人的學術座談紀錄《世界改變中國，還是中國改變世界?——從“第三世界”到“第三個世界”》，對當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提出了很多有意義的話題和觀點，令人深受啟發。其中關於文明與野蠻的博弈問題，成為一個頗能引發大家關注和興趣的焦點。秦暉先生從歷史和現實的雙重視角表達了對野蠻戰勝文明的擔憂。在中外歷史上，野蠻戰勝文明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從古希臘斯巴達戰勝雅典、馬其頓征服希臘、蠻族消滅羅馬帝國，到中國秦始皇滅六國、五胡亂中原、蒙古滅宋、滿清滅明，等等，甚至二十世紀由俄國一聲炮響引發的某類革命，都是野蠻戰勝甚至消滅文明的例子，可謂劣幣驅逐良幣。而在現實世界中，此類現象也依然存在。秦暉舉了一個“昂納克寓言”為例，其實表達的是對所謂中國模式可能給文明世界帶來的某種劣幣驅逐良幣效應的擔憂。

　　應該說，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野蠻戰勝文明的現象的確大量存在，但對其成因卻需要具體分析。如果文明與野蠻的博弈發生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社會內部，那麼我們應該追問的是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的制度、法律、道德倫理等是否公正、合理、健全、有效。如果博弈發生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發生在世界範圍，那麼就應該分析世界局勢和時代環境。時代環境的變化，尤其是人類走向全球化的歷史趨勢，能夠對文明與野蠻的博弈造成重大影響，使得這種博弈在當代世界與在古代世界會有某些重大區別。此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問題，被這些座談諸君忽略了，那就是文明本身的內在矛盾與危機往往是誘發其自身衰亡的根本原因，也是導致其輸給野蠻的內因。也就是說，文明之所以輸給野蠻，還應該從文明自身的內在缺陷來尋找原因。

　　古代蠻族征服文明民族，最直接的原因是其軍事上的驍勇善戰。在冷兵器時代，直接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往往就是體力、人數、鬥狠好勇，所以文明民族尤其中國式的農耕民族在軍事上往往不是游牧民族的對手。秦國靠商鞅變法造就的那種兇狠好戰的軍國主義路線征服了其他六國，包括文明程度遠高於秦的齊楚等大國。可是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面對着更加強悍野蠻的北方匈奴，最終卻也只好採取守勢，修築萬里長城。而勞民傷財的長城工程又是導致秦朝滅亡的直接導火索。後世歷代中央王朝對這些周邊蠻族基本也是採取羈縻政策，而不是將其完全征服或徹底消滅。因為游牧民族沒有固定的領土，在遼闊無邊的茫茫原野上縱橫馳騁，以古代的技術條件要將其完全消滅，或者完全征服而置於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難度極大，成本極高，要付出太大的代價，得不償失，尤其是會導致中央王朝國力嚴重空虛，甚至引發天朝自身的內部矛盾和危機，可能還沒將蠻族征服，中央王朝自己就要垮台，短命的秦朝、隋朝都是這樣的例子。所以，蠻族在古代世界始終都是一個重要的力量，隨時可能給東西方各文明民族造成威脅，只要後者發生內部的危機、動盪，蠻族就很可能乘機入侵。

　　這種情況在近現代世界裡顯然發生了根本變化，近現代的戰爭，勝負主要取決於國力，而國力強弱一般是與國家的文明程度相關的。所以傳統的游牧民族不再構成對文明民族的威脅，並且游牧民族自身也逐漸文明化，被構建成為民族國家，成為文明民族之一。在現代世界，野蠻力量是那些熱衷於暴力與恐怖的極端主義勢力，包括各種極權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納粹式的法西斯國家和某些極權主義國家也會擁有強大的國力和戰爭力量，對文明世界構成嚴重威脅。但是與古代世界相比，情況至少有兩個重大區別：

