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这样评价建国的前30年和近30多年是否公平?

　　十八大报告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个表态很好。但“封闭僵化的老路”是否带有把建国的前30年说成“封闭僵化”的意思呢?这虽然比西化派所一直大讲的“停滞时期”、“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等等要强得多，但那一套一直讲了30多年，对40岁以上的人影响不小，对40岁以下的人影响更大，必须肃清。亊实胜于雄辩。在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工作当然也有失误;近30多年，真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奋斗也取得重大成就。但是采取那种否定一切、肯定一切的态度，显然太过份了，不纠正是不公平的。

　　首先说明一下，鉴于新浪财经2010年2月9日报道，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公布，200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28.3%，非国有企业占71.7%;原国家计委研究员刘日新同志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年鉴》计算的结果是，各种国有企业的“资产为10.94万亿元，占总计的22.2%”。由于集体所有制所占比重很小，外资和私营经济无疑已取代公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我们知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是社会基本制度改变的根本标志，所以近30多年里在这个方面确实发生了“补资本主义课的改革”[这里把它简称为“资改”，同时相应地把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简称为“社革”]的问题。为了驳倒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的谬论，还那些在新中国的前30年里为人民贡献了力量甚至生命的中华儿女们一个公道，在这里列举一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功绩和补课式及附庸式改革的错误，谨供大家在讨论时参考。

　　[一]社革使工农大众一步登天成为国家主人，资改则使他们逐步沦为弱势群体。社革时期工人、社员可以面对面地给直接领导提批评意见，现在雇佣人员敢对老板说半个不字，马上就会炒你的鱿鱼，让你滚蛋。那时各级人大中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商当人大代表的占70%左右，这些年真正的普通工农群众当人大代表的恐怕连那时的零头都不到。例如十届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只有34名。随着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目前雇佣劳动者已占工人的80%以上。至于人们所说的童工像白菜、土豆那样任由老板挑选买卖;窑奴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成千万的妇女被迫卖淫等等，更使稍有良知特别是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无法容忍。正因为这样，连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已成为所谓“十个阶层”中倒数第一二三位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二]社革促进了改革，资改则使改革演变成“改道”。例如，那时通过对照搬苏联的“一长制”进行的改革，使鞍钢宪法得以产生并贯彻落实，并使以大庆为代表的大批国营企业越办越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大贡献。资改则把这类改革几乎全部改掉，相反却使主张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不断扩大，直至导致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导致“一私就灵”、“市场万能”等等的影响不断扩大。

　　[三]社革使分配不公、腐败增多、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现象几乎绝迹，资改则使这些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成了30多年至今不见根本好转的“老大难”。例如，“大型约会网站评选亚洲十座性生活最混乱的城市，上海与北京都进入了前十名”[环球时报2012年10月23日]，致使中国成为亚洲唯一有两个城市进入前10名的国家。“广州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竟然拥有21处房产，达7203.33平方米，价值4000万元”[东方网，2012年10月10日]。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同志说，我国2000元以下收入者占90%。可见，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当低。“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主人公论坛网，2010年3月9日]。世界银行证明，“中国的基尼系数2011年已经提高到0.57” [《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第23页]，几乎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广大农民工的工资30多年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下降的。所以，工人应得工资至少应当是现在的3倍以上。而平安保险公司老板马明哲的年薪则高达7000多万元。连美国《纽约时报》都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虽然排在世界各国百位之后，但中国资本家的奢侈品消费却高居世界第二。《中国法律年鉴》指出，2003年全国发生社会治安案件486万起，2010年竟然达到1212万起。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拿不出有效的办法和不愿下定真正解决问题的决心，因为真下决心学一点毛泽东时代的办法，问题早就解决了。

