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

一  惊悚之夜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交大徐汇校区一号宿舍楼的顶层，“学自联”办公室灯火通明。房间里凌乱不堪，破旧的办公桌椅横七竖八，地上散落着各种报纸、传单、标语等。办公室里肃杀冷清，整个校园里都没有几个人。《美国之音》和其他国际通讯社都已经报道，野战部队强行开进了北京市区，在多个地点向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屠杀已经开始了！听到消息后，交大同学迅速形成游行队伍，奔赴人民广场等市中心地区，与其他高校的学生和上海市民汇合。学自联的绝大部分同学也都同去了。我被大家指派留在办公室里，目的是与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的学自联保持联系，然后把最新的消息传递给游行示威的同学。

前半夜，局势瞬息万变，来自北京的电话和传真较多。屠杀开始后，电话和传真机反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当时就猜想，北京的大搜捕开始了，北京的学自联组织，当时叫“北高联”，大概已经被冲散，很难继续运作了。过了个把小时，突然电话响起。我拿起听筒。对方情绪悲愤，自报是北京学自联。他刚刚得到各医院收治的伤亡学生和市民的信息，要通报给我。然后，他念我记，写下了一串医院名字和伤亡人数。我再问他，有没有伤亡者的个人信息。他说有一部分，我说我要。于是他逐一念给我死亡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学校或单位、枪伤位置，等等。我记录时，觉得那些死去的人就在我眼前，他们的伤口正在流血。我因此血脉偾张，心情激动，所以记忆深刻。

记录完毕后，我对他说，如果有新的资料就务请再联系我。他说好。我问他的名字，他说为了安全，就不说名字了。我当然也理解。挂断电话后，我把这些资料用电话转告给在市区的同学。感觉经过了一段很漫长的等待，北京人又来电话，提供了更多的伤亡信息。我再汇总，再传给示威游行的同学。以后直到天蒙蒙亮，再没有北京来的电话了。我打电话过去，也无人接听。那时从短波收音机里得知，军队对天安门广场的清理已经完成。我猜想北京学自联已经被捣毁，人员已经四散，不会再有电话了。于是我起身去上海市中心。

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一条小马路上，我正好听到大学生的宣传车用扩音器念着北京伤亡者的名单。一群市民和学生矗立在周围，静默地听着。扩音器里传出的一个个名字，正是我晚上记录下来的。声音在回荡，自带着悲凉和庄严。听众里有个别同学愤怒地喊了几声口号，但大部分围观的人都沉默。我身处他们中间，感受到他们的感情和心理。记得其中有几个中年人，表情里没有特别的惊讶，仿佛对局势似曾相识。但他们有种深深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情绪。简单交谈几句后，身旁人就对我说，“到了开枪这步，老百姓又能怎样？”，“中国还是老样子，最后就靠开枪解决问题。谁有枪谁赢”。

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在广场和学校之间过着昏天黑地的生活。日夜连续地参加游行示威，实在疲惫得顶不住了，我就倒头大睡一场，醒来时都不知道是哪一天，爬起来再去游行。北京屠杀的消息刚传来时，上海学生的情绪冲到最高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学生的激愤消退迅速。上海市面上，政府组织的反示威、反游行的力量逐渐加强，比如各单位派人在马路上清除学生设置的路障。示威的学生体验到现实的力量对比，恐惧的心理蔓延。学自联里的同学们预测自己会被抓捕，有的计划逃亡。一般同学普遍害怕被政府记入“黑名单”，私下里谈论自己的人事档案里可能被写入不利的内容，影响以后的毕业分配和职业发展。我觉得自己无处可逃。上海比我家乡还宽松些。我也不想连累父母亲人。至于黑名单，我肯定在里面了，也就不在乎了。于是，坚持示威的学生人数大幅减少，态度也软化了。学生们最初的口号是“打倒法西斯”、“严惩凶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等，后来变成 了要求政府“不可以秋后算账”等。组织者们传递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要求示威口号和文宣里“绝对不许反党”、学生撤离时要 “冷静、有秩序”等。

北京开枪以后，全国各级政府一改几个月以来的观望和颓势，变得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上海市政府也不例外。他们态度冷静，计算精准，在媒体上怀柔，在行动中采用霹雳手段。上海市长在电视上强调“上海不能乱”，但话里有话、绵里藏针地说，“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言外之意就是，“我们随时有能力像北京那样用武装力量解决你们，但是我们比你们强大太多了，所以根本不需要”。与此同时，上海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大规模地搜捕示威游行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是搜捕国际媒体相对不重视的，非学生学者的运动积极分子。

从1978年到1989年的大约十年间，中国政治的大方向是，绝对权威的政府开始慢慢地放低姿态，学习听取社会民意了。但是“六四”的枪声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政府依然是绝对主宰，老百姓还是被暴力征服的臣民。各级政府、政府各个部门迅速心领神会，马上反转回他们熟悉和留恋的、凌驾于民意之上的运作方式。比如宣传部门开始铺天盖地地在媒体上构筑在另一个时空里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在那个平行宇宙中，游行的学生和市民们是暴徒，杀人放火。解放军是受害者，被杀、被烧、被抢。北京的老百姓都欢迎解放军进城，反对示威游行。再比如，全国各单位，尤其是各大学，开始强力清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把他们送交公安部门，并且大搞“人人过关”，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自我检查，向组织汇报自己在运动期间的想法和行为。

北京屠杀之后大约十天，上海的游行示威彻底结束。我拖着极端疲惫、困乏的身体回到校园。记得路过大礼堂，就是现在的文治堂，看到很多人簇拥在马路对过的读报栏前。一位同学为了大家的方便，正在大声朗读报纸上的重要社论。内容大意是，国际媒体说中国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其实都是谎言，原因是他们仇恨社会主义中国；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支持中央动用解放军平叛的决定，等等。那段时间里，全国所有的报纸，虽然名字、出版地、排版格式不同，但重要内容经常完全一样，都是采用中央通稿。我听到那个同学的读报声，突然意识到谎言就这样完全淹没了真实，而老百姓不管怎样抗争都无能为力。我就感到剧烈的心痛，痛得我分不出是我胸口物理性的疼痛、还是我的心情极端愤懑。也许古人也有过与我类似的感受，所以把“心情极端愤懑”叫做“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