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这些思想应不应当解放?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这当然是有理由的。但是，应不应当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解放加以区分，弄清哪些思想应当解放，哪些思想应当批判;应不应当对近30多年来的解放思想进行总结，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呢?

　　“‘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问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是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君如，以十五大之前向媒体吹风的架式在《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7月12日]上公开宣传的。从他们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名，把“反修”设为思想禁区，再也不准人们提“修正主义”四个字，加上后来在列举当前指导思想时公开不提毛泽东思想，便不难认识到所谓第一次思想解放，实质上就是“不问姓马姓修”。从他们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大讲应当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作为“普世价值”加以推行来看，所谓第四次思想解放，就是“不问姓中姓西”。这就是说，他们所要解放的主要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三种本质相同即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又各有特点的思想观点。当然，那种主张“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极左思潮，那种反对在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搞一点私营经济作为有益补充的教条主义，那种拒绝学习外国任何对我国发展有益东西的狭隘保守思想，也应当破除。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把“四个不问”都作为思想解放。

　　他们所主张的这种解放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三个有利于”特别是其中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姓社”的论断。实际上，生产力有个归谁所有，由谁管理，作为实现什么目的的手段，用什么方法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不仅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被“资本家据为已有”，而且提出了“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 5 6页)。恩格斯说，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生产力，是“由社会公开地直接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其他管理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 1 8页]。马恩认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生产力应当成为“能够进行完满的社会革命和彻底地消灭阶级矛盾的物质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2 3 1页)。列宁写道，“社会主义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体些说，按照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超越[《列宁选集》，第3卷5 0 1页]他还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概念 [《列宁全集》，第8卷479页]。我们的包括发展生产力在内的整个社会生产，目的都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目的决定手段，手段服从和服务于目的。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力，实质上也就是人民生产力。我们党历来强调，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符合人民利益，为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生产力，实质上是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以及劳动成果的总和，因此它本身就要求我们把人民作为生产力之本。所以毛主席在那句关于实践标准的论断里，讲的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我们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在于它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政治标准，也要求我们把人民作为生产力之本。我们所说的实践，最根本的就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所以，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政治标准，有利于把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政治标准结合、统一起来。由于从生产力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是和多种因素有关系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一时、片面的发展，并不能证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改革搞对了。这在于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它则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这在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导致亡党亡国，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生产力长远、整体地发展。

　　近30多年来，有些人正是利用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中国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提法，逐渐使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成了补课即搞资本主义的阶段。事实上，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证明马克思关于这类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指资本主义阶段]的论断是正确的。

　　我们知道，在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相对来说会快一点，因为胜负能在不长时间内见分晓，而和平时期则要困难得多。因此不能光看有哪些成绩，最根本的是要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决定我们必须把“道路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政治标准。根据什么这么说呢?一是用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来衡量改革的对错、得失，实质上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能不能得到保证作为标准来检验。而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得到保证，最根本的是要靠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因此改革的这种本质规定性本身就决定只有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举措才属于改革。改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行以西方国家多党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则属于“改道”即改变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严重损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他们经济上受到剥削，政治上丧失主人公地位，思想文化上丢掉主导权;使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社会治安、国资流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必然引起他们的不满，使党群、干群关系越来越差。三是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必然会逐步滑到西方国家附庸的地步，使劳动人民受到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持续侵犯。四是培植出的买办资产阶级，投靠西方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势必会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大大激化。五是由于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所支配，再加上极力与西方接轨，并严重依赖外资外贸，中国自然会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化，也发生经济危机。这就会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害。可见，“道路实践”，是人民社会实践的核心和根本，道路选择的对与错，标志着路线的对与错。也就是说，不管主观上如何认识，道路实践实质上都是检验改革性质、成败的政治标准。

　　再说，由于大量出卖资源、拼命引进外资、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内使国内总产值有所增加。香港就是由于进行政策调整等原因，使经济有所发展的，如果看到这一点就说香港“姓社”，那不就把“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对于国家来说的最大是非弄颠倒了吗?他们这种谬论，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生产力论”，用俗话来说，就是“猫论”。猫三天碰上了个死耗子，却一天偷吃三条贵重的小金鱼，硬把它说成好猫，等于不管你手里的钱是偷来的或抢来的，照样“谁发家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这样用金钱衡量社会上的人和事，那不就把敌人还是人民这样一个对于社会来说的最大是非弄颠倒了吗?和这两个最大是非的颠倒相联系，他们解放思想的“四个不问”实质上把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马列毛派当作了“僵化”、“左倾”势力，那不就把什么是真正的左倾和右倾这样一个对于党内来说的最大是非弄颠倒了吗?因此，这种思想解放必然会演变成禁锢社会主义思想，放纵资本主义思想的白色政治运动。

　　真正全面、正确地解放思想，理所当然地应该允许人民群众讨论以下大是大非问题：[1]应不应当对文革、改革都一分为二?当年毛主席敢于承认文革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现在敢不敢承认改革有重大错误?[2]应不应当把在改革中“不问姓社姓资”说成思想解放，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成“极左”?[3]应不应当宣扬普世价值，把实行西方多党制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4]应不应当承认卫生、住房、教育改革中的失误是产生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的原因，下决心恢复社革时期的福利政策?显然，这样敢于真正坚持实事求是，才有利于兴起一场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核心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更带根本性的是，要敢于在基本理论观点上正本清源。例如，不仅单纯、一直强调主要是防止“左” 的观点违背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实事求是原则，而且要指出把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定性为“左”是更荒谬的，因为搞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恰恰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再如，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而经济情况更差的朝鲜、古巴却依然屹立，本身就说明直接决定国家政权存亡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着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认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必然会忽视、忘记甚至熄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相反却有利于复辟资本主义。因此秋石客网友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偷换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主要矛盾, 避开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争, 掩盖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 [大学网，2012年11月22日]这类问题很多，不把它们所涉及的大是大非搞清楚，来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那是一切都无从谈起的。

第四，“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目”行不行?

