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这种“改革”能不能发展社会主义? 十八大报告说：“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确实，真正的改革必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邪路派主张搞的补课式、西化式改革，则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 美国著名教授科兹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中说：“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这里所说的“精英集团”，指的是高中级干部[包括高中级军官、高级企管人员、高级知识分子等]中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人。他还指出，苏联剧变时，82%以上的人民群众是反对分裂苏联、反对搞资本主义的。但由于在10万左右高中级干部中有76%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这些人掌握着权力，最后终于发生了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 由此可见，如果不从人民利益出发把是否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即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检验改革的政治标准，相反却从“精英集团”的利益出发把改革演变成“改道”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导致用“以官为本”取代“以民为本”，就是说官僚资产阶级精英把自己的利益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最高标准，直至把“以官为本”公开变成“以资为本”，全面复辟倒退。 值得注意的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主体地位被改掉，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往往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进行的，就是说，它是通过所谓“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上平等竞争”实施的。本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能按这条规律办事。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承认并遵循这条客观规律的表现。而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决不会容忍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们却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提供依据，并且采取给私有制企业特别是给西方资本提供大量优惠政策，同时千方百计去卡国有企业脖子等手段促进这种取代。因此辛子陵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报禁党禁，实行民主宪政。”[转引自东方红文粹，2012年9月]他所说的开放“党禁”，就是指实行西方国家那种多党制。所以老百姓一语道破：“改革就是私有化，开放就是西方化”。这种所谓的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到底是发展还是破坏呢?让我们做一个简要分析。 它改掉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例如，“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结合起来解决技术难题，就被基本否定了;对于地震的群测群防体制，也可以说是基本改掉了;比较有效的反腐倡廉机制，也改得不灵了。 它使新自由主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这三点，曾被“主流经济学家”大肆宣传，如“一私就灵”、“不找市长〈政府〉找市场”等等。其影响的扩大，必然会致使改革走到邪路上去。 它使那种必须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主张，长期被说成“极左”、“反对改革”而遭到打压。这样，便使“革了公有制的命”的方向性失误，长期得不到纠正。李敖说：“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其实，西方现代企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生没有饭碗;而中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姓到私企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身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 它导致改革嫌贫爱富。结果，让平民百姓承担代价的改革出台较多，让精英富豪尤其是官僚买办承担代价的改革出台较少。如医疗、教育、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大量推出，使老百姓看病难、子女上学难、买住房难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反腐倡廉体制、防止富豪偷漏税的税收制度等等的有效改革举措，则出台不多。 它致使某些改革的效果不佳。如机构改革，说的是精兵简政，实际上却是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多。就说乡政府，便由原来一般10人左右，增加到现在的50人左右，有些甚至更多。 可见，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它处于初级阶段，也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决不能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私有制、市场调节资源分配、劳动力成为商品、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尤其是剩余价值为经营目的;以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为普世价值;以资产阶级专政为政治保障的框架整体。这些，都不是瞎说的，而是资本主义国家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正因为如此，全世界都公认这一点。这里仅举两个例子。英国《现代经济学词典》：“市场经济通常也包括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经济。”《百度“百科词条”》：“市场经济也被用作资本主义的同义词。” 因此，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说：“共产主义是在实行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名义下崩溃的，后二者的价值观同美国相似得出奇。”[转引自东方红文粹，2012年9月]陈云同志曾尖锐地指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陈云年谱] 1990年代初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主编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认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市场经济分为姓社和姓资的”。这实质上是说，西方市场经济并不姓资，在中国也可以搞这种市场经济。中央党校教授杜光最近仍在这样宣传：“按照权威的说法，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两条是论者都承认的，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两个来自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特征，不但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同市场经济相互抵牾、格格不入的。”因此，“为市场经济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反而模糊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新浪财经，2012年10月27日]所以，搞这种市场经济后，便出现了十大问题： 其一，致使一切向钱看现象更加普遍化。随着“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就想”的思想自由泛滥，自然会使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当作空想和左倾加以嘲笑、批判;会使“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甚至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现象增多;会使社会上出现包括军队在内的全民经商狂潮。 