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作家 纽约)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雷同之处;笔者谨将上世纪大东亚共荣圈与本世纪一带一路视为比较对象，期能抛砖引玉。

　　一，历史背景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以枪炮相逼，打开日本国门，彻底改变了日本历史发展的进程;如此国辱，极大地激发了日本民族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以夷为师成为当时日本开明人士的共识。明治维新使日本在东方率先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并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日本俨然成为亚洲唯一可与欧美列强相提并论的发达国家。明治維新也給军国主义者提供了丰沃的社会土壤，为日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埋下隐患。

　　日本于甲午战争一败中国、日俄战争二败沙俄，打破了天朝、白种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日本明治天皇睦仁，成为近代日本崛起和富強的代名詞;大和民族的地缘政治野心开始膨胀，民族心理变得狂妄、自负，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渐成风尚;新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席卷日本列岛，一发而不可收，日本民众仅有民间(即不穿军装的)法西斯与军队法西斯之别。

　　1978年，邓小平毅然实施战略转变，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邓小平向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开放大门，美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中国搭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的便车，胼手胝足取得巨大的经济成果，迅速脱贫致富，令全球刮目相看;中国因而恃富而骄，民族心理变得狂妄、自负，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渐成风尚,毫不掩饰坐二望一的战略野心;习近平主席上台后，将江胡时代的“与国际规则接轨”转变一百八十度为“改写国际规则”、“推出中国方案”，企图用巨额财富买通世界;中国迅速崛起的影响力为西方始料未及，奥巴马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想制定国际贸易的规则;而中国官媒亦敲锣打鼓，直言不讳：中国想当全球化的新领军者。

　　二，最高统治者

　　日本最高统治者昭和天皇裕仁(1901—1989)是大正天皇之子、明治天皇之孙;中国最高统治者习近平主席(1953——)是邓小平的相隔江泽民、胡锦涛的政治曾孙。裕仁因血统登基，习近平以半是血统、半是韬光养晦的中国特色方式接班。

　　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裕仁只有11岁;1997年，邓小平逝世，习近平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也就是说，裕仁、习近平并未进入明治天皇、邓小平总设计师的政治视野 ;昭和天皇、习近平主席都是坐享其成的幸运者;昭和天皇继承明治维新之后蒸蒸日上的国运势头，虎视四方;习近平主席则继承几十年改革开放特别是胡温时期积累的庞大家底，顾盼自豪。

　　昭和天皇、习近平主席上台前皆低调行事;昭和天皇上台前以嗜爱生物分类学闻名，登基后一飞冲天，发动侵华战争、参与法西斯侵略战争。

　　习近平主席上台前暗藏韬略，犹如官场隐形人;登基后一鸣惊人，发动另类反腐，树立最高权威。

　　昭和天皇、习近平主席皆非掀天揭地的大政治家，同属庸中佼佼;昭和天皇、习近平主席均无留学、定居海外的人生阅历，缺乏恢宏的国际战略思维;昭和天皇、习近平主席又自视甚高，急于突破既定的国际秩序，立志完成明治天皇、毛泽东、邓小平都无法完成的盖世功业;

　　昭和天皇、习近平主席何其幸运，分别从弱智的大正天皇、荏弱的胡锦涛主席手中接掌最高权力;昭和天皇、习近平主席又何其不幸，分别与身残志坚的罗斯福总统、老而弥坚的川普总统狭路相逢，这两位美国总统是历史老人为昭和天皇、习近平主席量身定制的克星;这正应了一句西谚：有恺撒，就有布鲁塔斯。

　　昭和天皇享有无上权威;东条英机在战后东京审判中作证“任何臣民忤逆天皇的决定、任何政策在天皇的反对下推行都是不可想象的”;

　　习近平主席经过自我塑造，成为与毛泽东比肩的最高领袖，大权独揽;昭和天皇、习近平主席一意孤行，而日中两国的政治体制亦无有效的纠错机制。

　　三，大东亚共荣圈与一带一路都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后果、不乏历史的合理性

　　如同美国总统门罗倡导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大东亚共荣圈与一带一路的实质是倡导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与一带一路都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后果、不乏历史的合理性;当年的日本与现今的中国均为既存国际秩序的勇敢的挑战者，两者之间具有彰明较著的可比性。

　　20世纪30年代，民主阵营对法西斯国家采取绥靖政策;1938年，近卫声明以 “东亚新秩序”为政治理想，继而与德意结为军事同盟，构建可以肆行南进的外部环境。此时，整个亚洲只有中国、日本和泰国尚能保持国家独立，其他地区完全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北一辉、 石原莞尔等人倡言改变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关系，鼓吹日本要出头、要当头;于是，日本扶植的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在荷属东印度(印尼)、英属缅甸、法属印度支那等地爆发。