　　第一，現代野蠻力量(無論是納粹法西斯、極權主義，還是形形色色的宗教極端主義)是建立在對內、對自己的國家和國民採取強制性的封閉和鎮壓的基礎上的，只有靠這種暴力手段對國民實施洗腦，才能夠建立和維護其存在，因此它一開始就註定是沒有真正的、長久的生命力的。而古代的蠻族並不需要對自己的群體採取這種人為的強制洗腦，維繫古代蠻族的族群生活的基本紐帶是傳統、習俗和宗教，這些是人們自覺接受而非暴力洗腦的，是“自發演進”的產物，自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第二，在應對野蠻力量的挑戰和威脅面前，現代世界各文明民族開始走向合作、聯合，從而擺脫了古代各文明民族對付蠻族時孤立無援的狀態，顯示出文明世界強大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類各主要文明民族第一次實現了世界範圍的大規模合作，共同對付法西斯野蠻力量威脅。

　　文明被野蠻打敗、征服，原因並不是文明人珍愛生命、慈悲為懷，恪守底線、不忍將敵人趕盡殺絕，而野蠻人漠視生命、毫無底線、不怕死。第一，文明人珍惜生命，但絕不是無原則的貪生怕死、但求苟活，在同侵略者、強權者、暴力犯罪者、恐怖主義者作戰中，文明人所表現出來的奮不顧身的精神，比比皆是，為此犧牲生命的英雄烈士古今中外都非常之多。第二，面對毫無底線的野蠻人，文明人以其人之道待其人是完全正當的，作為現代文明之主要表現的現代法治，也明確承認公民享有正當防衛權利和反抗暴政權利，而且這是自然的權利，不可剝奪。第三，其實也是最重要的，文明制服野蠻並不需要學着野蠻人那樣漠視生命、踐踏人類文明底線。以暴易暴不是制服和消滅野蠻的根本辦法。要從根本上戰勝和消滅野蠻，除了迫不得已實施必要的暴力、戰爭手段之外，還必須對野蠻力量賴以生長的社會、政治、文化、經濟條件進行根本的改造，剷除培育野蠻的不良社會土壤，實現社會的文明化。二戰結束後，文明世界對原法西斯國家的民主化改造就是一個例子，英美盟國並沒有對納粹德國、日本實施納粹式的報復、屠殺和懲罰，相反，在實施民主改造的基礎上，卻大力幫助德國(西德)、日本實現經濟復興。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法等國對德國實施的懲罰政策激發了德國人強烈的民族屈辱感，客觀上倒是為納粹的崛起埋下了禍根。

　　文明輸給野蠻也不是因為文明人講誠信，野蠻人毫無信用可言，於是文明人經常給野蠻人提供可乘之機。這種欺詐行為只能得逞一時而不可能永遠得逞，文明並不意味着無原則的退讓直至自取滅亡，對於毫無誠信的人，文明人也會採取措施予以懲罰、排斥，使其難以得逞。

　　文明輸給野蠻，除了前述古代世界的技術條件限制之外，更加重要的原因其實在於文明民族自身的內在矛盾、危機使其逐步喪失內聚力、戰鬥力而輸給蠻族。因此，在探討歷史上文明被野蠻打敗、征服甚至消滅的原因時，我們應該更重視對文明民族自身存在的各種問題與缺陷的分析。例如秦國能夠征服六國，原因並不只是因為秦人強悍好戰，還因為六國自身不能進行良好的合作，相反卻是相互之間勾心鬥角、互不信任。楚國雖然文明程度很高，但其內政卻昏昧無度，君臣猜忌，奸佞當道，上下離心，綱紀廢弛，自然沒有戰鬥力。後來那些敗亡於蠻族的歷朝歷代，如西晉、宋朝、明朝等，甚至西方古代歷史，包括古希臘、古羅馬的滅亡，情形大抵亦如此。與其感嘆這些文明民族在蠻族面前的軟弱，不如追問這些文明民族其內部社會、政治文明本身存在着怎樣的內在缺陷、矛盾、危機導致其喪失內聚力、活力和反應能力。

　　現當代世界出現的野蠻對文明的挑戰、威脅，其實從根本上說，也是文明世界自身內部危機引發的。納粹法西斯的出現、蘇式極權主義的崛起、民族與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興風作浪，等等，都不是古代蠻族那種完全外在於文明世界的外部野蠻力量，相反，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說是現代性危機的體現和產物。近代以來人類文明發展的總體趨向就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文明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的正面價值、正面成果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矛盾、深刻的危機。無論是納粹，還是蘇式極權主義，乃至於今天依然活躍於世界範圍的形形色色的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其緣起無不與資本主義文明的內在矛盾有重要關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說是資本主義現代性危機的產物。所以，我們固然要強烈譴責和批判這些現代野蠻力量的種種暴行和罪孽，要堅決守衛人類文明的基本價值和底線，但是，對於這些野蠻力量如何產生、如何更好地防範，我們更應該追問的是文明世界本身的問題與缺陷，是資本主義現代性自身的內在矛盾與危機。當然這個問題非常複雜，非本文所能詳述，現代性問題實際上已成為西方現當代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核心主題，西方知識界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和領域，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來探索、剖析和回答現代性所遭遇的諸種問題。