其二，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更加严重。由阶级利益所决定以及受到“市场经济万能论”的影响，一些当权者自然会利用市场经济，即表面上大讲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实际上优惠私企、外资，狠卡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脖子，从而逐步演变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李成瑞同志指出：“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2009年只占12.5%，比新中国刚建立的1949年占26.2%还低很多”[东方红文粹，2012年8月]。这当中，“国退民进”和“抓大放小”成了政策导向。在这种大规模、跨越式的私有化运动中，大量国有资产流进私人和外商的腰包。比如，河北保定依棉集团价值4.3亿元的国有资产，当地政府批准“0收购”，分文不取便“卖”给了港商[法治周末，2010年7月15日]。既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现阶段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上述行为便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改旗易帜行为。 其三，致使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更难解决。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随着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资分配自然也取代了按劳分配的主体也位。这样，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的问题自然越来越严重。一切商品化，自然会使商品交换的原则侵入政治领域，使有钱者用钱卖权，有权者用权赚钱，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就拿农村的直选来说，贿选便成了当村官的公开投资。这种权钱交易所造成的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的不断发酵，必然使反腐问题成为“老大难”。所以老百姓说：“反腐反腐，越反越腐;打假打假，越打越假;扫黄扫黄，越扫越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兽性法则，“有奶便是娘，给钱就是爹”;“笑贫不笑娼”之类歪风邪气的抬头，实质上表明为了捞钱可以不择手段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这自然会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群体事件层出不穷。 其四，致使弱势产业更加弱化。例如，由于现在的农业生产规模较小、周期较长、农村多方面的条件较差，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西方资本通过控制饲料生产来控制肉食价格，通过控制种子控制农作物产量，因而中国的“三农问题”尽管表面上有所缓解，实质上“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其五，致使文化、政治受到商品交换原则更严重的侵蚀。随着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影响的疯狂扩大，各级文化单位纷纷解体，私营文化团体大量涌现，其中不仅有大搞淫秽色情的，还有不少是专门攻击、诬陷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特别令人震惊的是，我们的主要门户网站上市后，大量被外资控制。政治领域里的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更是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政治生活领域的表现。 其六，致使改革的一些方面更公开地变质为私有化、市场化政治运动。在“各种所有制经济应当在市场上平等竞争”的主张成为改革的口号之后，通过优惠私有制和外资等手段，自然更容易搞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教育、卫生、住房这些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在新中国的前30年里基本上是免费的，在市场化改革把它们都推向了市场之后，自然会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其七，致使黑市经济更加泛滥。由于“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做法使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以及政府的管理职能大大削弱，黑市经济自然会进一步猖獗起来。比如中国的银行把原始股贱卖給外国资本，使外资短期内获取5至10倍的暴利，而老百姓却根本买不到等等。此外，在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公路收费、公共资源开发(房地产、矿产)等等之中的权钱交易黑市，也相当“兴旺”。 其八，致使与国际接轨变成“接鬼”。加入“世贸”后为了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接轨，中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农产品包括美国转基因大豆、影片、书籍等等的进口，使群众深受毒害;进一步创造招商引资的“宽松环境”例如在一些“改革家”关于应当不惜牺牲一代妇女来换取经济发展观点的影响和在政府的默许下大搞色情服务，使数以千万计的妇女惨遭祸害;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原来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转型成了为西方国家提供廉价商品的“外向型经济”。这样早在2008年，对外贸的依存度便达到70%以上，几乎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的是，党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这种“经济改革成果”，还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即让中国不仅做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老百姓把这叫做“接鬼”，显然既形象又生动。 其九，致使经济建设受到更大破坏。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一般是在事后，所以往往造成严重的浪费和损失。例如前些年绝大多数省市区都上彩电项目，结果便出现了彩电大量积压，开工率只有一半的恶果。至于蔬菜、水果由于一哄而上导致供过于求而大量烂掉，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倡导追求短期行为和个人私利，科技领域经过市场化改革，大量具有前瞻性的科研项目被搁置，不少应有的多地区、多行业的大协作也很难搞起来。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多次强调，采取“投资性拉动经济”策略大搞的基本建设即“铁公机”，这种不顾产出的恶性投资并没有搀扶中国经济走出陷阱，因而为了弥补经济实际崩溃的巨大漏洞，不得不连续出台向百姓转嫁经济负担的所谓“改革政策”，诸如各类加税政策，使税收增幅每年竟达20%以上。即使这样，仍不能维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便又开始陆续将本来应该在税收中支出的国民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养老成本、住房成本推卸给社会让老百姓自己承担。到上世纪末实在运转不过来了，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将手伸向养老保障金;中央政府只好默许地方政府卖地度日。“城市化”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出来的怪胎。出口不行了，内需没起色，投资没钱了，这就是一些地方目前面临的经济现状。可见，如今的大危机，正是过去几年“大冒进”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还指望靠这条老路走出危机，最后只会陷入日本式的三十年大萧条。他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只要实事求是地承认以上基本事实，就会认为这里所列“市场经济的九大罪状”，并不属于凭空捏造，而是站得住脚的。否定不掉这些基本事实，就证明把搞市场经济吹嘘成“新的革命”，“一大创新” “代表中国社会进步的路线”， 是错误的。 