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战略机遇期”和“转型备战期”哪个提法对中国有利?

　　十八大报告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所谓“战略机遇期”，实质上是认为起码十年内不用准备打仗，因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般是需要十年左右的转型备战期的。这就是说，在国际上要继续坚持“三和一少”的方针;对于侵犯我国海岛主权的行为仍旧釆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去包容一些国家继续侵占我国的海岛、领海和领土，每年成千万吨地掠夺石油资源等等。在国内，仍旧坚持不提反对帝国主义，不提反对汉奸卖国贼，不提转型备战，不提国际主义。正因为这样，“大领导”才大讲：“没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2012年9月3 日在乌鲁木齐市第二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的讲话]，把和平作为一切的前提、基础，把阶级斗争、反侵略战争等一切斗争都放在服从和平的地位，这种和平主义，发展下去显然会导致对外的民族投降主义，对内的阶级投降主义。这是因为，战争还是和平，常常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占我国领土，发动各种战争时，如果我们不选择抵抗而选择退让，那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如果背弃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对敌对阶级包容纵恿，那实际上就是投敌叛变。所以我们认为，由客观形势和现实条件等多方面情况所决定，在今后10至20年内，中国被迫进行保卫领土、领海和反击西方国家及其代理人进攻的自卫战;卷入抗美援朝式战争的反击战;粉碎民族分裂行为的平叛战;擦枪走火式冲突的遭遇战等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必须把今后10年左右时间作为“转型备战期”。

　　根据什么说今后一二十年发生战争的危险性很大，必须进入“转型备战期”呢?

　　这是由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的。帝国主义搞的是市场经济，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即弱者为肉、强者通吃，或者说强者为王，弱者为奴。这就决定它必定会拚命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绝不会容许中国这类国家崛起。唯其如此，美国真正的后台老板即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精英集团“共济会”，早在十几年前就制定了淘汰占全球总人口三分之二的有色人种尤其是人口最多的中国人这些“垃圾人口”的行动计划。“共济会”下属机构成员、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在澳大利亚对媒体说：“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居民过上和澳大利亚、美国人现在同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很简单，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受。”这实质上是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中国公开宣布了这个计划，是发誓绝不允许中国实现现代化，是要动员一切力量围剿中国。显然，这使中国面临的战争危险大大增加了。

　　这是由国际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世界上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一种阶级斗争。国际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一个是经济上的大危机往往会引发大战争。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由1929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引发的。这是因为，经济危机往往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国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统治阶级往往会有转嫁危机、转移矛盾的冲动，这种冲动酝酿起来就变成了战争动机。韩德强同志说：“回过头来想一想，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真正考虑到会发生世界战争的人恐怕也不见得是多数。所以历史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四月网，2012年2月20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中央电视台都在今年11月24日的节目里说：“现在日本的情况和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很相似，就是右的势力很可能利用经济危机绑架人民，发动侵略战争。”由于当前这次经济大危机正象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同志说的那样“衰退将长期化”[同上]，发生战争的危险自然也会长期化。并且要看到，经济危机容易导致战争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一开打，美元就坚挺，资金就会向美国流动;在于给全世界制造一个氛围，就是谁反对美国，谁就挨打;谁跟着美国走，谁就吃香的、喝辣的。正如李慎明同志所说：“美国是最懂得算计经济上投入与产出比的国家。为了维护军事霸权，从而支撑金融、科技和文化霸权，保障有利于称霸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正常运转，必要时就会毫不手软地打几场高科技局部战争。”[环球时报，2012年11月8日] 这就容易形成一种政治威慑，就容易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而美国巩固了霸主地位，更会想打谁就打谁，使战争更多地发生。

　　这是由当前中国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在美国陷入经济危机之后，西化派敢于公开宣传中美两国“同舟共济”，“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敢于公开宣扬普世价值，赞扬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中国28个主要产业大多被外资控制，大部分外汇储备买了美国债券;多年来特别是今年的几起重大政治事件几乎都能或明或暗地看到美国人的影子，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认真分析一下便不难看出，这说明中国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已到了美国离开中国的廉价商品和购买美国债券的大量资金便难以活下去的地步;已到了中国补课派尤其是西化派实质上敢于公开实行附庸资本主义经济改革的地步。在政治方面，已到了美国能够影响中国党和政府高层的一些人事安排和方针政策的地步;已到了西化派的“大领导”依仗美国主子撑腰敢于公开宣传普世价值，推行西方国家那种多党制即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地步。正因为如此，美国不仅要搞“中美国”即把中国变成经济附庸，而且要搞“中美共治”即把中国变成政治附庸。张召忠将军指出：“谁能想到不讲阶级斗争(中文简体全拼输入法中都删了这个词组)二十多年后，被一群‘精英’称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却悍然轰炸中国大使馆，撞毁我战机，并在中国西部大张旗鼓地建起四个军事基地。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处于东西全面包围之中，毛泽东生前打破美国对中国月牙型包围的努力，就此全部付诸东流。整个美国军界一片欢呼，欢呼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军事奇迹——一个大国成功地从军事上包围了另一个大国。……什么反恐合作，更是不着边际，中国新疆、西藏的哪一次恐怖主义事件背后没有美国的影子?”[中华论坛，2011年1月23日] 以上这些显然都是美国霸权主义对中国软硬兼施、又拉又打的表现。这种特殊关系，便决定今后中国稍有独立自主的倾向，便会和美国发生严重冲突。这也使两国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会随时增加。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证明，麻痹和畏惧恰恰会增加战争危险。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斯大林以为凭借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能有3至4年的时间进行战争准备，未料想一年多时间希特勒就发动了侵略战争。当时不少迹象已经相当明显，可斯大林就是不相信战争迫在眉睫。他不但未做出相应部署，还要求一线部队按兵不动，“不给对方提供挑起战争的口实”，致使战争初期苏军遭受重大损失。再如德国军事历史学家汉斯伯格所说，一些中国人“一味强调自身的弱点而畏惧对抗，这本身就是中了对手的讹诈之策。就保卫钓鱼岛战略而言，中国人并没有看清美日对中国的恐惧，处处强调韬光养晦，结果导致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财讯网，2012年8月19日]。这就是说，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只有不怕可能发生的战争，认真做好必要的准备，具有打赢战争的信心和能力，才有可能遏制战争、赢得和平，从而赢得发展。