　　[四]社革使我国成为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资改则使其成为歪风邪气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那时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不少地方几乎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年道德风尚却不断发生大滑坡。在实事求是时时讲的氛围中竟会产生严重的“诚信危机”，在立党为公时时讲的共产党中竟会发生相当多的买官卖官现象，在人性大爱喊得震天响的社会中竟会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说明职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等的滑坡有多么严重。所以老百姓说：“事不在大，送礼则成;货不怕假，回扣则灵;饭不怕贵，公款则行;学不在深，拼爹则能”;“一堆公务人员，70%是混饭吃的;一所大学里，70%的教授是扯淡的;一大堆社会活动，70%是无聊空虚的。不可忽略的80%更值得关注。原浙江省药监局长黄萌房产840套，而80%的人却买不起房子、80%的私营企业不按时足额发放工资、80%的好位子被老板或领导的亲戚朋友占住了”[浙江工人日报，2012年9月11日]。广东女孩小悦悦接连被多辆汽车辗过而不停，18个人眼睁睁地看着惨叫的伤者不去救助，直到这个鲜活生命被夺去。上海一二十个女中学生竟然组织起来公开卖淫。更不用说公共汽车上几个歹徒当众强奸妇女，数十人连个屁都不放这类连旧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罕见的事件，都在当今中国接二连三地发生着。理想丢了，人心散了，廉耻没了，成了相当多人的状态。现在事情已发展到连美国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都借此嘲讽、攻击中国的程度。例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说，中国社会“对民众而言，唯有获得权力或金钱是生活的一切、是成功。全民腐败、堕落、茫然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转引自中国毛泽东报，2012年9月特刊]《色•戒》这种宣传卖国主义的影片竟然受到主流媒体的热捧，便说明殖民文化、汉奸文化占据了什么地位。有人激愤地说，现在的各人顾各人，一盘散沙状态，甚至超过了晚清。不管怎么样那时还有义和团，清政府也打了一下子。中国要是眼下和美日开战，恐怕汉奸比任何朝代都多。

　　[五]社革使阶级敌人不断受到沉重打击，资改则使一些最露骨的自由化分子都得不到应有处理。赵紫阳公开说：“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软禁中的谈话》285、392页]。他这类资改派在社革时期都受到过严肃批斗。而这些年，辛子陵等人公开发表“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颠覆”之类言论;贺卫方2006年在西山会议上大讲“共产党是非法组织”;袁腾飞胡说“天安门广场上纪念的是杀人犯”[毛泽东旗帜网，2011年5月7日];西化派100来人今年11月16日在北京五洲酒店举行研讨会，李锐说：“中共是封建的传统，要得到清算;党是农民党，毛泽东是农民领袖、民粹领袖”;茅于轼咒骂毛主席是“人渣”[主人公论坛网，2011年7月1日]，《南方都市报》创始人程益中认为，“如果没有核武的话，天朝早就变成民主国家了”;谢韬叫嚷，要“以暴力克服暴力”，“军队里面也有明白人，如他们认为不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求得社会的进步实现，就可能发生军事政变”[乌有之乡网，2007年4月27日]。对这么嚣张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煽动颠覆人民政权的犯罪分子打击不力，自然会使阶级敌人越来越嚣张。