　　這就是說，無論古代還是現當代，文明世界、文明社會從來都不是完美的理想國，不是處於純淨的文明狀態，而是充滿着種種缺陷、矛盾和危機的複雜社會。我們在思考文明何以被野蠻打敗、征服的時候，潛意識中切不可有一種文明的自負心態。進而言之，現實中的文明社會本身，也不同程度地包含着種種反文明的野蠻性因素在內，文明自身就內在地存在着走向野蠻化蛻變的潛在危機。

　　以中國古代文明而言，雖然中央王朝的文明程度遠高於周邊游牧民族，但是中央王朝實行的專制政治本身，體現的那種權力至上、公權私有、成王敗寇的政治邏輯，以及由此導致的許多暴政、腐敗等現象，何嘗又不是一種野蠻文化!古代社會生活那種湮滅人的個性、蔑棄科學理性等特徵，其實也是野蠻性而非文明性。中國古人對於文明的這種內在問題和缺陷是有清醒反思的，從先秦時代的莊子，到魏晉玄學、唐宋佛學、明清非主流的思想家，甚至曹雪芹的《紅樓夢》，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表達了對文明社會內在矛盾的反思。莊子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仁義道德之類文明秩序的虛偽性。當文明社會的倫理規範與政治秩序變成主要是用於維護某種現實權力關係的工具的時候，它實際上就偏離了甚至是背離了彰顯人的尊嚴這個最根本的文明價值本身，文明也因此而變成一種虛偽，甚至是一種變相的野蠻。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本身也同樣暴露出強烈的野蠻性特徵，對利潤的無止境追逐，對工具理性的盲目推崇，世俗價值對超越性的貶低和排斥，由此引發一系列嚴重的社會政治矛盾、階級及族群鬥爭、經濟危機、精神文化危機、環境危機等等。如果我們把野蠻比作疾病，那麼古代文明民族是由於自身肌體內部的某些疾病、慢性病導致免疫力下降，最後被外部的病毒、病菌入侵感染，而導致肌體死亡。而現代文明世界則是自身肌體內部嚴重的失調導致內部發生病變甚至是癌變，從而遭遇生命危險。對於現代文明而言，純粹外部的病菌病毒(古代那樣的蠻族)已經不可能會危機文明肌體的健康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無遠弗屆的強大的對外擴張運動，使得這種完全游離於文明肌體之外的純粹外部的病菌病毒甚至都難以存在了。所以，能夠給文明肌體的健康乃至生命帶來巨大威脅的，恰恰就是、也只能是這個文明肌體自己內部的病變。

　　在文明與野蠻的博弈中，文明社會的競爭力從根本上說，是來自人性向善的天然本能趨向，文明價值所體現着的對生命的尊重、對人的尊嚴的維護、對理性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等，是合乎人性的天然本能的，因而人們會發自本能地去竭力衛護文明。也正因此，從長遠趨勢來看，文明戰勝野蠻是必然的。歷史上那些蠻族在軍事上征服了文明民族之後，往往在文化上逐步被被征服者征服，自身也走向文明化，而如果不能完成這樣的文明化轉型，則最終必然不能保持其軍事勝利的成果，而走向衰亡。蒙元和滿清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文明戰勝野蠻，從根本上靠的不是強制力而是人性、人心，戰爭之類暴力手段只是應急之需，雖不可輕言放棄，但無論如何都不是根本。

