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梁子

伊朗因发展核武器，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重大打击。三个核设施和多个军事基地被摧毁，若干高级军事将领被定点清除。而伊朗毫无反手之力。

看到伊朗落到今天的遭遇，许多人奇怪那个60年代繁荣富强、多姿多彩的伊朗为何落得了如此下场。

其实，那些伊斯兰革命前丰足豪华、绚丽多彩，前卫开放的影像资料只是局部现象，局限于首都德黑兰这样的大城市，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与此相反，在其它广大地区，则是贫穷匮乏、灰黑单调、保守封闭的景像。德黑兰的繁荣奢华只是汪洋大海中的孤岛而已。它是西方国家打开伊朗国门引进现代化工业和思潮而导致的局部现象。但打破了伊朗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大多数伊朗人并不欢迎这种变化，反感和排斥这种变化。于是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将“帝国主义”赶出了伊朗；恢复，甚至借助于西方遗留下的新技术手段加强了原有的社会结构。

伊斯兰革命前德黑兰的女大学生

伊斯兰革命后的德黑兰女性

伊朗的近现代历史进程并非孤例，中国也大致如此。广泛而言，中国近现代革命就是拉长了的伊斯兰革命，本质都是在受到外部势力干预后而产生的排异反应，以延续原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同时因应外部环境和掌握新技术而有重大变化。因为中国体量巨大，完成这一革命的进程更为漫长，分为若干阶段，始于“辛亥革命”，继之以国民革命，而终结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

总之，大多数人的意愿决定了历史进程。精英总是有分歧的，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主张才能最终胜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和伊朗这样中等规模国家而言，外部力量的干预和影响只能起局部和暂时的作用。整体和长期来看，内部力量起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但大多数人的意愿并不见得是最有利的选择。

民族主义的真实目的是夺回权力。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政府腐败只是借口。封闭状态下的专制政权对民众的压迫更甚于开放状态下“帝国主义”和专制政权对民众的压迫。西方国家的平等价值观和法治更为文明。而只要是专制社会，就一定会产生系统性腐败。但确实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物质丰富会放大腐败的程度和贫富悬殊的程度，加剧社会不满。然而，以经济退步和物质匮乏为代价来换取程度较低的腐败和贫富悬殊，更不可取。“不患寡”的后果比“不患不均”更为严重。但经济停滞和物质匮乏则是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这又显然不是大多数人所期待的。民族主义是感性的，总是从当下的情景出发，考虑不了那么长远。

中共建政前的上海完全对标伊斯兰革命前的德黑兰。30–40年代的上海被称为“东方明珠”，也是同样的繁荣奢华，绚丽多彩，前卫开放。工商业、金融业，航运业发达，在当时处于世界前列。

1934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女子书画会

毛时代中国人清一色蓝色着装被蔑称为“蓝蚂蚁”

结果中共建政后，繁华凋谢。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后，上海褪去了华丽的色彩，与广大其它地区一样，变成灰蓝色基调。对色彩异常敏感的张爱玲因之而远走异国，就如伊斯兰革命后逃离的伊朗文化艺术人士一样。

在毛时代，中国人的着装禁忌几近于伊朗。除了女性上街不用蒙面外，其它方面几乎一模一样。色彩单调，不能着奇装异服，不能留披肩发，女性不能过多暴露肌肤。上世纪七十年代，穿喇叭裤都还是禁忌。追赶时髦的小青年穿喇叭裤上街，会被“革命群众”就地正法，拿剪刀给剪了。和伊朗女性上街不戴头巾会受到处罚一样地愚昧与荒唐。

但后来中国与伊朗的发展路径就不一样了。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在经济上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加强合作，互通互惠；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反美反西方；而在外交上则采取机会主义，前期“韬光养晦”，直到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逐步转向“战狼外交”。但在美国和西方的打压下，目前又有所退却。而伊朗自始自终坚守全方位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立国之策。因之落得今天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