　　[六]社革使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都得到大发展，资改则使这些事业大大落后了。在社革时期，科技战线既重视长远、整体即战略发展，使我国在搞出原子弹之后又以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搞出了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并着手实施宇宙飞船计划;成功试飞了“运十”大型客机;造出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再加上大搞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产生了很多小发明，使我国的科技水平迅速跃居世界前列。对此，“美国访问者证实，不论是研究单位，还是在上海工业展览会上，都可以看到大量最现代化的技术、工业和科学设备，这些设备几乎全部是中国设计和制造的，可以和西方生产的最好的设备相媲美。尽管数量有限，但是中国现在能生产检波器、分光镜和分光仪、无线传真机、天文望远镜、微波仪等等一大批各种各样的产品。”[参考消息报，1973年9月21日]而且几乎全部免费的教育，使平民百姓的孩子基本上都能入校上学，甚至在大学里也占了绝大部分。同时，人民群众成为新文化的主体，工农兵的形象通过文艺改革占领了舞台。在对城市老爷卫生体制的改革中，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和基层，形成了合作医疗体制，出现了大批赤脚医生，使普通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大大改善。加上生活的逐步改善，促使中国人寿命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达到了1970年代中期的65岁。资改则使平民百姓子女上学成为一大难题，尤其是在名牌大学里，他们所占的比例少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文艺舞台上不仅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耀武扬威，美国大片更是横行无阻。中国社科院今年8月发表的《城市蓝皮书》写道:“中国城市97%的人口是非健康人群,只有3%是好人”。全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缺医少药、看病难看病贵，因缺钱或交通不便得了重病不到城市住院而导致早死的老人，每年至少不会低于90万，30多年合计无疑将超过3000万。再说，现在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也达800多万人。正如李敖所说：“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这些，比山东大学教授孙经先同志经过反复核实所证明的三年严重自然灾中因灾死亡的200多万人;比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所说“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的材料，因缺粮致死的是103.9万人”，显然都多得多。邪路派几乎天天诬陷毛主席那时导致“饿死三千万”，实在令人无法容忍。

　　[七]社革使经济建设得到极大促进，资改则使经济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那时高于西方国家一倍以上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被全世界公认为经济奇迹。连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都说：“从1950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页]李敖说：“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世界著名学者塞尔顿公开说：“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那时我国的积累已相当丰厚，至少二至三年粮食无忧，各种物质储备不少，战备物资尤其充盈。更何况当时既无内债，更无外债。资改却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当然，从表面上看，它的速度极快，一片繁荣，实质上，问题很多、很大。例如，它是一种有很大水分的发展。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郭德水公开讲，各省上报的GDP数字，平均有40%的水分;“广东佛山市财政局长在经济分析会上的讲话，揭秘35年来中国的通胀率高达30倍，今日的30元钱只等于1978年的1元钱”[强国论坛，2012年10月22 日];假冒伪劣产品到处都有，如湖南凤凰山大桥等多处在建工程垮塌，汶川地震2900多间中小学校舍发生粉碎性坍塌，网上所讲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囯际规定的60%等等。它是一种浪费巨大的发展。例如，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它是一种病态的发展。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列出的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前20个城市，中国占13个。甚至连美帝国主义的头子都这样攻击我国：“肆无忌惮地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几近疯狂。这样奢靡、浪费的生活方式，需要几个地球才能供给?”[转引自中国毛泽东报，2012年9月特刊]它是一种坑害国家和人民的发展。例如“从合资到控股，百吨世界级金矿[贵州烂泥沟金矿]遭外资低价圈占，仅国家的税费就损失12个亿。”〈《报刊文摘》2008年5月12日〉

　　[八]社革使我军战无不胜，资改则对军队建设造成巨大破坏。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都打出了军威、国威。而资改通过“军转民”、军队经商等等极大地影响或破坏了军队的硬件建设，更严重的是极大地消蚀了军人的革命意志。美国军人说：“不怕解放军现代化，就怕解放军毛泽东化。”从表面上看，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多了，好像战斗力就强了，实质上毛泽东化被削弱，综合战斗力就会大大降低。正因为这样，日本、越南、菲律宾这样的弹丸小国都胆敢侵占我国领土。

　　[九]社革使党的建设不断得到加强，资改则使党建及党群关系受到严重损害。那时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群众参与共产党的“开门整党”，党员干部自然“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群众性的义务劳动能够经常、广泛地开展起来，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资改却使党的组织及党群关系受到的伤害越来越带根本性。不少网友说：“在中国，信任的基础已经被政府一而再，再而三不诚信的作为彻底动摇了。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被忽悠，被欺骗，被人均，被幸福，怎能不成为‘老不信’?!”老百姓说：“现在的党员干部，统统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 这话不仅仅说明老百姓认为腐败变质的党员干部太多，更严重的是表现出他们对党员干部的失望和不满。当群众认为假共产党员越来越多、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而完全绝望的时候，便是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在中国上演的日子。可悲的是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直到今天仍然身在右不知右，可怕的是他们为了自身的私利而顽固不化，“至死方休”。而这正是党的建设不断削弱、党群关系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