　　一個真正文明的社會，也就是文明價值真正得到體現的社會，是不會輕易被野蠻征服的，即使由於軍事和技術的原因暫時被野蠻力量征服，各種形式的反抗與抵抗也將持續不斷地衝擊野蠻力量的統治，並且野蠻力量的原始落後治理方式也必然會導致各種嚴重的社會矛盾與政治、經濟危機，最後必然使野蠻力量走向削弱，或者是野蠻的征服者被推翻，或者是野蠻力量自身實現文明化轉型。尤其在現代世界，各文明民族在反抗野蠻勢力威脅面前正在逐步走向合作與聯合，因此，相比於古代世界，純粹外部的野蠻力量對現代文明世界的威脅實際上是大大降低了。

　　野蠻戰勝文明只需要暴力行動的成功即可，而文明戰勝野蠻，卻經常需要經歷一個過程，因為文明相對於野蠻的優勢，或者說文明的內在力量，有時候並不是很快能顯現出來的，尤其當文明社會出現危機，或者文明處在轉型過程之中因而不成熟的時候，文明就似乎變得比較軟弱，而不似野蠻那樣強悍而富有戰鬥力。只有當文明轉型成功，當文明變得成熟，當文明能夠很好地解決自身的內部矛盾和危機的時候，文明的價值得到充分的體現，文明才會顯示出巨大的力量。這不僅僅是一種道義的力量、精神的感召力，同時也是強大的物質力量。在文明的這種成熟的力量面前，野蠻不僅在道義上、精神上喪失人性的力量，而且在物質力量上同樣暴露出其極端的貧窮落後與匱乏。可見，只要文明能夠成功實現轉型、成功解決自身內在問題和危機，那麼它就不會輕易被野蠻征服。野蠻的力量再怎麼貌似強悍，終究都是短暫的，是不可持續的;而文明的力量即使一時貌似柔弱，終究也是長久的、可持續的。

　　在現代社會，野蠻力量之所以能夠顛覆文明，最主要的原因首先都在於文明社會自身的內在缺陷或不成熟。如果文明社會的種種內在矛盾、問題長期得不到很好解決以至於造成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精神等方面的危機，那麼，文明價值就很可能被湮滅而得不到實現，人們甚至會對文明喪失信心、信仰和希望，不願為守護文明而努力，從而為野蠻力量的崛起和進攻造成極大便利。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文明轉型時代，即正處於由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過渡階段的社會，難免面臨着許多錯綜複雜的社會、政治矛盾和經濟發展問題，社會內部也遠未形成對於現代文明價值的強大共識，所以一旦治國者出現失誤，社會矛盾激化，就很容易滋生各種極端主義的情緒、思潮和勢力，為野蠻力量的產生和攻擊創造有利條件。存在着內部危機的文明社會，以及轉型中的不成熟的文明社會，在野蠻力量的威脅和進攻面前，往往缺乏強大的戰鬥力，有時候甚至表現得不堪一擊。

　　無論是克服自身危機、解決內部矛盾和問題，還是實現文明的轉型與成熟，都需要一定的過程，尤其需要和平安寧的外部環境，所以這裡最關鍵的其實是如何保障文明在解決自身問題和實現轉型的過程中的安全，避免由於野蠻的進攻而招致文明的滅亡。這種情形之中的文明社會不僅需要樹立信心，堅定對文明價值的認同，儘早形成對於文明價值的基本共識，拒絕野蠻的誘惑;同時更需要在應對野蠻的挑戰時注重長遠成效，不可因眼前之急而冒失捲入與野蠻的暴力相搏之中以至貽誤文明的自我革新與轉型之機。在文明尚未解決自身的問題與危機、或者尚未完成轉型的情況下，以暴力同野蠻拼搏根本無法展現文明的力量，以己之弱項同野蠻之強項相爭，勢必難以取勝。當然，脆弱之中的文明能否為自己爭取到這種安全的環境，也取決於其他許多條件，並非完全都是文明社會自己所能決定的。如果文明社會不能夠清醒認識自身問題並積極加以改進，以恢復或增強人們衛護文明的信心;如果世界各文明民族不能清醒意識到野蠻力量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敵人，而採取“莫管閒事”的庸人心態，文明民族之間不能進行有效的合作和相互支援以共同抗擊野蠻;如果文明社會的治國者不會採取必要的策略，避免與野蠻力量做簡單的角力，相反卻將主要力量放在這種強力角逐上，等於是以自己的弱項同野蠻力量的強項進行競爭，那麼文明被野蠻擊敗的悲劇後果就難以避免了。國共內戰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當年國民黨被稱為“弱勢獨裁”，蔣介石被認為“民主無量，獨裁無膽”。顯然，弱勢獨裁、民主無量比起民主有量當然是落後，但比強勢獨裁和極權卻更接近文明;獨裁無膽比獨裁有膽也更顯文明。國民黨的真正悲劇就在這裡：它既沒能真正實現民主憲政，把國家帶入現代文明之中，甚至無力解決一系列嚴重的政治腐敗、經濟困頓等問題，從而無力做到使國家具備對於種種反文明的極端主義力量的強大免疫力。同時，它又根本學不會共產黨那種高度極權的軍國主義組織和治理模式以及毫無底線的鬥爭策略，所以在同共產黨的軍事角力中自然沒有戰鬥力。在此形勢下，國民黨當局卻又幻想以軍事手段來解決共產黨問題，而不願以妥協換取時間來解決自身問題、促進國家的文明進步，這就等於是以自己的弱項同共產黨的強項來競爭，加上不利的外部國際環境，其最終的失敗就不可避免。