　　1940年5月，德国闪电袭击西欧，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相继溃败，南洋一带成为防务薄弱的无主地带;日本立即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及南洋地区，一度打得英美溃不成军，实现成吉思汗之后黄种人对白种人取得的最显赫的军事胜利; 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因之扩张到包括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缅甸、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印尼)等的广袤地域 。

　　日本复制西方殖民扩张的模式，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以此反抗西方主导的亚洲政治经济秩序。

　　昭和天皇以日本为中心，用刺刀创建大东亚共荣圈，在事实上结束了白种人在东南亚多国及印尼的殖民统治，日本成为东亚区域的霸主。

　　几十年来，美国因战略误判对华采取姑息政策，使中国的政经实力日益剧增。

　　习近平主席以中国为中心，挥霍金钱开拓用汉唐盛世古老商道命名的一带一路;产能输出为其表，地缘扩张为其里;习近平主席财大气粗，面向问题国家、落后经济体大撒币，俨若赵公元帅;习近平主席以撒钱为手段，以传“中国声音”、推“中国方案”为目的。

　　中国不甘于为WTO、APEC、RCEP之牛尾，习近平主席便自创一带一路为鸡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可能让中国为头，习近平主席便自创亚投行，稳坐第一把交椅;自立山头、另搞一套。

　　习近平主席发明“对外开放战略2.0版本”的“世界大战略”，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夹缝鹤立鸡群;习近平主席继承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精神，力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东北亚、东南亚诸国曾经长达千年奉中国为宗主国)。

　　就地理位置而言，大东亚共荣圈与一带一路大部重合;二者皆以东亚、东南亚、中亚为主体，区别仅仅在于一带一路以中国为核心，偏向中亚，而大东亚共荣圈以日、中、“满”为核心，偏向东南亚;这是因为中日两国相对地理位置不同，中国为大陆国家、日本为海洋国家而已，而地理选择背后的战略动机却基本相似。

　　大东亚共荣圈标榜中日“满”是“相互提携”、“互助连环”的经济共同体，而东南亚和南中国海是资源供给地区和能源通道所在;这与一带一路的内部分工大体相似;而且，大东亚共荣圈与一带一路的宣传词藻也颇为相似，日本政府宣称“共存共荣”、“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独立”;中国政府宣称和谐共存、互利普惠、振兴亚洲、“不干涉内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两相对比，一带一路较大东亚共荣圈有很大不足：日本尚有同盟国德意，日本奇袭珍珠港后，德国即向美国宣战;而环顾天下，中国只有一个准盟友巴基斯坦;然巴基斯坦绝不可能为了中国与美国反目。

　　昭和天皇的日本涌现一批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 石原莞尔等，在理论上诉诸“国际正义论”，要求领土和资源的再分配，并打出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种族革命的堂皇旗号，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而习近平主席的中国疏于理论建设，只得勉用马克思主义新瓶，填装汉唐盛世的旧酒;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一路一带、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和黄金期货、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综合治理、全球顶层总设计、中国制造2025等等提法唯恐天下不知，遂打草惊蛇，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

　　习近平主席推行一路一带，长期对东盟、澳洲、日本、韩国、台湾、俄罗斯等国保持贸易逆差，目的是想把这些国家地区吸纳到中国经济圈，超越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取而代之。

　　四，轻估美国

　　昭和天皇、习近平主席创立大东亚共荣圈、一路一带，所依恃的民族心态极为相似。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人对西方怀有敬佩、倾慕的心态,甚而至于主动为佩里树像以示尊崇;物极必反，日本崛起后，因轻估美国竟发动史无前例的偷袭珍珠港事件，挑起太平洋战争。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普遍存在崇洋媚外的心态，人人以拥有海外关系为荣;物极必反，中国崛起后，一变成为天朝至上的暴发户虚骄心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风靡朝野，在“厉害了，我的国”的叫嚣声中，中国对西方从一个潜在的威胁者转变为一个明面上的对抗者;粗糙煽情的大国崛起论、中国超美论、新强国论相继出笼;环球时报更是狺狺狂叫，要将中美贸易战打成“太平洋上一道天堑”、打成新的“三八线”、打成“第二次抗美援朝”……云云。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干脆直截了当地宣布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呜呼，胡鞍钢者，糊涂误国之鞍钢也!

　　昭和天皇的日本，因轻估美国付出几乎亡国灭种的惨痛代价;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因轻估美国又将如何?

　　五，结局

　　孟德斯鸠有句名言：最残酷的暴政，就是在法制和正义的幌子下实行的暴政。

　　昭和天皇发动扩张性的战争、实施压迫性的殖民统治，手段残暴，人神共愤。

　　清代戏曲家孔尚任所作《桃花扇》中有一段唱词：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