　　[十]社革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资改则使真正的战友所剩无几。那时我国真心实意地积极支持世界各地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革命的正义斗争，自然和许多国家特别是一百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兄弟情谊。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我国的联合国席位，主要就是由这些兄弟国家抬进去的。这些年一些人实质上不仅照搬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套，而且把他“三和一少”[对西方国家要搞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革命的支持要少] 当作教条僵化保守地贯彻执行，一门心思搞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既公开在党章里删除了“国际主义”，又背弃了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甚至对他们搞损人利己的勾当，真正的战友怎能不越来越少?

　　“以前吃窝窝头，现在吃饅头，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不证明补课式改革没什么不好的吗?”一些同志有这样的疑问。

　　当然，前30年的生活是艰苦一点，但这主要是因为旧中国留下的摊子太破烂，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需要勒紧腰带艰苦奋斗;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当时提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宁愿当代人吃苦头，也要给国家打下个好基础;是因为准备进行反侵略战争，使国防支出超过了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但是，由于那时候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生活差别不大，而且起带头作用，例如“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减口粮、吃野菜导致腿浮肿，所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干群关系和社会秩序都相当好。再说，即使当时的生活再艰苦，也比“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旧社会强得多。当初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是个什么样子?物价飞涨，要用麻袋装钱去买日常用品，而且大量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前30年既没有出现物价飞涨，又没有出现大量工人失业等现象，怎么能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现在确实天天吃饅头，但我们要看到以下几点：

　　农田基本建设大多是那时候搞的;多套大化肥生产设备是那时进口和建成的[年产尿素1593万吨，可增产粮食1500亿斤左右];袁隆平的杂交稻是那时搞成的[也起码增产1000亿斤以上，仅这两项便可基本保证我们吃大米白面了];大批社队企业[后来被改称“乡镇企业”]是那时大办起来的;那时对农业的投入相对较多，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相当高;由于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以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现在所欠内外债数目惊人。引进外资约6万亿元，加上数以万亿计的股票、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际上2004年便达到了“负债13万亿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12月7日]。再加上公开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超过14万亿元的债务，实际负债不会低于27万亿，即全国每个男女老少头上都有约两万元的债务。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面在内的许多东西是借来的。现在每年都进口大量食品。例如，“我国2007年食用油对外依存度达59%”[广州日报，2008年10月1日]。

　　我们本应生活得更好一点，但由于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国资流失等等，“富豪一桌席，百姓一年粮”，甚至连他们的猫狗都比我们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当一部分平民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正如李敖所说：“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 张全景同志在谈到如何认识前30年的失误时说：“这30年虽然有失误、有挫折，但那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并且得到了认真纠正。例如，1958年的‘五风’，并不是毛主席刮起来的，而是党内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出现错误造成的;恰恰是毛主席发现最快最早，坚决进行了纠正。”[《胜利前进的动力和方向》，第6页]

　　我们为什么特别注意揭露这些年经济上的虚假繁荣、致癌式发展现象呢?这是在于经济发展成了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的最大王牌，他们正是用它搞“一俊遮百丑”而逐步把中国演变成西方国家的附庸。现在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由于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只忆社革时期的苦，思资改的甜，不让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导致他们不懂得阶级剥削、压迫给劳动人民带来多少苦难，因而不懂得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而嘲笑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这对人民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太深、太让人痛彻心肝了。不把这“一俊”的画皮撕掉，相当一部分人还会受白骨精们欺骗。他们已经欺骗了30多年，现在这一套正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癌症”也到了要命的晚期，进入了真正的“崩溃边缘”，再不悬崖勒马，我国就会真的发生经济甚至社会崩溃的大灾难。所以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当前的有利战略机遇期，讲明真相，以防止他们继续搞乱政局，渾水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