　　对于这一点，现在有清醒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了。例如张召忠将军说：‘犯战略幼稚病’的那些假道学者利用媒体和学术交流麻痹中国人，让许多崇洋媚外的汉奸成为美国节制中国的‘内鬼’。所以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看清敌人的两面性，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今日关注，2012年8月4日]。李慎明同志认为：“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前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 [大学网，2012年9月20日]

　　多年来一直充当中央智囊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今年9月3日在多家媒体上大讲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社会矛盾爆发临界点”。这实质上是说，当今中国已从“经济崩溃边缘”进一步恶化到整个社会都处于崩溃边缘的地步。解放军上校戴旭同志指出：“韬光养晦的结局是事与愿违。西方人在极力克制了二十多年之后，终于一把撕下伪装露出了狼外婆的狰狞嘴脸。炸馆撞机，杀气腾腾的美国佬率先打到中国人的家门口来了。不仅这样，美国还和他们的西方盟友们痛下杀手，挥刀斩断了中国伸向全世界获取能源的绝大部分触角。”所以，“2020至2030年中美必有一战” [四月网，2012年2月20日]。连美国军人也公开承认这一点。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决策参谋部主任马伟宁认为，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地方我们没有什么共同利益，所以很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我们不可能避免下一个冲突”[环球时报，2012年8月15日]。

　　范景刚、南飞雁等同志提出，只要我们既不犯左倾幼稚病，又不得右倾依赖症，今后5至10年，将会是马列毛派和人民群众的战略机遇期。江苏的卢子凯、河南的葛立英等同志认为只要我们善于因势利导，掌握主动，能够喊出最得民心的口号，干出老百姓最需要的事情;吉林的王国军、北京的聂常胜等同志认为只要我们在党内健康力量呼唤人民支持时给予应有的帮助，使体制内外更好地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在这个战略机遇期里大有作为，把它变成战略决战决胜期。

第八，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表现在哪里?

　　十八大报告认为，十年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继续推进”，党的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表现在哪里?

　　一些人大肆吹嘘这些年抓了越来越多的贪腐大案，处理了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以此来证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但是，和新中国的前30年腐败现象基本绝迹相比，这能证明反腐能力的提高吗?惩罚的腐败分子越来越多，难道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表明遏制不住腐败增多的势头吗?

　　他们大肆吹嘘这些年出台了越来越多的法律，严惩了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以此来证明党的战斗力的增强。但是，和新中国前30年那种良好的治安环境及社会风气相比，这能证明维稳能力的增强吗?惩罚的犯罪分子越来越多，难道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表明遏制不住治安的持续恶化吗?

　　他们极力宣扬这些年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党员，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党组织，以此来证明党的建设的加强。但是，和新中国前30年那种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相比，这能证明党的建设加强了吗?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都越来越嚣张，难道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党的建设被削弱了吗?

　　根本性的问题是，能不能说共产党不再做革命党了。多年来流行的说法是，共产党要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这实质上是说，革命早已结束了，共产党不应再领导革命了。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呢?

　　共产党是以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党，在这之前，它必然会一直坚持革命斗争。当然，革命有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的不同，但是经济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都是革命，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最基本的常识;一直都是全中国和全世界所有人的共识，一直都是没有人提出过疑问的事实。例如马克思历来强调：“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2页]连党的十一六中全会决议都说：“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现在一些人不仅公开提出“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来“扬弃革命思维”，而且大肆宣扬“中国已经没有能够构成阶级的非人民”，“鲜明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不再，强化信仰的环境消除”[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人民论坛杂志，2012年10月10日]。这是不是主张把共产党演变成戈尔巴乔夫那种修正主义党呢?这样一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原理，就被看成过时的甚至左倾的东西;坚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真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就被看成僵化、保守、极左分子;主张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就被看成新潮的、现代的、与时俱进的东西;坚持搞补课式、西方化改革的瘟神们，就被看成思想解放、勇于创新、敢于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家了。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党一直是禁止不放弃剥削行为的人入党的。例如1952年6月9日的中央文件强调：“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剥削行为，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1956年9月16日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 1989年8月28日中央在《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强调：“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有企业主入党”，因为，“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不是全民党，在党的性质上不能有任何含糊。”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也说：“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如果让不愿意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但是后来却大量吸收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入了党。“2004年资本家中的共产党员比例进一步上升到33.9%”[李成瑞，东方红文粹，2012年7月]。党章也把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加上了同时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不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已变成全民党，而且变成了民族党呢?

　　当前，对党的执政能力是否提高的一个重大考验，就是……（此处省略几段）给全国人民一个应有的交代，对于反腐除奸，整党正本等等，都将是一个重要突破口。打好这一仗，对于树立党的威信，取信于民，都具有特殊意义。否则，它将是一块特大绊脚石，拦住我们前进之路。何去何从，人们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