此外，即使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举措的真正的改革，它的作用很大，但也不是万能的。正像列宁所说真理多迈出一步便会变成谬误一样，把改革的作用无原则地过分夸大，就会把它妖魔化。如果改革真是手到病除的万应灵药，还会发生“不问姓社姓资”这种把“什么是改革，怎样搞好改革”即改革本身都被搞乱了的问题吗?如果真是威力无边的魔术法宝，通过反复改革之后，我们的股市、楼市等等，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如果真是推动一切工作发展的唯一动力，还会发生道德滑坡、风气变坏这类复旧倒退的现象吗?可见，消极腐败、两极分化、冶安恶化、物价飞涨、国资流失、自由化猖獗等等的客观存在，都证明改革代替不了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政治工作、党建、纪检、政法的作用;代替不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稳定，更代替不了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不能超越法律，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违背人民利益。如果它造成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老百姓是不会饶过制造动乱者的。用极左的手法把改革吹成神话，制造出“改革迷信”，只讲“改革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动力”甚至“只有改革才能发展社会主义”而不讲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革命等等是动力，既贬低了四项基本原则等等的作用，又丑化了改革的形象，还乘机以改革的名义搞“补课”，所以特别值得警惕。 为了掩盖这些问题，搞乱政局，逃脱惩罚，浑水摸鱼，西化派当前正特别卖力地推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是实行西方国家那种多党制。要弄清西化式政改是什么样子，首先必须看一看他们所要照搬的美国普世价值所主张的多党制民主的特点和实。 它的多党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党专政制。由于长期进行残酷镇压、重金收卖、灌输洗脑等等，美国逐步形成了确保民主党和共和党牢牢掌握政权的格局。连美国前总统杜鲁门都承认，“美国的两党制就是两党合作制”，“实质就是一党制”[乌有之乡网，2010年8月9日]。可见，二者同属资产阶级，只是在策略上稍有不同，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党即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组成的民主共和党。要真实行多党制，就应当允许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即主张推翻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公平竞选。可是资产阶级却一面残酷镇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千方百计确保“民主共和党”的执政地位;一面大肆宣扬美国实行的是允许任何政党参选总统的多党制，这就暴露了它的虚伪性。 它的直选制实质上是掩盖资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资本决定制。从表面上看，在美国不仅人人可以做总统侯选人，而且人人可以投出自己的一票去直接选举总统。实际上，事情要复杂得多。就拿前些天这次总统选举来说，“美国政治阵营今年在联邦政府选战的花费将达60亿美元”[参考消息报，2012年11月2日]没有大财团的支持，谁能玩得起?并且，万一当选的人不符合大财团的要求，他们还会采取其他手段换人。如总统肯尼迪便因为想把大财团控制的货币发行权夺回政府手中，被打碎了脑袋，并且死了连调查档案都不公布，至今封存。可见，直选制只不过是资本决定制的遮羞布。 它的选举史实质上是制度性腐败的恶性发展史。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共选出40多位总统，其中有24位起码和另一位总统有亲戚关系，30位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当中有交叉]。就此来说，美国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是家族统治和门阀政治。近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司可以在竞选期间打政治广告，而且不会给它们为此花费的资金设定上限”。美国国会议员艾伦说：“这将使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合法化、制度化”[转引自司马南《民主胡同40条》，第307页]。这证明，他们宣传只有实行多党制才能防止腐败，是个用心阴险的大骗局。 它在多国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实质上是在策动“颜色革命”。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在美国发表过一篇以“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为核心内容的演讲，认为在苏联瓦解过程中，美国及英国情报部门“观念上斩首”的行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指用西方的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取代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权观。 由于西化卖国集团搞的政改是要照搬美国这一套，所以如果这一图谋得逞，以上四点自然便会成为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四个结果。联系西化派的所作所为，可以更充分地证明这一点。这主要包括：他们在《零八宪章》中提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造成了“普遍贫穷和绝对集权”，因而要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实质上是要使国家分裂和解体[多维新闻网，2008年12月10日];积极策动对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叫嚷“先狙杀毛左，后走上正路，这是对人民负责!棋局无解，唯有奇峰突兀。”[见凯迪网开设的屠杀左派讨论专栏，2009年5月9日] 由此看来，由于敌对势力相当猖狂和强大，如果不对他们实行专政，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连一天也维持不住，因此人民自然要把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看作自己的民主权力。这就是说，民主的实质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还是由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当家做主;是由代表极少数剥削者的政党还是由代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政党执政。由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代表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因而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导师们之所以一直强调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精髓。毛主席强调要把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搞清楚，否则就会变成修正主义，也是这个意思。不理解和坚持这一点，就不是真懂马克思主义、真坚持社会主义。因此，按照“大领导”的“西化政改救国论”搞政治体制改革，用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等等那一套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不但解决不了反而肯定会加重贪污腐败、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等等，直至导致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灾难在中国重演。并且由于国情特殊，中国内乱、内战的局面要比苏联严重得多，造成上千万甚至上亿人的伤亡都有可能。到那时列强甚至一些小邻国都会乘虚而入来瓜分一块领土，我们美丽可爱的神州大地，将成为新型殖民地或者敌占区;那时的人民大众，将成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所标示的那种被殖民者或者亡国奴。请稍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孙都认真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悲惨的情境啊!正如一位台湾社会活动家所说：“那些‘民主斗士’认为，一党执政使权力得不到遏制，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请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正因为这样，十八大报告强调“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是应当肯定的。