　　十八大报告重申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提到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当然高兴。然而应当防止的是，继续把四项基本原则放在不仅服务而且从属于经济建设的地位。联系一些人宣传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而“不问姓社姓资”是思想解放;宣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式的发展是“硬道理”，从而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贬为“软道理”;宣传各种所有制谁占主体要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宣传改革在方向、道路问题上也要不争论;宣传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就是“左”，不难看出这实质上一方面会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丧生基本原则的地位，一方面会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以经济建设为纲”，从而使四项基本原则变成目。

　　原则是必须遵循的规则，基本原则更是这样，决不可违背。例如，背弃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背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所以，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就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然是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人民政权保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经济工作的整体。这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纲领、路线、道路、方向，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作为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实质上就是要坚持以社会主义为纲。这就是说，以社会主义为纲和把经济工作作为多项具体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本来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毛主席所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要把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防止资产阶级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为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经济;经济工作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事业这个目标和整体。在这个意义上说，各项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也就是要“以社会主义为纲”。唯其如此，毛主席一面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面提出要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一面讲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面讲政治是统帅和灵魂，要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做到又红又专。政治统帅业务，指的是政治寓于业务之中，在业务工作中体现政治方向，并不是要天天只搞政治运动。这样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才既不会发生空头政治的错误，也不会发生脱离政治的错误。例如，他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就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主席反对的是把经济建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立起来，甚至本末倒置，用单纯的经济建设观点去掩盖阶级斗争，从中保护资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复辟资本主义。陈云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实质上也是指出社会主义是纲，是政治，是定性的东西，经济工作是目，是被统帅的社会主义定性下的经济建设。彭真同志讲得更尖锐，直接说“四个坚持”是总纲，抓住了这个总纲，其它的事情就好办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这样摆正三者的位置，才能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以经济建设为纲，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目，因而在经济建设中“不问姓社姓资”，显然会走到邪路上去。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公开讲：“中国现在很多经济问题都和右派在错误的假设前提下坚持的理念和政策有关——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认为国有企业只要抄袭一些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如上市、股票期权、董事会、高薪等)，中国的改革因此付出了，而且还在付出巨大的代价。GDP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一般不谈GDP，奥巴马谈经济时会讲就业或税收，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政府必须追求具体人在乎的目标。“[见多家网站]项观奇同志认为：“今天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成百上千，但是归根结底是没有抓好四项基本原则;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办法可以说成百上千，但是归根结底是抓好四项基本原则。抓好了四项基本原则，目就张开了，任何问题都能在这个纲的统领下得到正确的解决。”[红色中国网，2012年3月29日]

　　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以经济建设为纲”，是通过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并把它庸俗化、教条化，利用全党全国都急于尽快把国家搞富强的美好愿望，利用老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本能要求，以售其奸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能推行，他们之所以能不仅搞“补课式改革”而且搞殖民地化，基本原因就在于此。正因为这样，数量相当多的人满足于眼前的生活水平有提高而对政治采取冷淡态度;资改派则把这一点当作了自己的最大保护伞和打压马列毛派的最有利武器。阶级敌人利用人民的生产成绩来打击迫害人民，确属人间最大悲剧之一。

　　“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目”能搞多年的另一条重要原因，是他们用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并且永远不会再产生的论点，骗了不少人。但是，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早已成为铁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等同志统计，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同1956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为当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这些私营企业主除了明剥削，还有“暗剥削”。就是说，他们除了直接剥削本企业的工人，还通过其他隐蔽手段侵吞国家财产。例如，相当普遍的偷税漏税;通过贿赂干部，“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千方百计贱买国有资产等等，无疑也吸了不少劳动人民的血。既然如此，私营企业主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因此，新资产阶级的存在，不仅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是连极右派也承认的事实。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强国论坛，2006年12月6日]硬是否认资产阶级存在，只能成为“世界笑话”。

　　由此可见，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私有制经济还大量存在甚至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便可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永远消灭了剥削阶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违背客观事实的。资本主义复辟，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认为资产阶级从建国初期便消灭了，并且从那时起便永远也不会再产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即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任何可能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意味着坚持阶级斗争、坚持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包括对阶级敌人颠覆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实行镇压。认为在初级阶段资产阶级不仅消灭了而且永远不会再产生，是一种变相的更带根本性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受这种谬论影响不讲四项基本原则的动力作用，用改革代替甚至否定革命，便会使这些原则实际上变成一句空话、套话。由此可见，对于四项基本原则，一些人决不仅仅是怀疑、动摇，而是否定、背叛。口头上也讲一讲，只表明他们不过是政治骗子而已。

　　现阶段在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就应当承认必然有剥削。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因此而去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否则，就讲不清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无法有力、有效地驳倒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就会被和平演变过去。著名法学家巩献田说：“旧社会无数穷人家的子女，每遇灾年，时常忍受饥饿和病痛的煎熬，生命尚且难保，还奢谈什么上学!是新社会，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翻了身，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后，命运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可见，改变命运的是社会制度，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是平等的。所以，只有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不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遭受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命运。” 因此，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含糊，必须旗帜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