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是一副怎样的图景呢？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国家的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20多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中外的巨大差距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相继发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西方世界、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在干什么呢？又是怎样一副图景呢？
　　
　　 1、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
　　 新科技革命，也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兴起于二战以后的美国。这次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本来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在原子能技术方面，1945年7月，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1957年，美国西屋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压水堆型商用核电站，苏联以及英法等国也相继建成了核电站。核电站作为一种新能源，开始迅速发展。在信息技术方面，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1958年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即第三代计算机。1971年世界上第一台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做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在美国制成。在超大型计算机发展的同时,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机,家庭和个人用电脑迅速发展。在空间技术方面，1957年10月4日,11月3日,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此后，美、苏两国开始了激烈的太空竞争。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1981年4月，“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成功发射。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美国科学家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DNA重组实验；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此外，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也迅速发展。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美欧日经济实力的大发展、大提升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了106个月，6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十年”。1975年，美国GDP总额达到15265亿美元，是1957年的3.2倍。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间，西德GDP增加了5倍多，是除日本之外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1951—1970年，法国工业年均增长5.9%，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09亿美元。日本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1955年，日本编制《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1960年，又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从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148亿美元(《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年5月31日)。
　　
　　 3、巨大的差距与震撼
　　 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第558页)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人们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