笫六，两种发展观的区别及对立表现在哪里? 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但是，在怎样理解和坚持“以人为本”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回答是不同的。 共同富裕模式和两极分化模式的斗争，实质上反映了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和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的区别和对立。民生为本，实质上就是以民为本。因为，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既要求在人和物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又要求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坚持以绝大多数人即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即以民为本，而不能由以物为本，滑向以GDP为中心，甚至以资为本。 这样把以民为本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抓住了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生、民主等等的基本理论观点，所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可见，这种以民为本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符合占人口99%的人民群众利益的模式。而以资为本的发展模式，则是一种只对占人口1%的剥削阶级有利的陈旧精英主义模式。只有当发展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逐步提升的生活水准，它才算是有益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权利上存在着社会不公。这个社会不公模式下的这种经济畸形发展必然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省吃捡用却过得苦哈哈。这面临一个叫做“内需不足”的困惑，那就是国内老百姓的消费越来越拉不起来。而这个畸形的经济结构不是靠一些小打小闹轻而易举扭转的。 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的对立，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还是反对以公有制为主体。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如经济学家陈志武公开大讲：“按美国的经验，‘以人为本’经济发展观首先是要让每个人‘有所有’。在中国实现‘以人为本’的根本也应该是让私人拥有更多的产权”[《谈和谐社会》第2页]。可见，资产阶级虽然也讲发展“以人为本”，但实质上是以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为本。而资本家所追求的发展，就是由以物为本到以钱为本再到以资为本，并使资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增值。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则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最根本的制度;以公有制还是以私有制为主体，是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讲发展，最根本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和发展什么样的所有制。既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决定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现阶段根本的一条是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公有制经济，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包括口头上讲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实际上使私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都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是复辟倒退。 [二]坚持还是反对搞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认为，只有保持贫富差距，才有利于调动和发挥精英们的聪明才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唯其如此，他们的代表人物才特别害怕搞共同富裕，称之为“亡国之道”。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则认为，共同富裕，是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都要坚持按劳分配，在它的初级阶段，则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保证大家在收入上既有所差别，又避免两极分化，从而使生活水平共同提高。所以，毛主席早在建国之初便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人民群众是经济建设的主体和最大动力，不能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共同提高，而是极少数人非法暴富大多数人受穷，就会扼杀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发展。更根本的问题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如果长期分配不公，使两极分化恶性发展，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那就使改革走上了邪路，就是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正如王伟光同志所说：“目前贫富差距已经出现明显加大的趋势，各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根源上来说与之有关。世界各地出现的动荡，实际上也是因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所致。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博客中国，2012年8月28日] [三]坚持还是反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是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主张完全市场化，由市场决定一切的。因此，常海思同志指出：“它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结果，只能是私有化、市场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分享发展成果”。同时，“它离开公有制、计划经济来谈统筹兼顾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东方红文粹，2012年7月]。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则认为在现阶段应实行陈云同志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当然，这要根据当前的新情况，有所创新。 [四]坚持还是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认为，只有跟着美国走才能富起来;只有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只有两头在外，依赖外需和外资，才能实现现代化。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西方国家陷入资本主义大危机时喊出“只有救美国才能救中国”，才使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则认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是直接决定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背弃自力更生原则，走附庸化的道路，是自寻死路。 | 
