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张维迎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的是现在的体制改革能不能走出去。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的，至少理论上讲是可能的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大家都看，其实他的第一本独立著作是《论美国的民主》，也是他的成名作，是最值得推荐给今天的中国人的。

　　我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后的感觉是，其实人类是很无知的，我们每天做的事，想达到的目标和实际后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一个加强统治的方式也可能变成摧毁统治的结果。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改革也好，革命也好，不要想着只要脑子里有个目标，有个顶层设计，就可以达到目标。好多改革的成功，都是歪打正着，革命的后果更难预测。

　　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大家对现在的体制不满，就是要求变革，改革和革命是变革的两种方式而已。能不能告别革命关键是改革能不能走出去，因此，首先需要理解的是现在的体制改革能不能走出去。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的，至少理论上讲是可能的。

　　悲观主义者认为，改革就要触动既得利益，但既得利益者就是现在有权势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改革呢?但是，历史上的好多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的，好多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为。

　　既得利益者可能推动变革

　　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推动变革?我总结有三个原因：

　　第一，他们有了新的理念。大家不要以为人的行为都是受利益支配的。大卫·休谟在200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信仰，这非常重要。当年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主要是旧体制下 “既得利益”家庭出生的人。不要以为他们是被压迫阶级，所以才革命，不是这么回事。他们闹革命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新的理念。法国大革命的好多推动者也是贵族。所以我觉得理念非常重要。

　　第二，既得利益者并非统一的利益体。我们一讲既得利益者就好像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函数，可以统一行动。有时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比他们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大得多。

　　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历史来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现的，然后才逐步推广到全社会。贵族内部为什么要建宪政和民主?就是因为旧体制下他们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都有特权，但都没人权，互相伤害，最后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妥协的重要性，导致了宪政的出现。英国 19世纪之前的变革，主要是贵族跟国王、教会之间以及贵族相互之间斗争的结果。

　　第三，改革是既得利益者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被统治阶级有了利益诉求，你不能满足，他们就可能起来推翻你。好在统治阶级内部可能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不断地满足被统治阶级的需要。

　　他们做起来可能勉勉强强，但不管怎样，还是做了。英国从1832年第一改革法案开始，为什么不断扩大选举范围，最后到1928年实行了男女平等的普选权?就是英国统治阶级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那么做自己就走不下去。

　　总而言之，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以为所有的变革都是你死我活，人类是没有希望的。

　　你死我活的革命后果也是不可预料的，也不一定比原来好。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大家慢慢认识到，如果当时不是太着急的话，也许情况比现在好得多。

　　现在我们的民主理念、法治理念在某些方面还不如100年前。像宪政这样的东西，100年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都讨论，但我们现在还不能充分讨论。

　　时代需要政治家而非官僚

　　这是从乐观的角度讲。从悲观的角度讲，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推动改革的力量，我还没有完全的把握。

　　体制的危机在哪儿?它不是那么有效运转。一些党政部门，嘴上说的好像跟上面一样，但做的完全不一样。一些号称维护党的领导的机构和官员，做的许多事情都在削弱党的统治、党的领导。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是对党负责，实际上只是保自己的乌纱帽而已。现在的腐败分子就是在挤兑共产党，像储户竞相提款挤兑银行一样。

　　还有一个社会问题是，政治家似乎只出自官僚。政治家和官僚本来是两类人，现在成了一类人。

　　官僚是按部就班不做错事，政治家是要做正确的事，做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横空出世，要经过一定的磨难，但不是官僚主义的磨难，而是政治竞争的磨难。而现在的这个体制，已经到了这一步，政治家似乎只出自官僚。

　　官僚是经过一步一步循规蹈矩过来的。政治家出自官僚，理念就没有了，魄力也就没有了。

　　这个官僚系统培养政治家的办法可怕在哪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设想你刚被提拔成一个副县长，你离县委书记中间有几个台阶?五个!每个台阶至少两年，运气好的话，十年后你可以当上县委书记。当上县委书记大权独揽，可以干一些大事，但你还要不要进步?要进步就得当副市长，副市长离市委书记也有五级，又十年。副省长到省委书记又十年。

　　大家想想，这三个十年过去了，只有两种结果：有理念、有魄力、有棱角的人或者彻底出局，或者已经磨得没有理念、没有棱角，成了彻底的官僚。结果就是官僚领导国家。

　　如果我们不需要变革，至少体制上已经走到法治、宪政、民主，那还好办些。问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恰是需要伟大领导人的时候，而这个体制本身不是产生伟大领导人的体制。

　　美国的运气在哪儿?美国的开国元老经过了三四十年轮流执政，比如华盛顿干八年，亚当斯干四年，杰斐逊再干八年，麦迪逊又八年，这四人一共干了28年，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台湾的幸运在哪儿，蒋经国去世之前就认识到这个事情，开始做，所以台湾也走过来了。我们的麻烦是第一代革命家有那种权威，但不做那样的事情，邓小平也没有来得及做，时机错过了，一误就是60年。

　　当然，历史总是有偶然性的，有时候阴差阳错碰到一个人，他也许有很好的理念，有很强的使命感，有胆量、有魄力、有领导力，敢做大事。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幸运。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新一届领导人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不完全是一层一层的官僚体制磨难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所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