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法国大革命过程之复杂，形态之剧烈，内容之彻底，影响之广泛，无出其右。唯其如此，可以从中看出更多的社会演进的规律和特点。人们常常引用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双城记》开头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实际上，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还有一句名言也是很深刻的：“法国大革命威胁着世界秩序，英国的常识维护着文明的体系。”把这两句话组合起来，可以体会到法国大革命的复杂性和它带给人们的思想冲突之剧烈，由此彰显出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进步中拥有的特殊地位。这样特殊的重大事件，怎么会不引起探究历史发展规律的革命家、政治家们的兴趣呢?所以，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1973年9月12日在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所说的话：“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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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党的文献》，作者：陈晋(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有一种误解，以为毛泽东读史，只读中国的，对外国的，他不大了解。其实，毛泽东也喜欢读世界史，英国作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就是他长置于床上，经常要翻阅的一本书。他既读世界通史，也读国别史。为了研究美国的历史，他曾让人从北京图书馆借阅美国历史学家卡曼和施里特合著的《美国全史》之类的欧美史书，还特别叮嘱，既“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1949年底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比较集中地看了《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十几部欧洲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斯大林知道后评价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
西方的历史，毛泽东最熟悉的是法国近代史。在法国近代史中，他最感兴趣的是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最喜欢谈论的历史人物是拿破仑·波拿巴。据粗略统计，从1910年到1973年，毛泽东读谈拿破仑，不下40次。根据毛泽东的回忆，他最早知道拿破仑事迹，应该是在十四五岁时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阅的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里。这本书多次谈到拿破仑在内政外交上的一些政策主张。有关拿破仑的传记，清末民初有不少编译版本。仅1903年便有益新译社和上海文明书局发行的两种版本的《拿破仑》。商务印书馆在1916、1917和1919年印行了三种版本的拿破仑传记，其中钱智修编译的《拿破仑》，经当时的教育部审定，曾作为学生课外必读书。
毛泽东曾回忆说，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我崇拜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他当时阅读的，不外上面说的这类本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读过多种版本的拿破仑传。据毛泽东身边的两位工作人员分别回忆：“有一次，他要看拿破仑传，选了几种翻译过来的本子。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直到七十年代主席还读过《拿破仑传》、《戴高乐回忆录》等等书籍。而且对《拿破仑传》，他找过很多国家版本加以对照。”196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曾这样说过：“我研究法国历史时读过《拿破仑传》，一个俄国人写的。实际上是吹库图佐夫。”这里指的是苏联历史学家塔尔列(1875—1955)写的《拿破仑传》。
1970年5月1日在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讨论拿破仑时，毛泽东又说，我读过“法国社会主义者马蒂叶(今译马迪厄)写的法国革命史”，“写法国革命史的人很多，我也看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太简单。还看过一个英国人写的，英国人写法国的事，总是要骂娘的了。但是我看的那个英国作家写的书，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毛泽东评点的这几本书，除了塔尔列的《拿破仑传》外，还有研究法国大革命最权威的法国历史学家马迪厄(1874—1932)的《法国革命史》，英国霍兰·罗斯(1855—1942)的《拿破仑一世传》，都是20世纪在中国比较流行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权威读本。此外，萧乾夫人文洁若在其《我与萧乾》和《一生的情缘》两本里，都谈到，毛泽东晚年想看一本《拿破仑论》的书，此书无中译本，急着找人从英文翻译。有关部门便找到了萧乾，把他从干校调回北京，几个人夜以继日地赶译，大致一周的时间就出了大字本，送给毛泽东阅读。
毛泽东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熟悉程度，让一些法国人也感到惊讶。担任过法国驻华大使的马纳克曾回忆：“毛泽东对法国18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19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波拿巴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