　　野蠻戰勝文明只有一途，那就是暴力。在和平的狀態下，或者說排除了暴力，野蠻是永遠不可能征服文明的。而文明徵服野蠻卻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人性的本能傾向，依靠民心。因此，只要排斥了一切暴力和強制，只要確保各群體之間、各民族之間在和平的、自由的狀態下交往，那麼，野蠻絕無可能戰勝文明。雖然很多野蠻力量在依靠暴力征服了文明之後也虛偽地聲稱自己是順應民心，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但實際上其所謂“民心”無不是完全靠暴力強制手段製造出來的，根本不是真實的民心。真實的民心只有在和平的、不受強制的、自由開放的狀態中才能體現出來。

　　秦暉先生的“昂納克寓言”，表達的就是對當代全球化背景下野蠻戰勝文明的一種擔憂。昂納克寓言實際說的就是低人權國家由於其勞動力成本被強制壓到最低，所以在國際競爭中具有優勢，將高人權國家的同行排擠出市場。發達國家如果要保持競爭優勢，就不得不向低人權國家看齊，也搞血汗工廠，但這樣做的結果就無異於是被低人權國家給“和平演變”了。於是，劣幣驅逐良幣或者說野蠻戰勝文明的現象就會在世界範圍上演。這個寓言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近年來中國在國際上頻頻遭遇貿易摩擦和人權爭端的原因所在。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關注中國人權問題，並不完全出於道義激情或是對中國人的關心，同時更是出於對其自身商業利益的考量。這在無意中恰恰驗證了馬克思的名言“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西方的勞動者要想維護自身的權利不受資本的侵害，就必須同時維護中國之類落後國家的勞動者的同等權利，否則，在全球化的時代，落後國家勞動者權利受害的最終後果也會損害發達國家的勞動者的權利。

　　然而，野蠻真的可以不需要通過戰爭之類暴力手段而僅僅通過國際經濟貿易的途徑不戰而勝征服文明嗎?理論上的分析以及現實的情形都表明，昂納克寓言最終不過是杞人憂天，低人權國家的這種所謂競爭“優勢”其實是非常脆弱的，根本不可能使這種國家能夠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真正取得優勢地位，主導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格局與方向，更不可能真的實現對發達文明國家的“和平演變”，最終的結局依然是這種低人權國家自身的經濟社會陷入嚴重危機。在與低人權國家的經濟競爭中，發達國家的經濟雖然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牽連，但絕不會出現嚴重危機，更不可能被“和平演變”、被野蠻戰勝而不得不向低人權標準看齊。

　　第一，正如任何一種奴役經濟(即依靠強制奴役勞動為主的經濟，如奴隸制經濟、監獄或集中營經濟、毛時代的經濟)都不可能真正帶來長久持續的繁榮一樣，建立在剝奪勞動者權益基礎上的經濟也註定是不會真正繁榮的。低人權國家的經濟發展是畸形的，不可持續的，其表面的繁榮只是虛火，絕不表明這個國家真正的富裕與強大。由於勞動者以及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受到專制權力的壓制甚至剝奪，社會財富分布嚴重失衡，巨大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大多數國民並未從經濟發展中分享到相應的份額。因此，這個國家必然會出現內需嚴重不足、國內市場萎縮的情況，經濟發展缺乏後勁，是不可持續的，只能依賴政府投資和出口拉動。依賴政府投資、公款消費來維持經濟發展，無異於飲鴆止渴;依賴出口來保持發展也同樣是充滿風險的。

　　第二，低人權國家的經濟不可能具有強大的創新能力和發展潛力，因為低人權的狀況必然使勞動者的素質難以提高，無法造就高素質的勞動力人口。強制維持的低廉勞動力成本也使得企業缺乏科技創新的內在動力。而且低人權國家對自由的思想市場的壓制和禁錮必然嚴重損害整個社會的創造力。這種國家很難造就和留住高端人才，國內高端人才紛紛流向發達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個國家的某些國內一流大學實際上是為發達國家培養人才、培養高級白領。由於這種狀況，在國際市場分工中，低人權國家註定了只能在低端產業依靠低勞動力成本優勢保持一定的市場份額，而很難、甚至不可能在高科技、創新性領域具備任何競爭力。所以昂納克寓言只能對發達國家的低端產業、低素質勞動力造成衝擊，最極端的結局不過就是將發達國家的低端產業給淘汰掉，或者這類產業轉移到低人權國家去，而根本不可能撼動發達國家在高端產業領域的絕對領先地位。最終的競爭結果就是在低人權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形成一種新的國際分工，即前者完全成為全世界低端產業、低端產品的生產國，後者則匯聚和壟斷全世界最高端的產業、最先進的高新科技、最發達的高智力行業尤其是精神文化行業。從長遠看，前者將吸納和匯聚全世界的低素質勞動力(近年來大量黑人、南亞東南亞勞動力開始進入中國)，後者則匯聚全世界的高端人才。前者只能做世界經濟發展的手足，後者則成為指揮手足如何運動的大腦和驅動手足運動的心臟。前者不僅犧牲勞動者的權益，還犧牲國民的福利，犧牲資源、環境、國民健康，為後者源源不斷地提供大量物美價廉的低級產品，從中賺取微薄的利潤;後者僅憑在高端產業的優勢地位，就可以盡情享受前者提供的物美價廉的產品，同時由於本國不再生產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產品，不再發展有害勞動者身心健康的高強度勞動的產業，就可以保有藍天白雲、潔淨的空氣潔淨的水，享受健康和悠閒。最後，前者成為低人權、低福利而且環境不宜人居的地方，後者則成為人人嚮往的樂土。

　　一方面是本國經濟發展不可持續，包含着巨大的結構性危機，另一方面是在國際經濟秩序中永遠居於低端地位，沒有競爭力，這樣的低人權國家談何能耐去“和平演變”發達國家!在現實中我們已經看到，低人權國家不僅在國際經濟秩序中占據低端位置，而且在政治上、文化上，也同樣得不到國際社會普遍的尊重。國際社會對這種國家的看法，或是視之為淺薄的暴發戶，如同我們過去嘲笑某些個體戶“窮得只剩下錢”，因而是滿臉的不屑;或是視之為一種新的威脅，所謂“中國威脅論”，當然，威脅論不管出於何種動機，客觀上都是過於“抬舉”這種低人權國家的實力，不禁讓這種國家的國民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最要命的是，低人權國家在國際舞台上始終缺乏道義力量，只能依靠燒錢擺譜來自我炫耀，靠金錢來結交酒肉朋友，因而很難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好感和信任。在其血汗產品走向世界遍布全球各個角落的同時，其在國際上的朋友卻越來越少，對其國民入境的免簽國之少，與其產品在世界上的份額簡直成反比。在以犧牲本國資源、環境和民眾福祉、健康為代價為發達國家提供物美價廉產品的同時，卻不斷地遭受後者的百般指責甚至刁難，包括貿易摩擦、知識產權糾紛甚至人權問題發難等等。當然，這些糾紛未必都是發達國家有理，後者對前者的指責與刁難也的確有諸多“得了便宜還賣乖”之嫌，但這種局面的出現卻正表明，所謂的“低人權競爭優勢”根本就是一種自慰，一種國際性的賣春而已，就如同出賣了青春和肉體還被買家看不起一樣。

　　一句話：只要不訴諸強制和暴力，通過正常的交流交往和競爭，野蠻絕無可能戰勝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